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ICB SEA 2021年秋季开学典礼

　　 嘉宾深度观点全文实录

　　 （2021年11月27日）

　　 我今天讲的题目分三个部分。

　　 第一，最近一波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所造成的效果。

　　 第二，全球化第二阶段有哪些重要国家参与，哪些国家在全球化动荡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回顾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否具有事实根据。

　　 第三，未来5-10年，本世纪中期跟全球化相关的重要发展、动态、趋势。

　　 最近一波全球化，大部分人认为是从1991-1992年开始的，1991年苏联解体前，世界画不出一个地球，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柏林墙。80年代后期我做博士论文，比较中国和苏联的改革，每年都要去前苏联、中欧与东欧考察，对这一点感受很深。柏林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因为柏林墙导致地面交通、地下交通、人员往来、法定货币全都是两种，那个时候全球化是“画”不起来的。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重要成果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被称为最近一波的全球化，历史上还有前几波，今天不再赘述。这次全球化十几年后，第一阶段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接受了一种学术观点：贸易门槛越低，成本越低，效益越高，能够越快扩散，惠及更多人群；贸易壁垒越高，成本越高，效益越低，危害的人群越多。学术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流派大力鼓吹这个观点，从亚当斯密开始，这种观点就成为该流派的基本信念，随着新的一波全球化兴起，该流派成为学术主流，获得了重要支持。因为那时候很多数据能够被统计与计算，例如同样一个家用电器，如果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生产，耗费多少成本；如果在“亚洲四小龙”生产，耗费多少成本。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沿海城市加入全球化进程，如果工厂建立在中国大陆，生产成本又会进一步降低。

　　 当时人们认为，成本持续降低带来的好处惠及很多人群，最重要的是两大群体。首先是有机会用较低价格买到家用电器的普通家庭，原本很多家庭买不起，现在成本降低，惠及大众。其次是刚刚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以前这些国家缺资本、缺技术、缺少经济管理和商业管理经验、缺乏成熟的全球行销网络，随着新一波全球化，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全球化使得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表现数据在网上能够查到，包括每年进入大陆的FDI（国际直接投资），出口增长量，通过出口获得的外汇储备量，沿海地区乃至内地城市全球化产业、公司、制造厂以及上下游行业月工资、年工资增长幅度等数据。造就了当时全球的乐观主义。

　　 新一波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共同受益的伟大趋势。这个伟大趋势在两百年梦想后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因此每一个国家政府都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尽早、尽快、多方面、全方位参与全球化，为国家经济体注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让国家快速摆脱贫困，提升经济。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银行每两三年就会发布报告，盘点哪些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之后，使多少人口脱离了贫困，改变了多少穷人的命运。

　　 2004-2005年，有一个会议对我的刺激很大。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我第一次到香港科技大学是1993年，离开后他们又让我回来。恰逢哈佛大学校长换届，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政部长。他到亚洲来给我们的毕业生讲课，他说：亚洲很多经济体都是外贸导向、出口导向，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亚洲的这种冲击力。亚洲最早开始出口导向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亚洲五小虎”等国，到了2004-2005年，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更多人口、更加有效的产业链组织方式进入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萨默斯在世界银行做过第一副行长，他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虽然全球很多经济体从这一波全球化中获益，但获益最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听课的人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一部分是1949年后幸运地去到哈佛留学的。萨默斯告诫听课学员：你们可能没有注意，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化的负面反应越来越强烈。

　　 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美国劳工允许自由组织工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人每隔几年就要跟资方谈判增加工资。以前劳工一方提出的要求虽然不能完全达成，通过协商后多少还能达成一部分，比如要求涨工资8%，最后涨5%也行，总比不涨好，谈成了工厂就复工。如果资方顽固，不同意5%，认为涨1%-2%就不错了，工人就会罢工，罢工时间越长，资方损失越大，搞得两败俱伤。

