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意新:文革初期农村的造反运动[[1]]

——安徽老瞿村和定远县的案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5 次 更新时间:2017-12-07 00: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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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意新  

   摘要:本文通过对安徽省老瞿村、连江公社和定远县文革初期农村造反运动的梳理,以理解距政治中心遥远的农民为什么要起来造反、以及他们如何在造反和派性冲突中作出自主的选择。本文认为,在文革被发动时尚未结束的四清运动是认识农村里造反的关键。四清运动过度整治并撤职了一批农村的大队和公社干部,但四清工作队未能为这些干部的问题做结论就在1966年底匆忙撤出农村,在这些干部中留下了怨愤,以致这些干部和支持他们的农民抓住了文革的机会,成立了以翻案为目标的造反组织,与四清上台干部所组织的派别相对抗并导致了武斗。这种以翻案为中心的文革造反与冲突在安徽的其他县区和其他省份的农村都有发生。四清下台干部和他们的支持者对造反以及派性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个人利益,因为只有翻案后才可能官复原职,找回失去的利益,而这一利益对处于生存线水平的农村干部和农民都极为重要。农村里的造反运动所展现的动机和造反者的个人利益选择都说明:农村文革中不存在一个学者们和知识分子所辩论的向官僚制度造反的“人民的文革。”

   关键词:四清運動、下台幹部、農村文革、翻案、造反

  

一,前言

  

   文化大革命的相關著述已是汗牛充栋,但关于农村文革的研究依然很少,并且就大部分对文革有兴趣的研究者而言,农村没有什么文革,即便有也影响微小。对农村文革最早进行研究的美国政治学家鲍瑞嘉(Richard Baum)1971年就断言:“文革明显是城市的现象。”鲍分析了1967至1968年中国报纸和广播所报導的与人民公社和村庄有关的约三百个事件,总结出农村的文革基本发生在接近城市、铁路和交通要道的社镇与村庄,大部分农村地带没有被文革触及。[[2]]鲍的这一断言长期体现在对文革的研究中。在文革四十周年时宋永毅主编的以海内外华人学者为主的文革论文集里,五十篇论文中只有兩篇与农村有关,且并非是研究农村:一篇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另一篇研究县以下的集体屠杀。[[3]]在同时期出版的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与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的文革名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农村和农民只是在谈及城市粮食供应和农业经济停滞时才提及。[[4]]

   导致农村在文革研究中长期“缺席”可能有三重原因。首先,文革的发动者没有打算在农村把文革搞得轰轰烈烈,限制或推迟了文革在农村的开展,使得农村的文革没有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政治现象。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以下簡稱〈規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学生和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5]]到了12月15日,中央才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以下簡稱〈指示〉】,指出要在农村里开展文革,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革中去;农村应发展红卫兵;农民搞文革要“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6]]而在这三个月里城市红卫兵的狂潮已瘫痪了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造成了“天下大乱。”[[7]]其次,农村文革是很地方化的现象,它发生在村里、公社里、甚至上升到县里,通常缺少与全国性文革大事件同步的韵律,对研究文革在全国的发展不具重要性。第三,研究农村文革会遇到资料稀缺的问题,使得有兴趣的研究者望而却步。农民缺乏物质和文化条件办文革小报与通讯,他们即便有过惊心动魄的运动也罕有文字留下来,因此研究农村文革要靠研究者進行口述访谈。个别村庄会有文革时期的村庄档案,但理解这些档案中的人和事仍然靠访谈。县级档案馆可能有一些农村地区文革的资料,但前提是这些档案馆对中外研究者开放。

   在1980至1990年代,澳洲社会学家安格(Jonathan Unger)曾试图依靠访谈对农村的文革做些研究。通过在香港和西方国家里访谈了来自中国10个省份的31位农村文革见证者之后,安格指出,在1966至1968年,尽管许多村庄如鲍瑞嘉所说没有直接经历文革的动盪,但在一些农村地带,暴力的惨烈程度超过了城市。由于认识到靠有限數量的访谈很难了解农村文革的实际情形,安格只能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梳理农村文革的各种现象,试图归纳出农村文革中纠纷和暴力的深层原因。安格在通过这些访谈认为,农村文革的发生主要源于四种“催化剂”:农村中学生的骚动;县镇和社镇动乱的影响;文革前下乡知青对他们所受的待遇的抗议;四清运动的余波。一旦被催化后,农村的文革便主要是在革命语言外衣之下传统的宗族之间和宗族内部的权力和资源的争斗。[[8]]安格这项研究对理解农村文革具有启发意义,但缺憾也很明显。首先,由于缺乏对访谈对象村庄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同一村庄更多的见证者以印证史实,安格的研究缺少案例。其次,正如笔者曾指出,中国的村庄在生态和文化上差别很大,农村的文革冲突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地方化的宗族争斗。[[9]]

   到了2003年,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和苏阳通过对农村地区「非自然死亡」人口的研究,有力显示了农村在文革研究中不可缺席。魏和苏审视的是十年文革而非仅仅是1966至1968三年的造反和冲突的年代。他们检索了1,520种县志,发现文革中农村地区「非自然死亡」人数约在75万至150万之间,受伤人数也大致相同,另有3,600万人收到了政治迫害,并且绝大部分的死亡、受伤和迫害事件发生在1968至1971年。魏和苏的研究纠正了鲍瑞嘉1971年的断言,因为数据表明文革对农村的影响非常大,1968年以后甚至可以说超过城市。他们也挑战了安格的看法,因为被屠杀和被迫害人数的庞大规模意味着农村地带的文革并非以村庄为中心,而是更多地发生在县级或地区级,由军事或权力机构所操纵。[[10]]在这项研究发表后,苏阳进一步依靠县志、访谈和地方档案研究了1967至1968年间广西和广东农村地区带的集体屠杀,不仅给出了更细緻的数据,并且给出了具體案例。[[11]]在同一时期,作家谭合成也写出了湖南道县1967年文革大屠杀纪实。[[12]]

