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在宗教与美育之间

——纪念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一百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4 次 更新时间:2018-01-15 2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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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摘要: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退出历史舞台,导致了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正式登场。可是,对于宗教的积极意义以及宗教的式微,蔡元培却始终都缺乏深刻的了解。事实上,美育(审美)的在宗教之后得以发挥自身的救赎作用却并不意味着宗教的不再能够发挥自身的救赎作用,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代(替)”与“被代(替)”的承继关系,而只存在相互弥补、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信仰的建构,则是其中的核心目标。

  

   关键词:宗教  基督教  美育  信仰

  

   一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基督教的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已经有目共睹。

  

   确实,就基督教而言,如前所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曾经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有能力为个人或群体提供一个关于世界、自身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普遍而独特的概念的源泉。一方面是它的属于模型,另一方面是它的为了模型,即根本的、明确的‘心智’的气质。反过来,由这些文化功能又产生了它的社会和心理的功能。”[1]可是,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从上个世纪之初开始,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尼采的酒神哲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分别从地球、人种、历史、时空、生命、自我等方面把神——进而把人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因而也在一点点地打破着这个“模型” 。

  

   尤其是自然科学,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虽然不得不那样直接地完成着非人化过程,但它却更加以工业为媒介实践地透入和改造人的生活并且准备着人的解放。[2]“这个“改造”和“准备”,恰恰导致了基督教乃至宗教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更为值得关注的,还是韦伯所指出的“世界的祛魅”。本来,在西方的现代化之初,“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包括“经济冲动力”与“宗教冲动力”之间,都还是彼此融洽、彼此兼容的。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工具理性”对于“价值理性”的驱逐也在逐步推进,直到最后的独霸一方,并且把价值理性、宗教冲动力赶下历史舞台。于是,惨痛的一幕出现了:“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来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财富的追求已被剥夺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与纯粹世界的情欲相关联。”[3]就是这样,现代化成功之日,竟然同时也就是新教伦理的失败之时。祛魅,去掉的原来就是新教伦理之“魅”。“新教教义成功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但也为自己敲响了丧钟。”[4]

  

   于是,我们看到,“到17世纪末,它就开始失去对西欧知识阶层的统治力量。在以后的三个世纪中,基督教的衰败趋势越来越广泛,以至扩大到西欧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此同时,在占人类多数的西欧以外的各个民族,……他们从自古以来就沿袭下来的宗教、哲学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说,俄国的东正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还有中国的儒教都失去了统治力量。”[5]

  

   历史何其残酷!作为一个脱离了现实世界的孤立的抽象个体,西方人本来是希冀在虚幻的王国内寻求来世的幸福,可是,现在社会的发展却无情地粉碎了这个虚幻的王国。正如海因里希·奥特所说:“今天,谁要谈论上帝,谁要思考上帝问题,他就必须明白一点: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上问号了。”也正如巴雷特所指出: “西方现代历史——我们这里所指的是从中世纪末到现在这漫长的时期——的处于中心地位的事实,无疑是宗教的衰微。”[6]

  

   当然,倘若再追根溯源,那么,还应该说,基督教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还与其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是,从最初的肯定人的现世生活,到后来的不断否定宗教精神,最终,新教竟然走向享乐主义。“新教就像科学一样,帮助现代人去实现他的宏图:使大自然非神灵化,从大自然中清除所有人类心灵投射在其中的象征性偶像。把人褫夺得赤条条的这场漫长的现代斗争是从新教开始的,这场斗争在二十世纪达到了最高潮。固然,所有这一切其目的都是为了进步,而新教也的确成功地把宗教意识提高到个人的诚挚、内省以及奋发的灵性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7]“他越是挣扎着要牢牢保住与上帝最初的面对面关系,这种关系就变得越发淡薄,直到最终与上帝自身的关系的关系几乎就要变成与虚无的关系。”[8]新教的人是西方命中注定与虚无遭遇的开端,这是一种早该发生的遭遇,或许只是如今在二十世纪正达到顶点。“最终的结果,当然也就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越来越自由放纵的文化利用政教分离的原则,把宗教的因素挤了出去” [9],由此,导致了“道德真空状态”,“这种道德真空状态界定了精神空虚概念的基本含义——一种看来越来越扩散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领域的空虚之感。”[10]

  

   其次,新教的“因信称义”说使得西方人为人类自身的更加自由和挣脱了外在的创造者、支配者而欢欣鼓舞。但是,万万没有料及的是,在击溃了宗教精神的同时,也击溃了人类的自尊心。

  

