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人间正道是沧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2 次 更新时间:2018-01-14 16: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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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进入专栏)  

  

   【2017年12月30日,观察者网在上海长宁举办“2018,中国与世界新时代的样子”年度论坛。会上,众位学者、专家围绕“大国关系”、“大国政治”、“大国思想”三个议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讨论。王绍光教授为“大国政治”部分主讲人,本文为其演讲内容。文章已经教授本人修订。】

  

   我今天不讲“大国政治”,讲讲世界政治大势,这里所谓“势”即“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描述的那种“势”。 “势”显然不能在一个固定的时点上展示出来,而是要放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中考察。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充满洞见。回望过去三十年,不由人不发出“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感慨。

   时光倒转到30年前的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到柏林做了一次重要的讲演。当时,西方媒体并没有给予这次讲演太多关注;但是,事后却赋予它很大的历史意义。在柏林讲演中,里根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巴乔夫“Tear this wall down”——“把这面墙 (柏林墙) 拆掉”。后来,这面墙的确被推倒了。里根的这篇讲演现在它已经被当作历史上最伟大的讲演之一。但在那个时候,里根还没有那么有自信,西方主流舆论也没那么自信。否则,当时怎么会不大肆鼓噪呢?

   两年后的1989年,日裔美国人福山发表了其最负盛名的文章——《历史的终结?》。大家要注意,当时发表这篇文章时,标题后面是带有问号的。虽然文章的内容写得言之凿凿,但它的标题却显示出作者未必那么肯定,所以才带着问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福山把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东西拼在一起,出了一本书,标题也是《历史的终结》。此时就把问号拿掉了,这表明作者以及许多与他持同样立场的人认为历史确实终结了:世界上只剩下一种可行的政体了,即“自由民主”的西式政体。

   那时,苏联刚刚于1991年解体了,历史好像真的要终结了。就在苏联宣布解体之后,我去了一趟莫斯科,当时是随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的同事们一起去的,目的是教俄罗斯人怎么搞民主。但到那儿看过之后,我受到极大的震撼。回到美国,我于1992年2月5日在纽约的《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用的是一本苏联小说书名《你到底要什么?》,副标题是“中国模式,还是苏联模式”?我觉得中国绝对不能走苏联的那条路,这也是我当时思考国家能力问题的时代背景。

   也是在那前后,福山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他认为,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当时世界正在经历的是民主的第三波;这一波民主浪潮从1974年开始掀起,到九十年代初达到了高潮,这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那时,西方主流思潮以及第三世界受西方主流思潮影响的学者都认为,西式的“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唯一的选择,这个转折是世界大潮、历史大势,无法逆转。

   “全球性”、“世界性”、“历史性”是那时不少人的口头禅,他们自信满满、言之凿凿,仿佛已站在了历史的领奖台上。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还记得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在1989年正好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他那一年的例行会长讲演题目是“威权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uthoritarianism),他断言,威权主义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而中国是他反反复复提到的例子。

   再往后1991年,福山就开始讲,自由民主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1994年,拉里·戴蒙德 (Larry Diamond)宣称,人类正在经历的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2003年,小布什开始打伊拉克的时候,把伊拉克战争说成是“全球民主革命的最前沿”(The war in Iraq was the latest front in the "glob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简而言之,在世纪之交那些年,西方主流的看法是,一波波的民主浪潮已经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了,最后必将席卷全球,中国也是在劫难逃。

   那么,这些预言实现了吗?现在看来是落空了。正如《孟子》所说:“其进锐者,其退速”。测度世界大势的变化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也许可以用一个风向标人物的例子说明,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拉里·戴蒙德。

   之所以选择此人作为风向标,是因为过去三十年,在世界范围宣扬西式民主方面,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标杆。他不仅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开发署的顾问;最重要的是,从美国政府资助的民主基金会于1990年创立机关刊物《民主研究》伊始,他就担任创刊编辑,至今仍然负责其编务。

   在过去30年里,研究民主的人不计其数,但在这些人中,发表相关文章数量最多的,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得过他。他研究的质量未必最佳,但发表数量首屈一指。他不仅出版物多过别人,而且在全球范围到处访问,是“自由民主”的首席推销员,是中国两岸三地的常客。如果把他称之为“民主先生”,恐怕并不为过。让我们来看看“民主先生”的变化轨迹。

   从1990年到1999年,“民主先生”可谓意气风发。看看他这段时间文章的标题和内容,就大致可以感受到了。

   ·1990年,他发表题为“民主的三个悖论”一文,断言“当今世界尽在民主革命掌控之中”。

   ·1994年,他发表题为“迈向民主巩固”一文,乐观地认为全球民主化已势不可挡,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变成民主国家,其余国家转向民主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剩下的任务只是一步步把新兴民主巩固起来。

   ·同样在1994年,他另一篇论文题为“全球大势:建立民主的世界秩序”,好像西式民主的一统天下已指日可待。

   ·1996年,他发表一篇论文,“第三波的民主浪潮是否已经结束?”虽然标题带有问号,但他的回答斩金截铁:“没有”。相反他断定:“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某一时刻,世界将迎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很可能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福音,远比我们在冷战结束时看到的更深刻、更持久”。

