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强:中国访民的理想型

——立基于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本土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4 次 更新时间:2018-03-22 13: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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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强  

  

   摘要:信访制度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本土化、辅助性的政治设计,长期以来成为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治理资源和手段。但面对窘迫的信访运行困境,却又缺乏一个明晰的治理图景。在对现实问题抱持的治理期待中,“分类治理”作为治理范式的一个基干概念,带有浓厚的现实情怀。本文在此基础上继续深耕,通过对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本土化修正,建构起中国访民的四种理想型。这有可能超越杂多的信访分类,为理解当前复杂的信访困局、尤其是形成新的信访治理思路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主题词:韦伯  社会行动理论  理想型  访民

   刘正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引言:信访作为中国的“痛点”

  

   信访制度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本土化、辅助性的政治设计,长期以来成为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治理资源和手段。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国信访总量高企、“爆棚”不断,而治理成本居高不下,尤其是灰色治理大行其道,不断触痛着国家与社会的敏感神经,演绎着社会变迁与转型之痛,成为屡遭戳击的社会“痛点”。当前中国已步入“新常态”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段,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在走入瓶颈后增速放缓,面临着一个长期、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新常态”将对信访治理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社会问题乃至民生需求依旧强势释放,并没有因经济增速放缓而降低甚至有所加剧;另一方面,信访治理中的片面绥靖偏好越发不可持续,甚至使信访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遭到质疑。因此,不同于十几年前关于信访制度臧否、存废的鲜明论争,今天人们一边抨击着信访乱局尤其是维稳乱象,一边却对信访的调整、改革更加困惑:如何理解信访的功能定位?怎样舒缓信访的运行困境?这显然需要更有深度的思索。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信访制度用之虽不畅、弃之却不能,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仍然不可或缺,是贯通中央与地方、链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而求解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访”务困境,需要对信访行为及其类型进行基础性的分析。

  

   一、信访分类治理的贡献与限度

  

   至少近十年来,信访制度所面临的运行困境使信访研究的领域与范式不断拓延。不管是对信访制度的存废、去留、臧否之争,还是对其的现实、历史、学理之论,最终都要落脚于对于严峻现实问题的学术与道义关怀上。在依法治国理念的彰显下,“法治范式”登台亮相,成为信访研究的主流,通过“信访法治化”实现法治对信访问题的全盘治理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而“治理范式”的提出表征信访研究视角的转换了,部分学者由对信访制度合法性的论证转向对信访治理有效性的探究。这种转向不仅仅是信访研究思路、兴趣和策略的转移,它更是在面对信访治理所遭遇的乱象时,试图走出信访运行困境并释放其制度活力、从中突围的一种可贵努力。

  

   分类治理是信访治理范式的一个基干概念。在这种视野中,治理之困在于分类治理体系的缺失,从而导致政府难以类别化上访者及其问题。分类治理的研究肇始于对农村上访问题的关注,申端锋、田先红、陈柏峰等学者对分类的原则[2]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具体分类设想,如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3];治理型上访[4];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商谈型上访[5];情绪释放类信访[6];抗争型上访、揭发型上访、求助型上访和非治理型上访[7]等。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特定职业人群的上访类型,如申端锋、魏程琳对非正常人(疑似精神病人)的上访行为进行了刻画[8][9];陈柏峰对退伍军人、民办教师、下岗工人、政府分流人员等特定上访群体做了分析[10],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另外,尹利民以表演型上访作为“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武器的展示[11],饶静等以要挟型上访作为农民上访分析框架的使用[12]等,都丰富了分类治理的思路与逻辑。

  

   上述研究一改既往对于研究对象过于超然的态度,试图通过信访类型化建构一套简明有效的分类系统,为信访治理提供技术支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他们在关于分类治理的研究中往往“渗入了过多的现实关怀和浓厚的‘治理’情结,从而导致在研究中形成了许多价值预设,这表现在关于有理——无理、合法——非法、谋利——维权、强势——弱势、刁民——良民等非此即彼的对立二分上。”[13]在社会问题法律化程度比较低,而法律自身又没有至上性的前提下,不管是对其进行合法与非法的判断,还是进行有理与无理的辨识,在中国复杂的文化背景下都面临着一些内在的困难。尤其是既有分类研究多以信访事项为主线展开,对访民类型和特征的分析着墨不多、涉及较少,在刻画上也比较偏于微观或局部,全面剖析访民行动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

  

   为此,笔者曾倡导“回归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的立场,在悬置对访民的价值判断基础上,将信访分为原发型信访和扩展型信访两类,从而试图超越杂多的分类”,将现有的信访类型囊括于这种二元划分之中。[14]在本文中,笔者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深耕,通过适度修正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形成理解中国访民的分类框架。笔者坚信,通过对访民理想类型的建构,既可以为当前复杂的信访困局提出解释理路,又能为信访治理贡献操作思路。

