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西方学生上文革课常发“奇想异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1 次 更新时间:2017-11-26 08: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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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我讲授文革课程的西方东方三所大学的第一个区别体现在教材,第二大区别在于学生群体的特质。仅就智商和学习能力而言,毫无疑问,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水平位列最佳。然而在1988-1993年我在那儿当教学助理时,美国青少年对中国事务的背景知识太缺乏,也少有美国学生来中国参与交流,而这些在目前已成为美中教育互动的一大领域。

   哈佛本科生的特质有时导致意外效果

   哈佛本科生对中国的背景知识欠缺常引发令人开怀的效果,如以前举例的他们中有人对“走资派”(Capitalist Roaders,字面意思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的解释之异想天开——“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但更多的困惑是来自中文的文革术语译成英文后,极易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术语难分彼此。“红卫兵”的英译Red Guards,与十月革命中的“赤卫队”完全一样;“文化革命”的英译Cultural Revolution,在十月革命后,是指苏联在文艺领域里发起的破旧立新滚滚红潮。对于这些难分彼此的术语,我要耐心解释:其实中国文革期间的部分观念和行为,最初源头是来自十月革命,即便红卫兵自己未必都清楚其中的血脉连通。

   然而,这些本科生最鲜明的素质是思维独立不羁,联想对比的活跃度非同凡响。我记忆最深的案例之一是江青现象。在哈佛大学中国文革课程的阅读资料和马若德的讲课里,以及我们教学助理的辅导课全过程中,江青都是一个被严厉批判、彻底否定的极左派代表人物。尤其是像我这样来自皖南保守文化传统的中国留学生,对江青还多了一份厌恶,就是她说话、举止的风格之狂妄嚣张。可是到文革课结束前那星期的辅导课上,有位女学生郑重其事地作了一个口头报告(这是要计分数的功课),题为:“江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报告大意是:中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始终都是尊男贬女,1949年以后延续了这个传统,中国的权力机构里,女性所占比例一直太低。这种状况只是在文革期间才有明显改变,从中央到基层的党政机构里,女性代表比1966年之前的任何时期都多。这种改进要归功于江青个人的榜样发挥了正面影响力,若无她这样一位天不拍地不怕的女政治人物呼风唤雨,中国的女性绝无机会在文革十年里崭露头角!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各界对江青的批判那么强劲,其中就有男权主义的传统观念在起作用——中国的男人们最看不惯女性成为强势的公众人物。

   这位女学生的报告立刻激起了我主持的那个二十多人的小班(One Section)的火爆辩论,将近两个小时激辩下来,倒是赞成女同学观点的人数大增,尽管还不过半。虽然我不能完全接受她的观点,却对她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很赞赏。而且很多年后,我确实读到了西方资深学者的研究,从独特视角来比较20世纪的两大激进政治运动:极右的纳粹主义和极左的共产主义,发现在二者的意识形态里,都有强烈的misogyny(厌恶女性主义),两大体系的宣传品都高杨所谓的 Super Men 超人形象,而所有的“超人”都绝非女性(Jack Holland,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 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 Chapter 7, London: Audible Studios,2013)。

   前一篇评论里,笔者引述了哈佛校长的建议,强调“中国文革涉及的基本问题有诸多元素是现代社会普遍面对的,即便各自所处的发展水平和政治状态有别”。眼下全球关注的津巴布韦危机便是鲜活的实例:该国反对派人士William Muchayi三年前就发表长文,称总统穆加贝夫人格蕾丝为“江青转世”,二者都凸显了革命成功后第一代领袖长期掌舵,年轻夫人干政揽权,图谋继承王位(“津巴布韦:军方和第一夫人谁主沉浮?”Deutsch Welle 2017年11月17日)。津巴布韦军队首领本月18日在国家电视台直播讲话时表示,军方出手的目标并非总统,而是威胁总统的身边人,这些“犯罪分子”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损害。执政党多次强调本国没有发生政变,只是经历了一场“没有流血的政权更迭”,“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将带领执政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北京:“海外网”11月19日综合外电消息)。这些做法说法,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非常相似:由于欠缺最高权力和平转移的宪政机制,老革命老战友们被迫动武,以挽救革命政权。

   “解放人类、一统天下”的宏大愿景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听中国文革课的学生属于另一种类型,是硕士生班,大多数来自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他们最关切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文革的国内层面,而是它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更大范围内国际政治的影响。因为在那期间,尤其是头三年的红卫兵运动阶段,中国有激进的输出革命的作为,闹得有些周边国家反弹激烈,往往导致暴力冲突和军警镇压,并殃及海外华人社群。

   我在课堂讨论中,提醒他们注意比较史学和宗教社会学里的一个宏大主题:历史上主要的宗教运动都展现出普世主义的强劲趋势,尤其是在兴起扩张时期。当今世界的几大教派,都是在此一核心主题上做得特别成功的,都是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所以在历史上有Christendom(基督教世界),它超越世俗王国公国的边界,涵括欧洲旧大陆的绝大部分。随后伊斯兰教兴起,穆斯林以利剑扩张《古兰经》经义,目标是建立大一统的Caliphate(神权哈里发国)。即使是较和缓的佛教,也是要普度众生,引领各地信徒进入极乐的一体世界。共产主义在这个核心理念上,与这些普世主义宏大宗教一脉相承,立志要解放全人类。自从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就自信他领导的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在1966年前的好几年,毛就在把他的世界革命理念谱成战略战术。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给这一宏大远景注入新的血液,红卫兵冲在前头,成为中国输出革命的新军。他们一有机会,就设法在别国首都和大城市中心举行示威,高喊中国文革的口号、高唱毛语录歌。另一些红卫兵非法越境进入邻国,宣传毛的革命路线和落实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还有一些红卫兵偷越到邻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当地游击队。这些与1917年前后欧洲多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跑到俄国投身十月革命,也是一脉相承的。

   我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把这一波波输出革命的作为,放到两千多年来宏大宗教派别的传教士冒着艰难险阻、走遍天涯海角传播福音的历史连续剧里,就能深刻理解其涵义了。

   近来令全球担忧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又凸显了以上问题。即便是最恐怖的“伊斯兰国”(ISIS),也不难理解其历史渊源。高举着宗教极端主义的ISIS组织,其宏图第一步是按照千百年前的原教旨,打破近两世纪里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东渐而导致形成的中东世俗国家之间的国界,建立起大一统的神权哈里发国,然后再征服更多的异教徒领土,最终把所有他们认为属于泛伊斯兰区域的地盘都纳入其神权统治之下(Rudolph Giuliani’s and Jessica Kasmer-Jacobs’ Commentaries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4 December 2015, p. A13)。“解放人类、一统天下”是所有这些神教的或世俗的普世主义运动的强大召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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