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强:法治话语下的血“稠”定律

——以缘“分”为基础的纠纷类型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16-12-12 1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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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强  

  

   摘要:由于社会变迁及其导致的结构转型、利益调整与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姻缘等叠加而形成的初级群体内“诸缘合体”的情形发生了改变,从而削弱了初级关系自身的纠纷预防与化解功能。法治元素在被引入民间纠纷解决框架后,由于其事本主义及粗放型的特征,加之“合法性”不足,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在社会结构尚未定型、社会安排尚未凝固的情况下,“解纷”的宏观制度安排应当形成一种分治格局,即在纠纷治理的法治话语下导入当事人的(泛)血缘关系强度指标,强化对纠纷结构中人际关系元素的考量,藉此建构起四种纠纷类型,从而将不同的治理原则安顿于这一治理架构的不同板块中。这个分析框架强调法律自身的道德与伦理基础,为纠纷治理提供了新的解释和策略。

  

   关键词:法治话语  血“稠”定律  缘“分” 纠纷类型

  

   在当下中国,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民间纠纷特别是熟人间的纠纷大量涌现,常常使社会陷入焦灼与困顿。纠纷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一般来说,纠纷的产生、种类与范围等与人类的群体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交往频度等密切相关,即通常取决于社会结构之类的宏观因素。可以说过群体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之一:群体既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方式,也是社会赖以运行的基本结构要素,更是链接个人与社会的桥梁。群体生活要遵循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才能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而这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纷争。同时,作为因应之道,人类社会也形成了化解纠纷的自然机制和社会设置,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包括司法、仲裁、调解等在内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日益完善,反应了人类运用理性应对自身困境的努力。当前关于纠纷的林林总总的研究,至少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法治话语的强势。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以“举国体制”推行法制(治),并将建设“法治国家”列为国策,致使纠纷的研究与治理带有浓厚的法治导向,强调倚重正式规则的司法中心主义不断确立。二是治理策略的多元。由于多学科的加入,特别是借助与国外同行的学术对话与交流,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2]等机制被引入,纠纷治理的多元化、技术化等特征越发鲜明,仲裁、调解等治理机制得以凸显。三是实证研究的深入。借助人类学田野工作等方法,质性研究不断推进,学者们对纠纷个案的研究可以达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为纠纷治理积累了基础性资料。毋庸讳言,这些研究在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的同时,也存在着视角偏狭的问题,在其理想化、技术化、精细化的治理策略背后往往遮蔽与忽略了人自身的因素——由于纠纷总是基于人的利益、情感等而展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人际关系自身的演绎,当诸多研究从事本主义的策略出发,把关注的焦点投放到“解纷”本身的时候,这就往往限制了我们对纠纷及其治理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失察于纠纷的人伦与社会基础。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法治语境中加入人际关系的考量,从纠纷的内外两个向度切入,建构起包含了四种纠纷类型板块的模型,以期为纠纷及其治理的研究提供启发。

  

   一、诸缘合体与中国“解纷”传统

  

   民间纠纷是一种再平常、普通不过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民间纠纷大致会保持一个常量,但当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时,它就可能大量涌现并给社会秩序带来较大的冲击。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或农耕文明中,社会秩序的维系和纠纷的化解,除了依靠正式的社会设置外,基于儒家伦理而形成的群体生活方式本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依据成员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将社会群体区分为两大基本类别: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3]。初级关系就是体现在初级群体中的这种联结群体成员的关系类型,它的建立主要依赖于血亲、居住、联姻等先天性的因素,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个人的角色、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由于初级关系是一种个人的、情感的、不可替代的关系,包括每个个体的多种角色与利益,以大量的自由交往和全部人格的互动为特征,这使其具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个体社会化进程、人际情感交流、实施社会控制等方面[4]。库利甚至把初级群体看作是“人类本性的培养所”,相信此类关系对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由于血缘、地缘、姻缘等构成初级关系的基础,因而对各种“缘”的分析成为了解和把握初级关系的一个枢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缘”是一个带有玄学意味的词汇,代表了人际结合的某种方式,是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的机会、可能及人与人之间无形的连结。“缘”也是中国佛教里的一个抽象概念,《辞海》解释“缘”是因缘、机缘,指出“缘”为梵语,常常和“因”一起合称为“因缘”。当缘与出生、居住、婚姻等相关联时,它就具有了一种决定论或宿命论的意味。林其锬先生认为,中国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强调家、族、宗、国,并以家庭为中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延伸扩展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由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组成“五缘”[5]。巴新生等认为,导致亲缘向其他各缘转化的理论基础是孔子“仁”学的“泛血缘化”特征,《论语·颜渊》中有关司马牛问仁而与孔子和子夏的三段对话,逐步化解了司马牛关于“人皆有兄弟,我独无”的忧惧心结,全面完成了“仁”学由正式血缘向拟制血缘即“泛血缘”的转化,将一些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或人群用拟制血缘的形式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人的群体交往方式具有了典型的中国特色[6]。由于血缘、地缘等是初级关系建立与发展的缘由和基础,初级关系则是血缘、地缘等的载体和合成,每种缘都体现了初级关系的一个特点或一种面相。初级关系以血缘、地缘、姻缘等几种先赋因素为基础,进一步衍生出业缘(基于成员间劳动与职业的联系)与趣缘(基于成员间兴趣爱好的一致性)等关系类型。受居住格局、通婚半径、小农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初级群体成员间往往具备多种缘分,可能既是邻里、同族,又是搭档、朋友,不但兴趣雷同,而且沾亲带故,各种“缘”叠合在一起,使得人际关系中“诸缘合体”,呈现出立体化、差序化的特点。这种人际关系网络,以传统伦理为核心,以各“缘”为支撑,以初级群体为载体,凭借其强大整合力量,奠定了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初级关系及其展示出的人们之间社会团结的模式,实际上成为一种纠纷化解的自然机制。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和谐”,本来就是一种以等级为内涵、以息讼少争为目标的秩序,表现在对民间纠纷的处理上,往往是以关系而不是事实为本位,基于对地缘、血缘、姻缘、业缘等作出的考量而不是囿于具体事实的辨识。由于“缘”的叠加与交叉,群体内的冲突与纠纷一旦发生就会立即传导至整个初级关系网络,从而给整个网络带来冲击。然而,由于初级网络极富弹性,其网状的构造会迅速吸收纠纷、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冲量——这与足球球门的拦网会使高速运行的球体迅速减速、停滞而且不会反弹是一样的道理:足球之所以不会反弹,恰恰是因为它触动了整个拦截网,并迅速将冲击力量传导、分散开来。设想在乡村社会里,哪怕一桩小小的纠纷也会引发群体内成员的关注、议论,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搞得沸沸扬扬,触动生活共同体的舆论开关,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从表面看起来这好像是干扰了群体的生活,打破了共同体的宁静——但这恰恰体现了初级关系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由于初级关系具有强烈的自我维持倾向,具备对于乡村纠纷的抑制与化解功能,一旦乡村纠纷出现,初级关系圈会自动回应,主动介入对纷争的处理。这如同将一枚石子投入湖中,不管激起多大的涟漪,湖面终究会复归于平静一样。

