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中国物权制度的基本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 次 更新时间:2018-03-23 17: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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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进入专栏)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尚无物权制度。民法通则仅仅是表述了一些物权的概念,并无物权体系和统一的法理。这是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作为一个国家的财产基本制度,物权制度在民法典中居核心地位。解决这个问题,是民法典从空想走向理想的基本条件。对于中国民法理论研究而言,首先应当着眼于物权制度的总体设计或宏观方案。不然,无论在微观上对某一种物权作如何细致的分析,最终不免是一些精致的但无法装配的零件。

  

   一

  

   一涉及中国物权制度的总体设计,首先就面临着移植或创新的选择。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的立法界、司法界和理论界,模仿或移植罗马法系物权制度的倾向明显而强烈。成文法的历史传统和近代民法制度引进的努力,罗马法系的体系的完整和逻辑的清晰以及市场经济是不同社会制度共存和发展的共同基础的理论,不仅在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中可发现罗马法系的片断,而且也已有学者公开赞成移植或模仿罗马法系的观点。但我总认为,一般性地讨论移植或模仿是否可行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谈到移植或模仿罗马法系物权制度,那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罗马法系物权制度是否适合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罗马法系物权制度包含着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但作为一种制度所形成的共同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是其自物权和他物权体系。模仿或移植罗马法系物权制度首先就意味着接受自物权和他物权的理论体系和法律机制。这一物权体系是罗马法私有制度的产生和确立的过程中形成并在200多年前开始的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其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解决财产归属的问题。所有权即自物权是物权体系中的核心,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权是一种完整的、充分的物权,其他物权是一种不完整、不充分的物权,是所有权某一些权能暂与所有权分离的结果,他物权存在的本质是实现所有权的利益,其对所有权产生的某些限制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所有权。这些基本观念深刻地反映在罗马法系物权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中。在这里,财产利用是作为一个枝节即实践中难以避免他人利用自己财产的情形而不得不加以处理的问题出现在罗马法系物权制度之中,是财产归属中的一个特殊问题。换言之,他物权是罗马法物权制度对现实生活需要的一种妥协,以有限地承认他人在自己财产的一定权利而确保财产及其利益归属于自己,这无疑是罗马法系物权制度使自己能为一定社会和历史接受的成功之处。

  

   如果回到二千多年前或二百多年前,我们无权批评罗马法系物权制度。在风车、水磨和马车的时代,财产利用主要还是所有人自己的事情,财产为他人所利用往往也在所有人的视野范围之中,因而在整个财产的问题中,财产归属自然居重要的地位。法国民法典所以对他物权规定到具体的财产:如果实、矮树林、镜画及其他装饰品之类,不是因为法兰西人没有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实在是当时财产被他人利用的情形也就是这些比较普遍且容易发生纠纷。一个世纪后的德日民法典中,具体的财产列举大大减少,权利义务的一般规定显著增加,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财产由他人利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不能说没有关系。事实上,罗马法物权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如公司法的出现形成的公司财产权的法律规定,体现了罗马法物权制度追赶时代步伐的努力。但所有努力不具有对罗马法系固有物权制度的全面革新的意义,仍属于修修补补的范畴。

  

   这就使得我们不能模仿或移植罗马法系物权制度。

  

   首先,必须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中,财产利用已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能看到股份公司这一种社会组织将千百万个人的财产收聚起来而从事不为个别所有者意志所动的经营活动,我们都能看到财产的积累和拥有不断价值化以致于人们更多地以有价证券之类代替实物来估量自己的财产,我们都能看到所有人自己利用财产越来越趋向于家庭和生活的领域,而在生产和经营领域不得不依靠经营管理人员。这一切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和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经营规模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一过程使得财产利用的效率不断提高。财产利用是人们实现自己财产利益和满足自己对财产需要的活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归属并不是人们占有财产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人们利用财产满足自身需要的条件。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社会中,财产利用效益低下,越多占有财产才能更好满足人们的需要,财产归属因而显得至关重要,私有制发端于此,又异化了财产归属的意义,形成为归属而归属的观念,以致于淹没了为利用而归属的本意。但社会发展到今天,财产利用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先进技术、专门人才和市场网络,所有人自己未必就能有效地利用财产,倒是非所有人由于某一方面的优势或专长使财产产生良好的效益,以致于所有人认识到:从真正的收益和利益上看,与其自己死守财产,不如让他人经营,因而社会上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非所有人利用他人的财产,必然涉及到财产利用人自身的利益,承认和保护这种利益,是非所有人愿意而且尽职利用他人财产的基础。罗马法系的他物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保护财产利用人的权益,但极其有限,他物权的立法宗旨是将财产利用人在各种情形下的权利尽可能列举以免损害所有权。这就使得财产利用人很难真正自主经营。而在当代社会中,自主经营恰恰是有效利用财产的基本条件。因此,自物权他物权体系已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时,作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物权制度还有一个独特的任务,即解决国有企业抽象的所有者与实际的经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私有制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但其数量和活动范围都有限,可以按占主导地位的私有企业的方式运作。但在中国,国有企业至今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长期以来都是由政府代表所有者,企业代表经营者,形成了一种市长经济的格局。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一直试图寻找解决国有企业产权关系这个被普遍认为是搞活国有企业的关键的重要问题。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思路,中国在八十年代初期扩大企业自主权,中期以后搞承包、租赁,九十年代初期搞股份制,但搞来搞去总难摆脱政府干预企业的阴影,就连在西方国家作用很好的股份公司,只要国有股占大头,也难免受制于市长的意志。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以往的产权改革思路是在传统的罗马法系物权观念下进行的,在这一观念下,人们只能选择:或者承认国有企业有法人所有权,或者只给予国有企业以有限的经营权。然而这两种选择都是死胡同,前者实际上是改国有企业为民有企业,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一种危险的选择;后者无法解决政府干预企业的老问题。现在许多人都在说产权清晰、法人财产权,实际上多是指所有权。这种离开所有权就什么都干不成的观念和主张,是典型的罗马法物权观念。产权制度的改革离不开一定的物权观念,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历程,说明了罗马法系物权制度在中国的失败。