   由此我们看到,两千年来,西方人为宗教皇冠而殊死争战,同时也不断地问鼎精神之王,现在,面对自然科学的“透入和改造”,面对基督教自身的逻辑发展,西方人终于不无意外地发现:这宗教皇冠、这精神之王中竟都蕴含着某种虚妄。

  

   可是,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存在意味着 “人的生活无可争辩的中心和统治者“,也意味着”人生最终和无可置疑的归宿和避难所。”[11] “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宗教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始终包围着个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的一个坚固的精神模子,它把个人的一生所有寻常的和非常的时刻都予以圣洁化并包含在圣餐和宗教仪式之中。失去教会,就是失去整个一套象征物、偶像、信条和礼拜模式,这些东西具有直接体验的心理效果。迄今为止,西方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安稳地包含在这种体验之中,他就可以毫无约束地同这个世界的全部无理性的客观现实打交道。然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必然感到无家可归,这个世界已不再满足他的精神需要。家,是习惯上包含着我们生活而为人们公认的组织。一个人失去精神容器,就将无所适从,随波逐流,成为茫茫大地上的一个流浪者。[12]也因此,实在无法想象,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这个“精神容器“竟然可以不复存在。

  

   严峻的问题在于:人们可以不再信以为“神”,但是,却绝对无法不再“信以为真”、“信以为值”、“信以为美”。这就正如德国著名伦理学家包尔生所发现的:“一个民族,倘若它完全缺乏我们称之为风俗和良心的东西,缺乏个人在其中通过审慎和畏惧控制自己行为的东西”,那根本就无法“支持那怕一天以上”;“毁灭良心是对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的所能作出的最严重伤害”。[13]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西方人的“良心”都是承载在基督教这个“精神容器”之中的。这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但是人还是不了解,他在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变成一种别的本质。人处在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14]

  

   可是,基督教这个“精神容器”可以丢失,但是,人类的“良心”却必须加以安顿。马克思的对于资本主义“丢掉良心”、“昧于良心”、“出卖良心”的批评,马克思的对于任何变革都会“撕裂自己的良心”即经历“良心的痛苦”的批评,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15]毛泽东时刻强调的:“‘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16]也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那么,既然已经“礼崩乐坏”,人类又将何去何从?在祛魅的世界,我们将何以安身立命?

  

   人所共知的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17]无疑,在这个框架之中,基督教起着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而且,历史也证明,西方思想家的这一“寻求”是成功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西方思想家们的思考尽管南辕北辙,他们的理论更是五花八门,但是假如就其中的基本观念即理论预设、根本思路而言,却又实在是一致、默契得令人瞠目。哲学家如此,美学家也如此。

  

   然而,现在这一切却都统统消失了。无可讳言,诸多的人们所选择的路径都是闭目不见:“对于原子时代的危险普遍普遍感到焦虑乃至惊慌失措,但是人们对心灵的探索和对情势的估量即使有也极少抓住问题核心。我们并未反躬自问,使我们陷入这种危险的文明背后最深处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我们并未到那人所锻造的令人惶惶不安森然如林的武器背后去探寻人的面孔。一句话,我们不敢进行哲学的探索。尽管我们对原子时代感到不安,而对于存在这个关键问题本身,却宁愿像克尔凯格尔故事史中的那个人一样漫不经心。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之一就在于哲学被现代社会置于令人困惑的冷落地位,而哲学家却自己安之若素。”[18]可是,正如罗森堡在《荒野之死》中所说的:“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因此,这一切都无可逃避。

  

   真正的思想家因此而毅然出发,开始倾尽全力地去打造新的“精神容器”。中国古代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现在,失去了基督教的西方人亟待开始的,也恰恰就是“求诸野”。也许这应该被称作“世界的返魅”。世界已经彻底的“理性化”的、也已经完全被“祛魅”,“无神”的世界一片“荒芜”,价值理性也远遁而去,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至关重要的,就正是超越“祛魅”的世界,在“返魅”中去重建价值的世界。

  

   不过,毕竟要艰难地另辟蹊径。因为“人在寻求自身的人类完善时,就将不得不自己去做以前由教会不自觉地通过其宗教生活这种媒介替他做的事。”[19]那么,这个“不得不自己去做”的“媒介”是什么呢?当然可以是哲学,也可以是审美与艺术。

  

无疑,借助哲学的反省,所必须去做的“只是力图赋予它们以哲学的表达而不是以佯称这些紧张状态不存在来避开它们。”[20]因为,在这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世界观哲学,它想要取代宗教满足人们对形而上学的需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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