田飞龙:柏克的教诲与新改革的方向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15-12-05 08: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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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在英国历史内外,柏克都是复杂的,但又是绝然绕不开的。马克思曾以“马屁精”和“受贿者”将柏克一脚踩低,拉斯基却以“他为他那一代的政治哲学带来了方向感”将其高捧入云,丘吉尔更是以“政治的一致性”将“自由的柏克”与“威权的柏克”两面合一,安德烈·纪德则以诗人般的语言将柏克比拟为矗立于洛克、休谟、斯密等启蒙群峰间的一座更为高耸的峰峦,愈走远才愈加凸显。确实,柏克是启蒙洪流中的一朵奇葩,又是保守逆流中的异议者,他太相信自己的天赋、直觉与判断,太忠诚于内心对光荣革命之保守智慧的膜拜,太热爱英国宪制中自由与秩序的精妙结合。

   在启蒙洪流中,他不是从“善”如流的激进派,也不是激流勇退的卫道士,而是立住脚跟的“中流砥柱”。正因如此,真正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对他既激赏,又不满,从他那里能够得到某些安慰与养分,却又绝不可能满足。柏克游走徘徊于“老辉格党人”与“新辉格党人”、甚至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之间,对其进行精确的政党与思想谱系归类,历来是政治家和思想史家的棘手难题。他是思想界的一只刺猬,曲高和寡,特立独行,少有同伴。他的保守主义是秩序与自由、传统与变革之间的一种中道。为此,他在政治上并不成功,在思想声名上也远不如同时代的启蒙健将。故而,他的伟大只有在足够的历史距离之外才可“越过”启蒙群峰而愈加凸显。《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就是诺曼议员立足当地观测点对这位保守主义先贤的隔空礼赞。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称这部传记为“一份迟来的重估”,然而唯有恰如其分的“迟来”,柏克的思想“峰峦”才更显高耸。          

  

  

   柏克的法律之缘

  

   只有英国才会产生柏克,所谓的“时势造英雄”。柏克是爱尔兰人,父亲是新教徒兼律师,母亲是天主教徒,这种混合联姻对柏克的宗教宽容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其毕生致力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非暴力”解放事业以及对激进革命的内在抵制。柏克按照父亲的安排学习法律并试图进入实务界,但法律一直无法在其内心扎根,他真正的热爱在文学与政治,在观念领域的交织打磨和实践领域的纵横捭阖,他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当时小型文学俱乐部的漫谈和交游。柏克是一个从爱尔兰逃离进入伦敦的政治青年,也是一个从法学院逃逸的哲学青年。只有到了伦敦,他的才华与机运才有了充分展露的空间。诺曼议员的传记非常精彩地呈现了柏克的逃逸、寻找与安顿。

   1750年代的伦敦是藏污纳垢之地,卖淫、通奸、私生子、投机家、野心家横行,启蒙带来的价值秩序变动及其道德社会后果正在呈现,新的规范与秩序还在复杂生成之中。不过这里也是思想自由、文化开放和政治开明之地,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欧洲大陆哲人都曾以无比艳羡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光荣革命之后步入自由与繁荣佳境的岛国,并普遍存在对英国宪法的理想化。柏克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来到伦敦,同时经受着两方面的冲击和塑造:第一,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潮及理性乐观主义精神,英国并未幸免,内部亦潜藏激进主义暗流;第二,柏克自身教养及英国普通法保守传统。两面冲击最终塑造成了柏克的中道保守主义。英国自身文明的独特历史与发展经验构成了柏克保守主义的主要来源。

   英国人主要是一个法律民族和历史民族,它之所以区别于罗马法、日耳曼法等大陆法及其笼罩下的大陆民族,根源在于普通法及其历史心智。国内著名法政学者兼翻译家冯克利先生曾从普通法路径讨论保守主义的法学来源,可谓慧眼独具。波考克在《古代宪法与封建法》中对普通法心智亦有来自法律史的妙解。柏克保守主义教诲中对古代宪法与秩序的尊重、对多代人智慧优先的坚持以及对渐进式变革的选择,恰与普通法心智完美结合。从法学院逃逸的柏克,恰恰是以一种独特的保守主义哲学方式表达了对早期法律学习及英国法律文明的高度礼赞和认同。就像他远离爱尔兰却更深眷恋爱尔兰一样,他远离法律实务却更深理解和守护着英国法律文明。      