  

   二、韦伯社会行动理论及其价值

  

   在人类认识史上,认识作为主观世界的自我要远比探究外部世界困难和复杂得多——认识到这点,就能就体会到韦伯在理解人类社会行动方面的独特魅力与杰出贡献。作为一名典型的社会唯名论者,韦伯坚持认为社会行动而非社会事实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出发点。社会行动是韦伯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来的,可以说是韦伯整个社会学理论的基石。而行动之重要性在于“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意义——不论是外显或内隐、不作为或容忍默认。”[15]韦伯正是试图借助社会行动链接微观与宏观,使社会行动与整个社会发生关联。因而,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又可以称作理解社会学,他认为社会生活是有意义的,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一种社会现象,要理解社会生活、社会行动,就必须用理解的方式去理解人,实现同被研究者的意义沟通,然后才能开展有效的社会学研究。[16]

  

   正是因为人类具有移情(将自己代于他者处境中以理解其动机)的能力,如此一旦把握到行动者的动机,人们就可以反推该社会行动于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于是,对有意义的个体行动的解释就成为社会理论的中心点。但如何建构出一套概念,从个体社会行动这个微观基础出发做到对社会结构、制度、秩序的理解呢?韦伯对此进行了精巧而大胆的构思,理想类型(Ideal-Typical Methods)就是韦伯的天才创意。作为纯粹逻辑上的概念构造,其独特之处在于通过考察经验现实对理想类型的偏离,来分析和解释经验现象。但这种由研究者主观建构的模型在现实中却没有对应之物——按照韦伯自己的说法,这种精神建构不可能通过经验观察在现实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种理想的完美境界(Utopia)。理想类型意味着对复杂经验事物的简化(Simplification),“一种理想类型是通过片面突出一个或更多的观点,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和偶尔又不存在的个别具体现象而形成的,这些现象根据那些被片面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到统一的分析结构中。”[17]由此,韦伯根据理性成分递减的原则,将社会行动的类型分为四类:“①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②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阐释——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③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④传统的,由约定俗成的习惯。”[18]

  

   工具合理性行动(Instrumentally Rational Action)又称目的合理性行动,这是出自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的行动方针,“是个体借以达到其精心计算的短期自得目标的方式。在这种行动中,目标和手段都是通过个体理性选择的”[19],行动者通过对行动目标的充分权衡,得以在诸多可能手段中选择一款对达到目的最有助益的方法。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实质是高度的目的理性化,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越来越依赖于效率计算:“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他的行动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结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动,也就是说,既不是情绪的,也不是传统的”。[20]“可见,目的理性行动是对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后果都作出筹划、思考和选择而采取的社会行动的概括。采取目的理性行动的人,不是看重所选择行动本身的价值,而是看重所选行动能否作为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并且选择过程及使用被选手段开展实际操作时,都应当按照某种可计量的规则进行系统的计划和调控”[21],达到最有效率、成本最小而受益最大。

  

   而价值合理性行动(Value Rational Action)则基于某种绝对价值或自觉信仰(真善美),表达了对行为本身所包含价值所持之自觉信念,且不管此种价值是以美学、宗教还是信念等其他方式来呈现。它是超现实、超功利的,指向某种不可选择目的的社会行动——而行动的现实成效则不是行动者要考虑的。价值理性行动的目标是先定的,它不能由行动者基于自己的利益与偏好而自行选择;它虽然并不排除对可以达到此一价值的手段的衡量,但却不涉及目标的转换,纯以特定的行动为依归,即这种目的是去功利化的和超越现实生活的。“谁要是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他的行动服务于他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件‘事’的重要性的信念,不管什么形式的,他坚信必须这样做,这就是纯粹的价值合乎理性的行动。价值合乎理性的行动总是一种根据行动者认为是向自己提出‘戒律’或‘要求’而发生的行动。”[22]最典型和最基本的例子是宗教活动,信徒们能够选择的是通过何种方式和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信仰与境界。

  

对于那些因情感而生的行动,韦伯称之为情感式行动(Affective Action)。这种行动由激情、感觉、心理需求或身体受侵、性行为、发脾气等情感状态决定,并常常处在“有意义行动”的边缘。“情感式行动是为了满足那些直接的报复、享受、热爱、喜乐和对抒发直接感情的需要——无论它们是以何种被动或升华的方式出现——做出反应的行动。”[23]韦伯所说的情感类型是一般性的概括,即在社会层面上所做的理论分析。情感类型的本质特征是:“人们开展社会行动时,把喜、怒、哀、乐等感情和情绪作为自己行动的主要根据,尽管这时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传统习惯等因素仍然在规定着人们的行动,但是同感情因素的直接支配作用相比,它们已经被淡化或退居到后台,成为隐性或深层因素在发挥作用。”[24]而且“我们自己越涉入以下这些情感性反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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