  

   中国必须有适合自己国情的又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向的物权制度。

  

   二

  

   我在199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占有概念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的占有制度)中提出了中国物权制度的一种设想,其表述是:

  

   当代社会的财产问题,事实上已集中表现为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这样两个相对独立的方面。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活动的日益普遍和自主,使财产归属对财产利用的支配力日趋减弱,财产利用逐渐回归其本身的客观属性并表现出独立的实际价值。在私有制下,财产归属是其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私有观念无法容忍财产获得与财产归属同等的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承认了财产归属的重要性,但财产归属已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它与财产利用一样都是基本的社会经济活动,共同服务于造福全体人民的根本目的,这就为客观地评价财产利用的价值和地位奠定了基础。中国的物权制度应当体现这两种基本经济活动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从而客观地反映当代中国的财产关系。关于财产归属,现有的人类法律文明已有比较丰富的内容,以所有表述财产归属状态,以所有权表述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性质,是人类法律文化中最优秀的成果之一,对此,中国民法无疑已加以较好地吸收。然而,对财产利用主要是非所有人对他人财产的利用,现有的法律文明却还没有提供比较成熟的表述,因而也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财产利用制度。他物权的理论和实践不过是在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中对财产利用所作的一些凌乱的解释和规定。中国应有一套适合时代要求的财产利用制度,而在探讨和建立中国的财产利用制度过程中,大陆法系的占有制度无疑可以经过深刻的改造而为中国的民法所用。因为罗马法时代的占有一词,在表述财产利用的事实基础即实际握有上已形成共识,而且大陆法系自古以来的占有理论和实践也有许多合理内容,如占有权尽管在大陆法系的概念上还不是用于实体权利,但它是占有事实某种法律性质和效力的一个比较准确的表述,与所有权表述所有的法律性质和效力可谓异曲同工。因此,中国物权制度的基本框架可以由财产归属制度和财产利用制度构成。所有和所有权表述前者,由此产生的所有权制度反映和调整财产归属关系中所有人与一切非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占有和占有全权表述后者,由此产生的占有权制度反映和调整占有人与一切非占有人包括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所有权制度和占有权制度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是具有不同职能和范围的法律制度。

  

   上述设想是在讨论占有问题中提出来的,表述线条较粗,但这一表述基本反映了我对中国物权制度的观点和主张。我的考虑主要是:

  

   1、当代社会中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的高度分离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物权制度应确立独立的财产利用制度的根本理由。前者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共同趋势,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不同,只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都不可避免地普遍发生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现象,从而使得财产利用和财产归属分属两个不同主体。财产归属的重要性事实上已在不断降低。后者反映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公有制下大量的国有财产由于所有权主体(国家)的抽象性而发生的国有财产的经营管理问题,是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的天然分离,这一分离的结果是所有权利益必须通过财产利用人的行为才可能产生和实现,财产利用对国有财产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无论是从当代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还是中国的实际情况,都需要中国的物权制度重视和解决财产利用领域中的法律问题。在财产利用的重要性至少不低于财产归属的时代和社会中,若在物权制度中继续奉行所有权至上的原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

  

2、财产利用中的财产利用人和财产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混乱无序和缺乏规则是中国物权制度关系应确立财产利用制度的直接要求。财产利用中的基本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人与非权利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类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比较明确即非权利人不得干涉与侵犯财产权利人的各种物权。另一是财产所有人和财产利用人,有时还包括财产利用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类关系至今缺乏统一的法律调整,有的财产利用人几乎完全听命于所有人,按所有人的意志从事财产利用,有的财产利用人按照约定的条件对所有人负责,有的财产利用人不理或基本不理所有人,在法律政策上,有直接规定财产利用人权限的,有笼统地原则地承认和保护财产利用人权益的,也有强调所有人对财产利用人的控制或支配权利的。财产利用人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权利?财产利用人的权益与所有权利益究竟如何划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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