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2 次 更新时间:2017-12-20 21: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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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史称“五四指示”。这个指示首先指出: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泛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五四指示”接着指出:面对“各解放区”群众的此种行为,“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发出了骂声;一些“中间人士”也表示了怀疑;就是在中共党内,“亦有少数人感到群众运动过火”。

   “五四指示”一开始就提出了面对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行为,党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而之所以出现“怎么办”的问题,是因为直接剥夺地主土地,意味着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和政治路线发生剧变。抗战时期,中共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前提是承认地主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而剥夺地主土地财产,则意味着对地主地权财权被否认,意味中共又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和政治路线。这当然是极其重大的变化。

   怎么办?“五四指示”做出了很肯定的回答:

   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予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依据下列各项原则,给当前的群众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在要求各地党委遵循的“各项原则”中,第一条是:“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2)

   五月五日,毛泽东对“五四指示”做了审订并致信刘少奇:“此件略有增减,请酌”;“可用中等密码发出”;“关于宣传事项(不要谈土地革命等)请草一简电”(3)。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了“五四指示”。虽然实质上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但为了不给外界过于强烈的刺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一次没有用“土地革命”的名义,而称为“土地改革”。五月十三日,刘少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宣传改变土地政策的指示》。这个“指示”共三条。第一条是强调“实现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对于“巩固解放区”、对于“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和军事进攻”是极其必要的,同时也是“正当与正义的”。但是,“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不要宣传土地政策的改变,不要宣传“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藉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紧接着是:

   二、为了拥护当前的群众运动,各地报纸应当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各地报纸应多找类似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应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动人的冤苦经过核对事实加以发表,以显示群众行动之正当和汉奸恶霸豪绅之该予以制裁。在文艺界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4)

   中共中央在决定开始“土地改革”时,把《白毛女》树立为文艺创作的样板。《白毛女》后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与此当然有很大关系。一九四六年五月,“土改运动”即在中共的“各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运动”更在全国范围内锣鼓喧天地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中,“新歌剧”《白毛女》一演再演。《白毛女》虽是歌剧,却能在理论上证明“土改”的刻不容缓和合理合法。同时,《白毛女》因为是歌剧,更能在感情上起着动员作用。在“土改运动”中,“动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需要动员广大农民起来与地主算账、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财产,也需要动员其他人员、包括城市中的市民、知识分子认同“土改”、支持“土改”。而文艺作品是情感动员的绝佳方式。中共中央虽然十分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但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将某部文艺作品树为标兵的情形,却很罕见。抗战结束后的“土改”,对于中共来说,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转折。“土改”能否成功地推进,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而《白毛女》能在“土改运动”中发挥独特作用,所以受到中央的如此推许。

   刘少奇是在强调“诉苦”的必要时提及《白毛女》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看重的是《白毛女》中的“诉苦”内容,看重的是其控诉功能。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的指示,自然会导致“诉苦文学”的兴盛。“诉苦”,不仅仅在“土改”题材的创作中几乎成为必备的内容,也不仅仅在“土改”时期的创作中普遍存在,在“土改”结束之后,“诉苦”仍然是文艺作品的常见内容。可以说,《白毛女》出现后,“诉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

  

  

   《白毛女》真可谓应运而生之作。《白毛女》成为样板、标兵,并对此后文艺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与它出现于一九四五年春的延安,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早出现几年,出现在中共还不可能改变土地政策的时候,《白毛女》不会受到中共顶层的高度重视;如果晚出现几年,出现在“土改”已顺利展开之后,《白毛女》的政治意义也不会那么突出。出现在延安,所以能够立即进入中共顶层的视野,这一点也并非无关紧要。《白毛女》还有一层幸运之处,那就是问世于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它的首次演出,观众是毛泽东等党的领袖和参加七大的代表。它不需要经过一个从下往上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共中央在对“土地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时,把《白毛女》纳入了计划之内,或者说,把《白毛女》作为了一块材料,这使它一开始就占据了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的制高点。

   《白毛女》其实首先把如何看待地主、如何对待地主以及如何在文艺作品中描写地主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

   在如何看待和如何对待地主的问题上,中共的态度有过几次变化。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开始了武装割据,在自己的占领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六个字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也形象地说明了看待和对待地主的态度。这个时期,中共实行的是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在中共党史上,这个时期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革命”二字就说明了一切。“西安事变”后,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而开始了谈判。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5)。经过双方反复磋商后,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的“宣言”中,有一条是“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6)。改变“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变没收地主土地为减租减息,变消灭地主为与地主结成统一战线,不仅仅是实现国共再次“合作”的条件,也是中共自身存在、发展所必需。一九四一年九月,时任中共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在《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中说:“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支持,需要广泛而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而敌后根据地(处在乡村)统一战线的两个主角则是地主和农民。农民是抗日的主力,抗日的支柱,而地主则是现在不可缺少和不能丧失的抗日同盟者。”(7)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看法,而是在阐释中央看待和对待地主的现行态度。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也强调:“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8)

   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农民的财产权必须得到保障,地主的财产权也应该得到保障。如果按照这个原则评价《白毛女》,《白毛女》的政治合法性就不是十分充分。《白毛女》中,杨白劳因为欠了地主黄世仁的租和钱,所以才有黄世仁强迫杨白劳以喜儿抵租抵账之举。剧中的黄世仁的所作所为,当然是丑恶、残暴的,但收租收账这一行为本身,却是符合中共抗战时期的政策的。

   抗战时期,中共把地主阶层作为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部分,并不意味着就不对地主进行斗争。对地主,是既斗争又联合,也就是所谓“一打一拉”。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对于“一打一拉”的实质解释得很清楚。这个“指示”首先强调,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实行了减租减息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指示”强调,“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对于“三三制”,毛泽东的解释是:“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9)一个地主如果赞成抗日而又并不反共,就有参与执掌政权的资格。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种既赞成抗日又并不反共的“开明绅士”。这个关于“策略的指示”指出,吸收“开明绅士”参与政权,是要让他们“觉得还有前途”,是要拆散他们与日本人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联合。

   为了不让地主阶层与日本人和国民党“顽固派”联合起来,所以要对地主采取联合的政策。但仅有联合是不够的,同时也要有斗争。这个关于“策略的指示”是这样表述的:“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打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这个关于“策略的指示”还就减租减息的具体策略做了说明。关于减息,是这样强调的:“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如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凭农民自己处理,不应该规定息额,目前农民只要有钱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但于农民有济急之益。”(10)抗战期间,减租可以强制执行,因为地主的田地是明摆着的,无法隐瞒,也可以以法令的方式限制地主“夺佃”(所谓“夺佃”即拒绝出租田地)。但却无法强制减息,因为一个人有多少现钱,别人是无法知晓的。如果他认为息额过低,就可以拒绝出借,这谁也没办法。抗战开始后,由于各根据地强制规定息额,导致有钱人普遍捂紧钱袋,不再借出。民间借贷活动停滞,这首先对需钱应急的贫苦农民造成麻烦,甚至让他们陷于绝境。中央强调不应该由政府规定息额,听凭借贷双方商定,哪怕息额三分四分也不要干涉,实际上是默认了高利贷的合法,因为三分四分的息额,的确是高利贷了。

《白毛女》中,杨白劳一是欠了黄世仁的租,二是欠了黄世仁的高利贷。前面说过,按照中央的政策,杨白劳本有交租的义务。至于高利贷,也是借钱时杨、黄双方商定的,按照中央政策,也合法。所以,黄世仁的逼租逼债的方式虽然凶残、歹毒,但这“租”和“债”本身却是受法律保护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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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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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扬子江评论》 , 2016 (1)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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