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公有制与中国物权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18-03-27 11: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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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进入专栏)  

  

   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中国物权法,要不要充分考虑公有制的现实,是中国物权法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之一。目前,物权法学者对此多持回避的态度,似乎公有制与物权法无关或关系不大,这可能出于两种情况:一是一些学者并不认同公有制,但碍于公有制的政治意义,不便公开拒绝公有制对物权法的影响,或者企求以物权法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二是一些学者虽然认同公有制,但由于公有制在计划经济时代被折腾得灰头土脸,为了划清界线不得不对公有制保持距离。毕竟,“左”也是一顶沉重的帽子。然而,问题并不会因为回避而得到解决。

  

   一

   评价公有制本身属于政治学的问题。公有制被认为是与私有制截然对立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包括资本主义者,都习惯于以私有制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代表社会主义社会。西方政客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时,无一不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内容和目的的所谓私有化为开路先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生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幕足以说明私有制的政治价值。同样,中国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中,无论怎样与国际接轨,始终没有放弃公有制这面社会主义的旗帜,公有制被写入了宪法,成为中国现行宪政体制的核心内容。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评价公有制不是法学当然也不是物权法学的任务。

   但法学者难免涉及公有制这根敏感的神经。这首先是因为学者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认同公有制或不认同公有制。由于专业领域的不同,法学者的政治立场多形成于感性认识,很少是深入系统研究公有制或私有制后作出的理性判断。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革”动乱恰恰发生于公有制的环境下,也由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恰恰都以私有制为基本的经济制度,社会上流行着对公有制的怀疑和抵触情绪,这些情绪会影响许多人包括法学者。同时,公有制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制约着各部门法的活动空间,当某一法律制度的安排与公有制的宪法约束力有所冲突时,如何调节和解决就摆上了桌面。中国的具体法律制度多数引进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私有制条件下运行的法律制度未必能在公有制条件下顺利运行,一些法学者或许会考虑修改具体的法律制度的设计方案,另一些法学者或许就会考虑公有制本身的合理性。

   我不想在这里为公有制辩护,以公有制在中国现行宪政体制的地位也不需要辩护。但我愿意申明我的政治立场,尽管也是出于感性。在我看来,公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其实不过是一个国家和人民在一定时期内依据自身的历史条件所作的选择。如果放下人类最终社会形态的争论,那么,在五十年、一百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评判出公有制与私有制孰优孰劣。公有制比较崇尚公平价值,故须依赖市场经济机制以弥补其在效率价值上的不足,私有制比较崇尚效率价值,故须引入社会福利与保险机制以弥补其在公平价值上的短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哪一个国家都难以维持纯粹的公有制或私有制,中国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格局,西方国家其实也是以私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直率地说,目前有关公有制或私有制的批判几乎都是政治热情的产物,多是将公有制或私有制妖魔化。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选择了公有制,我认同这一选择。因为中国有过几千年的私有制历史,并未使中国人民丰衣足食,翻开史籍,满目可见的是中国人民极其穷困的生活,连亚当• 斯密也感慨中国人民的贫穷[2]。转机正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有过近三十年的政治决策错误,但中国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仍逐级提高,而改革开放仅仅二十多年,中国就基本实现了小康,实现了“温饱”这个中国人民两千多年来一直追逐的目标[3]。现在国际上很少有人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正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取得的。退而言之,既然私有制在中国已试错了几千年,为什么就不让公有制在中国试上几百年再作结论?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给一些人带来了改变中国公有制现状的希望。他国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是他国的事,在中国搞这样的私有化是没有出路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进程造就了一小批富豪,而这些富豪大多数是原来掌握权力与资源的权贵政要——俄罗斯的六大富豪中就有四人[4]。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国家象前苏联那样巨大的国有资产瞬间成为少数人的囊中之物。曾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改革方案的美国萨克斯教授承认:“我过去对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捷克、1993年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5]。私有化成全了少数特权者掠夺人民多年积累的国家财富的梦想。俄罗斯人也许能忍受,但在中国社会,一定会引起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和无法控制的社会动荡。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对贫富悬殊的忍耐力有限,每当地主豪强兼并土地以致于大量农民变成饥民、流民时,总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每一次给中国的生产力带来严重破坏的战乱中,农民一方总以“均贫富”为正当性标志号令天下。从现实上看,十万亿国有资产和公有的农村土地构成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物质基础。中国正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国有资产的运营为离乡的农民提供了众多的岗位,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进城的农民预留了生计上的退路,所以,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至今能顺利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搞私有化,不说瓜分公有财产本身就是一场血腥的掠夺和争斗,问题在于国家还有多大能力承受失去土地的农民突然涌入城市?前几年春节后区区五百万民工涌入广东就紧张了一阵,如果有几千万农民短时间内失去土地而成为流民,局面将不可收拾。毫无疑问,私有化将加速农民失去土地,因为农民一旦面临生病、灾害和孩子上大学时通常只能廉价出卖土地以济一时之需。