   柏克的法律之缘并不限于以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方式提升普通法的学理层次和影响领域,更在于其以长期议员兼辉格党精神领袖的身份从事的英国议会与法律改革。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政治还不是规范的大众民主与政党政治,那是19世纪以后的故事了。当时的英国政治是高度“派系化”的,是“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的混杂状态,党派分际并非显著的政治原则标准,而常常取决于政治庇护与政治利益的偶然结合,而且受到宗教立场及王室特权的极大影响。诺曼议员称赞柏克是现代政党政治的理论教父和实践先驱,其理由即在于柏克的“公益政党观”和对罗金厄姆辉格党作为现代政党“原型”的精心打造。柏克借助其议员与党派背景,几乎参与和影响了1760—1790年代所有至关重要的英国议会立法,以其对英国法律与政治文明的中道保守理解贡献于英国的议会政治。他是当时英国政坛最为活跃和知名的小册子作家和议会演讲名家,对英国议会政治和法律改革的影响颇为深刻。尽管他的实际政治成就有限,但其言行却树立了永久的保守派议员典范。他晚年最大的贡献是穷其全部智识和政治力量,不惜与本党党魁决裂及退出议会,而成功抵制了法国大革命风暴中“英国法国化”的激进倾向。柏克深明议会主权时代之议会政治与法律秩序的复杂互动关系,以政治一端的致思和行动从更高处捍卫了英国的普通法文明。这是从法学院逃逸的柏克对英国法律之深刻而独特的爱。

  

  

   当代英国人的柏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人物都是当代人内心的一种自我想象和建构。柏克也不例外。柏克生前以无畏精神投身英国政治,雷厉风行,敢作敢当。从思想上看,他是最大的成功者,其身后吸引辉格党和托利党竞相对其进行思想归类上的“统战”,无人敢于完全否定他,也无人敢于完全接纳他,因为他比后来的任何一个脉络的解读者或实践者都要开阔和广大,他的思想“峰峦”是愈远愈显的。从政治上看,尤其从功利指标考察,他乏善可陈,几乎未能稳定担任任何重要职务,在党内亦无特别之政治名分,而其毕生参与的解放爱尔兰天主教徒、反对英国北美政策、反对王室特权、弹劾黑斯廷斯以及反对法国大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亦只取得较为微弱的成果。尤其是他耗费十余年弹劾黑斯廷斯之印度暴政行为,竟然最终毫无结果。他对东印度公司与黑斯廷斯的控诉显示出对英国法中正义与人道原则的坚守,但在政治上十分不智,因为数量庞大的英国权贵都从东印度公司黑斯廷斯的暴行中获利,弹劾他几乎就是与整个帝国官僚体制作战,利益盘根错节,成功希望渺茫。而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英国政争中,其坚持原则而造成本党分裂,亦显示出政治上的真诚与风骨。  

   诺曼同情地理解柏克,也真诚希望英国当代政治变革中重新接引柏克的中道保守心智,包括其铮铮风骨。在当代英国人诺曼眼中,柏克的深刻教诲并未也不应当远去,可谓历历在目,言犹在耳。诺曼对柏克的思想重访是与英国政治和宪法的当代困境密切相关的。

   当代英国宪制及其保守主义传统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第一,英国的保守宪制以其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系与帝国秩序为前提,而欧盟整合引致的“英国欧陆化”难题逐步改变和侵蚀着英国政治传统,是否退出欧盟构成英国议会政治的核心辩题,保守派首相卡梅伦连任及推动的退盟公投可视为英国保守宪制自我维护的一种政治努力;第二,公投文化在英国宪法政治中的兴起是保守主义政治文化的一次灾变,是英国政治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苏格兰公投”之政治阴影并未散去,启蒙世界观下的政治激进主义在英国内部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第三,诺曼所谓的“自由个人主义”对英国社会团结、社会资本及青少年的原子化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英国公民对政治与社会的疏离感,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政治社会危机,伊斯兰国对英国青年的吸引力就是一例;第四,英国宪法的结构性改革面临巨大分歧,“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路线争议无法消解。重温柏克,正是保守派议员诺曼面对上述政治焦虑与考验的积极反应。

