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理性精神扭曲下的自由意志

——康德自由意志观的悖论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8 次 更新时间:2018-03-21 00: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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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康德由于混淆了是与应当的不同维度,在探究自由意志时陷入了自败性悖论。首先,他在二律背反中将自由混同于自发而与必然直接对立,只是给出了文不对题的论证。其次,他凭借感性与理性的认知性之分越界将自由意志切割为二,并且推崇理性良善意志而贬抑感性任意意志,结果在种种逻辑矛盾中扭曲了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

  

   在西方主流哲学的大师级人物中,康德有关自由意志的论述可以说最为复杂晦涩,一方面提出了某些原创性的深刻洞见,另一方面又集中体现了西方理性精神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自败境地。笔者试图依据拙文“怎样从事实推出价值”[1]、“自由意志如何可能”[2]、“自由、强制和必然”[3]里的相关见解,针对康德的自由意志观进行一些分析,在指出他的积极理论贡献的同时,着重揭示他因为混淆了“是”与“应当”这两个不同的维度所造成的若干混乱错谬。

  

   一、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

  

   康德虽然没有针对休谟关于是与应当的质疑展开详细的讨论,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区分对于探究自由意志问题的重要意义。在谈到“人类理性的立法(即哲学)”的两个对象“自然和自由”时,他明确指出:“自然哲学涉及所有‘是(存在)’的东西,道德哲学则涉及那些‘应当是(存在)’的东西。”[4](PP634-635) 此外,在谈到人类心灵中认知、情感、意志的三分架构时,他也把“欲求的机能”与“认知的机能、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区分开来,并强调这三者“不能再从某个共同的根据那里推出来”[5](P11)。不难看出,在这些论述里,康德一方面自觉地彰显了是与应当的区别,主张“认知”的功能是理解实然性的存在事实(“知性在自然中只能认知那些现在、过去、或将来存在的东西”[4](P442)),“欲求”(广义上的“意志”)的功能则是提出应然性的价值诉求,推动人们从事实践行为(“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都是实践的” [4](P608)),另一方面又自发地指认了二者之间的微妙关联,认为基于“意志”的应然性价值诉求也有它们自身的实然性存在状态(所谓的“应当是”),因此道德哲学才能从“认知”的视角出发,针对人们的道德诉求内在包含的必然规律展开理性的探究。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德的上述观点不仅可以成立,而且相当深刻。

  

   不过,康德在讨论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时[4](PP374-379),一方面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某些洞见,另一方面又背离了这些观点陷入了自败泥潭。

  

   首先,在论证“除了遵循自然规律的因果性之外,还有必要假定存在着另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的正题时,康德不仅把作为实然性事实的前者与作为应然性诉求的后者区分开来了,而且明确承认“先验自由”也包含它自身的因果链条(亦即“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从而为研究“应当是”的道德哲学奠定了事实性的基础:“应当表达了某种必然性,某种在自然的其他地方无从发现的各种理据的连结。” [4](P442)但问题在于,他对先验自由的解释却不像他希望的那样,能够证明自由与必然相互兼容的观点,相反还自相矛盾地隐含着不兼容论的立场,因为它们恰恰旨在强调:作为“绝对自发”的“最初开始”,先验自由摆脱了任何在先因果链条的必然规定,甚至可以说是毫无缘由地凭空形成的。事实上,康德主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先验自由“构成了哲学的真正绊脚石……这种能力如何可能的问题是不可能给出必然的回答的。”换言之,在假定自由与必然可以兼容的正题中,康德却潜在地预设了在西方主流哲学中由来已久的那种二元对立架构,主张先验自由与因果必然是正相抵触、无法兼容的,也难以对它展开确定明晰的理性认知,结果一开始就陷入了理论上的自败泥潭。

  

   进一步看,导致康德陷入自败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他像此前的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在将自由与必然直接对立起来的同时,又将应当维度上的“自由”与是之维度上的“自发(无因而生)”或“偶然”等同起来了。正是基于这种等同,他在举例证明的时候,才把“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这种日常实践中的“完全自由”也理解成像“先验自由”一样“不受自然原因的必然规定影响”的行为状态,却没有看到这种自由行为仅仅在于“从心所欲”地实现了“我想要站起来”的自由意志,而后者在现实生活里的产生形成根本不可能是“绝对自发”地无中生有,相反总是包含着康德自己在正题中也承认的“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因此始终会受到种种因果链条的必然规定(如我想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出门办事,甚至是反讽性地试图证明“自由意志可以无因而生”的观点等)。结果,康德在正题里给出的那条论证主线——如果没有绝对自发、随机偶然的“第一开端”,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便会陷入无限循环的自相矛盾,就落入了文不对题的窘境,因为不兼容论的关注焦点原本并不在这个方面,而仅仅是旨在论证:处在因果必然链条的决定性效应下,人们不可能有随意任性的自由意志——如前所述,康德在正题中试图反驳不兼容论的时候,已经自败性地预设了它的这一立场。

  