   法学者不仅应对国家和民族负有责任感,还应明白自己的职业使命。法学者不是革命者,法学者只是在现行宪政体制的框架下寻求公平与正义,而革命者总是以打碎现行宪政体制的方法重新安排公平与正义。当法学者认为现行宪政体制无法容纳其心目中的公平与正义时,或许转向改变现行宪政体制,这时候,他其实已成为革命者。马克思学法律出身,还写过十分精彩的法律文章,当他发现自己所学的法律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时,他投身到了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中。马克思显然很清楚自己的角色转换,因而从不自称是一个法学者。不认同公有制无异于不认同中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不认同中国的宪政体制,大可不必谈论中国物权法。这不是设置政治禁区,而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学者,他应该先放下物权法而去解决宪政体制问题,正如拿破仑是从硝烟滚滚的战场回来后才制定法国民法典那样。

   物权法是一个国家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决定物权法的根本因素是一国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1804年,法国“本质上还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6],因此,法国民法典不厌其烦地规定农具、种子、稻草及肥料为不动产。1900年,德国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其钢铁产量、铁路总里程和科技发明数量都居欧洲首位[7],火车、有轨电车和工厂标志着德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体财产的范围和价值大大拓展和深化,因而德国民法典不再罗列具体的财产,而概括为“有体物”并将物权法定位于有体财产法。同时,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对物权法产生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对所有权的关怀无微不至,以致于物权法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晃悠着所有权的影子,物权法几乎成了所有权法。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财产归属的强烈渴求分不开。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也是私有制,但都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其财产归属受制于身份而缺乏严格的私有意义,一道圣旨,再大的官、再富的商顷刻之间可以倾家荡产,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资产阶级革命造就了以财产归属为唯一尺度的真正的私有制,所有权绝对因而成了法国民法典的三大原则之一,即使是德国民法典,对所有权也仅仅只提“限制”而不提义务。历史告诉我们:物权法不可能不受基本政治制度的影响。

  

   二

   公有制在中国的实践直接形成了作为中国经济支柱力量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01年底,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42408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4%,职工人数为5141万人,是同期私营企业职工人数2713万人的1.89倍。中国的农用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不仅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而且为九亿农民提供了安身之本。物权法学者普遍看到了这一事实,因而大多数倾向于物权法应明确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这无疑是正确的,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经济作用如此重要,物权法当然应予重点关注。有的学者担心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进入物权法会导致不同财产之间的不平等,似乎忘记了中国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机制不允许不同财产之间的不平等,没有这样的自信,怎么立法都不管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其实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共有,但因其存在较为广泛,一些学者不惜浓墨重彩,让其在物权法中出足风头,而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却被一些学者推出物权法门外,两相比较,未免厚此薄彼。

   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进不进物权法,其实是个表面问题。西方国家不是没有国有财产,布什总统肯定不会认为白宫是他家的财产。法国、英国也还有国有企业,不少西方国家出现过类似于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组织。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都不体现公有制的内容和价值,其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量不重,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殊性可忽略不计,因而以私有制条件下的通行规则处之无甚不便。中国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一开始就与公有制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到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在半个多世纪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价值与作用,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现象和问题。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立法者显然缺乏“远见卓识”,没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相应的、合适的物权法规则,以致于奉大陆法系民法制度为圭臬的物权法学者见着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就惟恐避之不及。

   公有制对中国物权法的影响可以作许多具体描述,但根本的一点,是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的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的天然分离。国家或集体均为集合性民事主体,其任何一个公民或成员都不是国家所有权或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而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的经营必须由具体的法人或自然人操作。这就决定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总是执于非所有人之手,也就是说,财产归属于国家或集体,但财产的利用交给了一定的法人或自然人,即使是号称国家所有权代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其身份也是非所有人,只不过是其职能不在于国有财产的具体经营而在国有财产的监管。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的分离,在人类刚进入私有制时就已发生——生活中总会有将农具借给邻居使用的时候,但直到上世纪“二战”以前,这种分离还是个别的或不甚重要的,当时,财富集中于有体财产,财产的利用主要是所有人自己的事情。“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计算机、生物工程、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使人类走进了信息时代,财富的种类和范围远远突破了有体财产的概念,所有人自己利用财产常常没有必要或力不从心,社会上普遍地出现了以代人理财、专业理财为内容的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现象。正如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世界范围内,公司大规模社会化和国际化是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hy1][8],公司正是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高度分离的经营组织形式;投资基金于1868年出现于英国,但遍地开花是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投资基金也正是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高度分离的资本运作模式。现代社会中,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的分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而公有制下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的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的天然分离,无疑强化了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分离的社会作用。

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的普遍分离为物权立法带来了时代的信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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