   在此特定语境下,诺曼归纳出了当代英国人应予严肃重思或接纳的柏克教诲:第一,社会性自我(social self)观念,聚焦于将个体联系于社会的各种关系范畴和传统机制;第二,社会秩序(social order)法理学,即以社会秩序而非自然权利作为建构一种稳健可靠之立法法理学或改革法理学的基础;第三,秩序自由观(ordered liberty),即自由的制度实践必须以尊重特定社会利益与传统为前提;第四,公益本位的政党观与实质代表观,这是柏克政党理论与代表理论的内核;第五,保守主义文明观及对多元社会文化秩序的尊重,主张文明的传统属性及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第六,对激进主义一以贯之的思想批判和政治对抗;第七,对王室特权与社团特权之滥用的坚决抵制和政治狙击;第八,多代人正义观与智慧观,认为法律、正义、秩序与智慧是死者、生者和未出生者的共同财产。

  

  

   新改革的方向感

  

  

   从来源与气质上讲,保守主义本身具有地方性和乡土性。在1840年之西方刺激到来之前,中国思想界似乎很难产生严格的保守主义,因为之前的秩序与文明具有“超稳定结构”,具有高度连续性和包容性。致力于将“天下”概念予以政治哲学建构的赵汀阳教授更是努力地将“中国”做成一个政治神学概念,赋予中国文明以别样的“神圣性”。当代大陆新儒家更有复兴“政治儒学”乃至于“宪制儒学”的新时代志向,“中华孔圣会”的成立因而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中国保守主义思想事件。然而,以儒家传统为主干的中国保守主义曾经在一百余年前的“刺激—反应”(费正清)历史条件下,在当时之政治文化精英的“救亡图存”的生存理性之下,遭遇全面溃败,科举制被废除,经学成为普通学科,康有为国教运动失败。

   保守主义事关文明,兹事体大。因此,对柏克的思想甚至政治关注在改革以来的中国学界日益升温。1990年代有自由派刘军宁先生的《保守主义》及柏克阐释,继而有保守派蒋庆先生的反驳和再阐释。在中国,柏克同样遭受了左右分抢和不一致性难题,就像曾经的本国遭遇一样。拉斯基所谓的柏克为当时英国带来一种“方向感”的礼赞并非夸大,而是历史真实。那么,柏克之于中国学界乃至当下的新改革,是否也可能为我们带来一种“方向感”和清新气息呢?

   我在读博期间曾经由对美国革命与宪法背景理论的追索而找到潘恩,重译潘恩,在其《人的权利》和《理性时代》中领略了启蒙激进主义的思想风采,亦曾一度倾心。而立之年,我有机缘亲近柏克,阅读原著,译介诺曼此书,感受极深。潘恩短促有力,片面深刻,而柏克绵长中和,整全稳健。以我今日的学识与审美,当更以柏克为思想挚友,也确信柏克之于当代中国可以提供一种消解百余年激进主义狂飙突进带来的人心浮动与政治失衡的方向感。大国崛起必仰赖厚重的文明根基,才更具普适性、确定性和可接受性。如何与传统和解以扩展和重构当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是中国转型体制的根本性焦虑与方向。  

   当然,柏克之教诲在中国的恰当呈现与作用,还需要加以理智限定:第一,保守主义主要作为一种方法被接受和运用,而不是作为一种英式或其他来源的实体价值甚至意识形态被全盘承继;第二,保守主义侧重于以社会秩序和历史理性来节制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寻求对主权政治和自由个人的两面规训,以恢复和维系一种相对宽和的文明政体;第三,保守主义用来对冲和治疗激进主义但不是取消激进变革带来的全部政治遗产或体制,不是反对中国既已形成的现代性格局,而是将其遗产与格局重新放置在一种宽阔的保守心智之中,建立一种面向历史与未来的新改革哲学;第四,大陆新儒家推进的“政治儒学”运动意在使儒家传统“重新公共化”,是对海外新儒家之“心性儒学”的合理且必然的超越,是中国保守主义进入公共领域和新改革时段的重要分水岭,但需要克制其“定于一尊”式的国教化想象,寻求一种基于社会治理和有限国家治理的中道宪制定位,为此需要恰当诉诸柏克心智以自我调校。

    

   总之,诺曼议员从繁复的柏克小册子、书信、友人记忆、早期传记、逸闻趣事中为我们重新请回了这位在启蒙洪流中立住脚跟的“中流砥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当代英国人因足够距离而观测到的柏克思想“峰峦”。柏克的中道保守主义心智及其改革哲学,经由诺曼之笔而生机盎然,中国读者当可循此更可靠的思想线索进入对柏克的深读模式,“柏克热”当成为中国人改革心智结构性升华的一次集体训练。  

  

  

  

   (原载《新京报》2015年12月5日,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中译本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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