   农村地区受到操纵的集体屠杀固然骇人听闻,但它们大都偶发在边远地区少数一些县,并非整个农村文革的主要内容。文革在农村还有“群众运动”的一面,尤其是在1966至1967年造反的时代。魏和苏认为与集体性屠杀相比,以村庄为中心的农村文革不重要。[[13]]后来苏阳进一步阐述了在文革的早期阶段,指从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到1967年下半年,农村没有像城市那样捲入文革。[[14]]这些认识显然低估了农村中的文革。前述中共中央1966年9月的〈规定〉附件里清楚地说到,黑龙江双城县在8月22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到9月2日,全县21个公社中已有11個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斗了,不少社队干部出走。[[15]]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SulamithH.Potter and Jack M. Potter)1979年以后在广东东莞县茶山公社增埠大队做田野调查时也了解到,从1966年底开始,茶山和增埠出現农民造反运动,公社好几个干部在被批斗后自杀身亡。不过波特夫妇研究的重點是改革后的农村,对文革的造反和死亡没有仔细描述。[[16]]以上两例说明在文革早期,以村庄为中心的造反运动在有些农村也是非常激烈,只是缺乏对外传播的信息通道而鲜为人知。

   这些造反运动显示了对农村干部和权威的挑战,可以被视为“群众运动”。正如1966年12月中共中央的〈指示〉所指出的那样,农村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17]]这些造反运动需要得到了解,否则农村文革的研究乃至整个文革的研究可以说還是很不全面的。中国在1966年人口接近7.5亿,其中农村人口超过6.1亿,[[18]]如此大量的人口在文革政治中所发生过的一些造反运动当然不应缺席于文革的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安徽定远县老瞿村庄的访谈以理解文革初期农村中的造反运动以及这一运动与更大范围的文革政治的联系。筆者对老瞿的访谈起因于对大跃进期间大饥荒<以下简称“大饥荒”>的研究,因为定远在大饥荒中有筆者所读到过的全国县志中最高的死亡率:1960年该县死亡率为313.21‰。[[19]]选择老瞿并非因为它有任何典型性,只是因为它位于大饥荒发生最严重的地区。正因为老瞿不具有预知的典型性,它才更能以最普通的方式展现饥荒在村庄级或微观水平上的成因与问题。在老瞿的访谈中,农民常是三四人一起,互相印证自己的记忆,连互相间曾有过的矛盾也说得毫无保留,使得對歷史事實的回憶比较完整和可靠。关于文革的谈话则始于作者假设:大饥荒及其死亡所导致的怨恨可能是五六年之後的文革中农民向乡村干部造反甚至报复的主要原因。

   于是便有了关于文革的访谈和本文想要探討的问题:农民为什么起来造反?北京城里的毛主席发动文革要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但那是“天高皇帝远”的事情,与安徽乡下的农民有关系么?那些不识字、信息闭塞的农民理解刘少奇和走资派的问题吗?如果缺乏理解,他们为什么起来造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如果有所理解,农村里的造反革命为什么没有持久?

   更有意义的事实是,文革初期是一个罕见的农民可以在政治上自主作出选择的短暂时期。从1950年土改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农民在政治上一直受到各类工作队的指示和各种运动的驱使,一直在“被运动”。但例外发生在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下半年,各类造反组织风行,各级党委瘫痪,各级领导即便下指示农民也可以不听。当农民可以自主选择时,他们是如何做出选择?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当他们参加不同派性的造反队,批斗本地当权派时,他们的选择是基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既往的人际冲突与仇恨、抑或现实的经济利益与其他好处?他们如何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文革政治中理解自己的造反?寻求农民造反的原因无疑会使研究农村文革问题变得复杂,它需要了解村庄和地方的历史,但这正是研究者得以深度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途径。筆者從对老瞿农民的访谈中得到如下啟示:从四清运动去认识农民的文革造反。

  

二,四清运动前老瞿的社区与历史

  

   老瞿的自然与经济条件可以说是偏、累、穷[[20]]。它是个自然村,位于安徽省定远县南部,距县城所在地定城镇26公里,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成为一个生产队,属于连江公社东风大队。该村距省会合肥72公里,距合肥至蚌埠公路上的张桥镇3公里。由于合蚌公路长时期里长途客车很少,村民外出远门通常靠步行。老瞿的自然地理属低矮丘陵,水稻是主要作物,旱地作物亦很多,使得村民总是在忙于劳作,且劳动强度很大。从前单干时农民冬季里比较空闲,公社成立后农民在冬季须参加水利建设,一年四季都变得劳累。老瞿处于江淮之间易受旱涝的区域,土地较贫瘠,农业产量低,以致大部分农户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水平。在文革十年里,老瞿生产队每日工分值在3角5分上下,年终分红时一个劳动力大约能分到350至400斤原粮作为一年的口粮和40元左右的现金。[[21]]

老瞿是一个单姓村庄,有着自己内部的矛盾。在祖先于清初建村后的漫长岁月里,有些农户搬了出去,在附近另建了三个瞿姓村庄。在老瞿内部,宗族有大房和小房之分。大房占全村人口约六成,1949年前全是中农,他们大都身高体壮,在村里占支配地位。小房除了少数几户中农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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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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