  

   当然,初级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可以消弭一切冲突。这同样如同足球球门上的拦截网,如果拦截的是金属球,则球体可能会撞破球网。在初级关系中也一样,当冲突大到一定程度时,其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伤及初级关系本身。不过,即使民间纠纷溢出初级群体的范畴进入公共领域,无论是靠官府断案还是长老调解,维持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仍是一种共同的诉求,其处理问题的准则仍然是同一套儒家伦理和礼法文化。事实上,“无讼”一直是古代国家精英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认为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秩序应与自然秩序相统,而由纠纷而起的诉讼为害甚大。在熟人社会中,由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参与纠纷解决可能招致乡党、宗族关系的破裂[7],这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因而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诉讼被认为与其社会理想相背离,需要对诉讼加以抑制。[8]对这种关系,韩秀桃将其归纳为“法理”与“私情”之间的共生与协作。他认为“私情”不仅仅是民间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情,更是民间社会权威的象征,其权威来源于民间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规则体系、运作机制和秩序结构。“这些规则体系是建立在血缘伦理基础之上的,是特定利益集团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设定的。其运作机制更多的是地缘关系在发生作用,它必须充分考虑在特定地域环境下其权力体系的现实可操作性”[9]。

  

   不仅如此。传统社会不但重视解决争端,而且致力于争端解决后对初级关系的恢复与重建。事实上,冲突与纠纷不可能对初级关系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充其量只会造成初级关系的局部损伤。这些“伤口”,假以时间与耐心,会慢慢地自动愈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纠纷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拒绝接受对其关系的修复,那么他们必将付出极大的代价。不管他们的冲突是基于地缘、血缘,还是其它的一种缘,都会波及他们相互之间及与其他群体成员的关系。在各种“缘”重叠、缠绕的时空里,一种透明化的社会约束机制罩住了大家,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知道对方的斤两,“公平”、“正义”的理念流淌在共同体的舆论、传统、习惯与社会评价中,需要人们自觉自愿地遵从,谁又能抗拒呢。除非当事人自愿被边缘化,甘愿被放逐于共同体之外,否则他就要接受这种文化安排。因此,不管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文化与结构作何评判,其对社会团结的促成、社会秩序的维持乃至民间纠纷的化解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二、缘“分”时代的纠纷治理困境

  

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不但体现出多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表达了一个社会中权力、政治、习惯等的互动,决定了冲突和纠纷的多样性;基于这个前提,纠纷应当被视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并做常态和中性化的理解。当然,对纠纷概念的界定与解释,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比法律范畴内的定义要宽泛得多,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纠纷、道德冲突等一系列的内容。由于纠纷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这使得“解纷”方式也呈现出一种谱系化的序列结构,包含了从忍受、回避、强制、交涉到调解、仲裁、诉讼等的一系列手段。国内外一些学者常常以是否引入了第三方(相对于纠纷双方)的力量,来对“解纷”手段进行分类[10]。“解纷”机制演化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纠纷的解决越来越诉诸于第三方这样一种外部力量。在引入了第三方的情形中,根据其身份,可以分为官方(如国家司法机关)与民间两类。在中国古代,民间中立的第三方主要有宗族精英、乡绅长老等。解放以后,这个民间的第三方变成了单位领导、街道干部等。当前,作为民间的第三方的结构与功能都逐渐萎缩,让位于官方的第三方——国家司法机关,由其扮演纠纷解决的主要角色。[11]从当事人可以控制纠纷解决结果的调解,到作为非官方解决方式的仲裁,再到当事人基本不能掌握纠纷进程与结果的司法运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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