   其次,在论证“没有什么自由,世界上的一切都仅仅按照自然规律发生”的反题时,康德也陷入了类似的理论自败,因为他在此给出的论证主线是:如果存在着“脱离了自然规律”的绝对自发的先验自由,它就会在“从强制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摆脱了一切规则的引导”,结果由于缺乏在先原因的必然规定而沦为“空洞的观念物”,以致“经验的任何统一性都是不可能的了”。不难看出,康德的这些论述依然是在是与应当的混淆中,一方面把自由诉求受到的应然性“强制”混同于因果链条的实然性“必然”,另一方面又把自由诉求的价值性“随意任性”理解成了不受因果链条规定、人们无法确定地展开经验认知的事实性“随机偶然”(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自然界中混沌莫测、难以把握的布朗状态或量子运动),从而得出了一个与正题的解释很接近的结论:“伴随这种无规律的自由能力,自然就几乎不再是可以思考的了。”结果,这种论证再次落入了文不对题的窘境,因为它试图证明的仅仅是“人们在认知维度上无法预测的随机偶然为什么不存在”,而不是“人们在诉求维度上从心所欲的自由意志为什么不存在”。

  

   公平地说,我们没有理由把康德的这些混乱错谬完全归咎于他自己,因为他提出的二律背反原本就植根于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而其典型特征正是关公战秦琼式的混淆是与应当,让实然性维度上的必然与应然性维度上的自由直接对垒,乃至凭借前者断然否定了后者。康德虽然在休谟的影响下意识到了是与应当的区别,并提出了某些深刻的见解,却还是无力摆脱这种二元对立架构的深度积淀,所以才一方面把随意任性的自由意志理解成了随机偶然的自发开端,另一方面又把它与因果必然的自然规律对立起来,结果不仅将“先验自由”排除在思辨理性以及经验知性所能理解的对象之外,而且还在他主张都能够成立的正题和反题里,同时落入了文不对题、自相矛盾的自败泥潭(无论正题所肯定的,还是反题所否定的,都不是随意任性的自由意志,而只是随机偶然的自发开端),最终为他有关“实践自由”的进一步讨论陷入更深刻的悖论埋下了伏笔。

  

   尽管如此,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康德之前,休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特别强调“自由”一词在应用于自愿行为的时候,是指它们与人们的动机、倾向、处境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的恒常会合”,因而人们能够从后者推断出前者;否则,假如无法依据“意志活动的必然性”展开推理,历史学、政治学、道德学和文艺批评等都将失去自己的存在基础或“科学”特征了[6](PP81—85)。可是,康德虽然也明确承认“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却又公开嘲笑休谟指认的这种自由与必然的两位一体是“可怜的借口”[7](P131),结果生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一个也许是最匪夷所思的内在悖论:一方面,休谟这位高度怀疑理性的不可知论者,尽管否定了理性能够认知外部世界的因果必然规律,却又明确承认人们可以凭借习惯性的经验推断,对于自身自由的“一致性恒常会合”做出确定性的描述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人敢否认,我们能够围绕人类的行为做出推断,而这些推断又建立在人们经验过的相似行为与相似动机和处境的结合之上。”[8](P448)另一方面,康德这位高度推崇理性的理性主义者,不仅像休谟那样主张理性无法认知物自体,而且还进一步否定了人们能够凭借思辨理性以及经验知性认知自身的自由存在,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立足基础。不用细说,面对这种荒诞不经的极度反讽,休谟自然会感到一丝尴尬,可要是与康德身处的自败境遇比起来,他的那点不自在应该说就相形见绌了。就此而言,康德自然也应当对自己基于自由意志拒斥了前辈洞见所导致的上述混乱错谬,承担起自己那份难以推卸的理论责任。

  

   二、感性任意的自由意志

  

   康德虽然主张我们无法在认知维度上指认“先验自由”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却没有因此就把它撇在一旁,而是出于“实践运用”的考虑将它当成了信仰维度上的一个必要预设,从而单向度地接受了二律背反里的正题结论:“哲学必须假定,在人类行为中,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9](P80)他心里很清楚,尽管“自由的先验理念”构成了“历来环绕着自由可能性问题的那些困难的真正契机”,但假如连有关它的预设也彻底取消了,“自由的实践概念”就将失去存在的理据[4](P434)。从这里看,康德明显要比两百年后的哈耶克深刻,因为后者一方面围绕他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高谈阔论,另一方面却又宣称:“肯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就像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没有意义”[10](PP85-87),居然没有花时间稍微反思一下:倘若“意志自由”纯粹属于假问题,“自由至上”又如何可能成为一个真问题呢?不过,也正由于康德看重的“实践自由”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先验自由”这个连他自己都认为是绝对自发、因而难以理解的基础之上,康德围绕它展开的讨论同样在种种混乱错谬中陷入了自败的泥潭。

  

众所周知,康德在讨论人的自由意志时,将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感性任意的自由意志(有质料的任意意志)”,另一个层面是“理性主导的自由意志(纯形式的良善意志)”[4](434)。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区分至少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说的“感性欲望的对象只是表面善,理性意愿的对象才是真实善”那里[11](P247);不少哲学家甚至因此进一步宣称:只有理性主导下的应然性诉求才是人类特有的“意志”,感性主导下的应然性诉求仅仅属于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欲望”——正是针对这类倾向,霍布斯颇有说服力地指出:“经院学派通常把意志界定成理性的欲望,但这个定义不好,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违反理性的自愿行为了。”[12](PP43-44)应该承认,康德还没有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而是认为人的任意意志虽然是“感性”的,却并非完全“动物性”的,其中依然包含着“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制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自由”意向[4](PP434、610)。不过,同样由于混淆了是与应当的不同维度,这种凭借认知性的感性与理性之分将欲求性的自由意志切割为二的强行越界,还是在康德哲学里造成了一系列缺陷漏洞,具体表现在:他站在高度推崇理性良善意志的规范性立场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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