   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形势的变化却使他的底气泄掉了不少,反倒没有前十年那么足了。此后,他发表的文章在标题后面经常出现了问号。看来,文章标题有没有问号大有讲究。信心十足时,文章标题不会加问号;心中没底时,哪怕自己有倾向性的答案,文章标题很可能出现问号。

   从2000年到2010年,“民主先生”变得有点迟疑踌躇。

   ·2000年,他的一篇文章题为“巴基斯坦开启了未来的逆流吗?”在文中,他承认:“虽然转向民主的国家数量不少,但全球民主的前景并没有那么灿烂”。

   ·2003年,他有篇文章标题很醒目,但却带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普世民主?”他在文中自问自答:“是否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全都会变成民主?我的回答是谨慎乐观”。很明显,“乐观”反映了其主观愿望;“谨慎”则来自客观分析。其实,“民主”之光是否会点亮全球,是这位“民主先生”那几年四处讲演的主题。

   他曾于2006年到我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作过一次讲演,主题也是“民主”可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包括中国。但到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很清楚,第三世界出现的很多所谓“民主国家”,徒有西式“民主”的形式(诸如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哪怕再热心推广“民主”,在这位“民主先生”看来,那些“民主国家”怎么看都不太顺眼。因此,他以前那种盲目自信开始大打折扣。

   ·2007年,他发表《中东欧开倒车了吗?》。

   ·2008年,他发表《民主倒退:掠夺性国家的再度崛起》。问号没有了,但确定的不再是世界范围的民主大潮,而是出现了“民主先生”不希望看到的现象。

   ·2010年,他发表《为什么阿拉伯世界没有民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阿拉伯之春”如约而至;但西方国家很快发现,其结果非其所愿。

   当地时间2016年1月14日,突尼斯突尼斯城,突尼斯民众走上街头庆祝“阿拉伯之春”五周年。(图/东方IC)

   从2011年到2017年,“民主先生”已经变得失望沮丧。

   ·2011年,他发表《阿拉伯之春以后的民主:第四波、还是错误的开端?》对刚刚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充满期望,但又害怕它演变成西方的梦魇。

   ·2012年1月,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的风波使他莫名其妙地重拾信心,发表《正在到来的大潮》一文,居然预言“如果下十年全球民主前景会出现一个大的飞跃的话,它最可能发生的地区应该是东亚”。当然,这里的“如果”是个巨大的假设,仅仅反映了他心底的愿望,恐怕自己也未必真信。

   ·2013年,他意识到阿拉伯之春已无疾而终,发表《第三波的起伏》。

   ·2014年,一篇文章用标题说出了他最不愿看到的事:“民主衰退日益恶化”。

   ·2015年,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显示出他的无可奈何:“直面民主衰退”。在这篇文章中,他坦陈:“民主衰退最让人担心的层面也许是,西方(包括美国)自身民主的功效、能量、自信都在不断下滑”。

   此后,作为美国政府宣扬民主部门机关刊物的主要笔杆子,他变得非常沮丧,其出版物的标题就是证明:

   ·2016年的一篇论文标题“坠落中的民主:华盛顿如何能逆转潮流?”;同一年,他编辑的一本书题为“威权主义走向全球:民主面临的挑战”。

   ·2017年,也许是因为失望越来越深,“民主先生”几乎没有什么出版物,与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他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在这一年发表唯一文章题为“自由民主是否存在危机?”意味深长的问号再次出现,但现在问的不是“民主”来了没有,而是“民主”碰到了多大麻烦。

   “民主先生”从意气风发到迟疑踌躇,再到失望沮丧,这个风向标人物的转变,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世界政治大势的变化。

   如果把聚焦点从“民主先生”一人移至西方舆论的总体取向,世界政治大势的变化轨迹同样清晰可见。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当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顶峰时,西方舆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溃败弹冠相庆,对民主浪潮席卷全球的前景满怀信心,但这种亢奋持续时间并不长。

   进入新世纪以后,哪怕从西方主流思潮的视角来看,所谓第三波民主化似乎已如明日黄花,呈现出颓势。尽管作为一种政权形式,“民主”已成为近百个国家“主导游戏”,但是,有一批国家遭遇民主的“崩溃”或“倒退”,多数转型国家则陷入所谓“不明不白区域”:那里的“民主”是“表面的”、“虚假的”、“有缺陷的”、“偏颇的”、“不完整的”、“不自由的”、“无耻的”、“仿造的”、“低强度的”。

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西方舆论对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前景已深感忧虑。例如,耶鲁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颓败的民主”(Democracy in Retreat),作者是美国外交协会的资深研究员。在他看来,全世界的民主都出现了问题,第三世界尤为严重。《经济学人》2014年3月推出一个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于2015年推出了一组七篇特邀文章,总标题就是“民主是否退潮了?”虽然,其中仍有个别人认为民主还没有退潮,但主流看法已经承认,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已经退潮了。2016年,《金融时报》的外交事务主笔发表了“全球性的民主退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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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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