　　 过去十几年中，美国的这种对抗越来越少，工人一旦进入增加工资的讨价还价阶段，资方就会说：天下变了，不要以为现在还像几十年前一样，你们一罢工我就怕了。要是加工资加下去，企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现在利润率就一点点，工资上去之后没利润了还办厂干什么？你们再顽固不化，我就把厂搬到中国去，那里的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的1/4、1/5，地方政府严格管理罢工，我很放心。这样一来，美国工会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这就导致过去十几年来，虽然美国一些跨国公司、投资银行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巨额利润，但美国蓝领劳工阶层去掉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收入要么持平，有些产业或地区甚至有所下降。现在这些工人因为亚洲出口经济尤其中国经济的冲击而看不到前途，越来越多的工厂搬离美国本土。所以萨默斯告诫我们：这个趋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迹象，要好好关注美国这种动向，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在发生，只是体量不如美国。要记住“全球化惠及全球”这个观念已经走不下去了。

　　 萨默斯的分享让我十分震撼。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澳大利亚工人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矿产资源、食品、葡萄酒等战略性物资非常丰富，中国照单全收还要求加大生产。当时出现一个情况，很多澳大利亚年轻人不愿意上四年大学，高中毕业后马上读一个技术学校，马上就业。海洋业、食品业、畜牧业、森林业尤其是矿业等行业十分缺人，工资很高。

　　 我在澳大利亚念了四年大学，工矿里的工人工资翻了三番，就是出于中国对物资的庞大需求量。我在澳大利亚听到的故事，和通过哈佛校长听到的美国故事截然不同，而他们都是西方的发达经济体。我后来才理解中间的关键，澳大利亚以资源出口而非制造业为主，受到中国的冲击没那么大，反而受益于为中国提供高速发展需要的原材料，美国正好相反。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2005年我辞掉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工作，被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聘请担任北京代表，研究全球化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我有负责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在当时颇具前瞻性，后来得到了《南方周末》采访。题目认为，以前讲的是产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生产技术全球化、管理技术全球化，最难全球化的是人，因为有国界线。但是有一个例外，我发现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拼命争夺高级人才。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用了一个很震撼性题目：《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就是争夺高级人才。

　　 当时卡耐基很高兴，认为这个题目非常有前瞻性，美国留学生中的高级人才是全球最多的，你们的经验都能说明这一点。我在卡耐基基金协会做了三年工作，回到香港时2008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从那时开始，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的冲击越来越明显，萨默斯的告诫正在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在美国的体制之下，如果劳工们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迫使资方增加工资、增加福利，被全球化卷到底层的工人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政治的方法，通过选举把代表他们声音的人引进州级议会，州级政府，再往上走到联邦一级，进入总统大选。

　　 2004年的这个现象，就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最根本原因。特朗普当选有多种原因，这是最关键因素。特朗普的口号是“America first”。现在美国的高新技术人才根本没有祖国概念，全世界无处不可去，到处都欢迎他们，他们赚的钱能不回美国就不回美国，这样一来美国何去何从，所以他说“America first”。首先把美国搞好，这是我们的根本，这是我们的家。他并非蓝领出身，他毕业于商学院，家里很有钱，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深深打动了美国的全球化受害者群体，或者说得益太少的群体。

　　 特朗普四年总统生涯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与错误的决策，但是在座的一大半人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赢得的选票超过2016年赢得选票的总和。如果他听从一些顾问的建议，把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拜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上台。我在美国跟拜登开过好几次会，拜登的竞选能力、演讲能力、忽悠能力连特朗普的五分之一都不够，但拜登是个靠谱的厚道人，特朗普不靠谱，使得他很有煽动力。

　　 这就是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状况。全球化对全世界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都大大超过了亚当斯密等一众国际贸易自由主义者的预测，把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普通劳工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趋势造成了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他的支持者在他第二次大选失利对国会的冲击，戏剧性的表现还没有结束。

　　 全球化第二阶段的重要国家

　　 第二阶段是全球化主要国家在特朗普冲击之下的应对、反思、愤怒、失望与惊讶。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动辄退群、否决、不投票，言下之意是美国不讲规矩，美国已经衰落了，美国缺乏自信心，要推动逆全球化进程，扭转世界大趋势。这样过分简单化的口号式解读是非常误导人的，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的戏剧性表现，是基于一个他们认为必须纠正的根本性问题。

　　 当年WTO刚开始时，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规则，成为进一步全球化最重要的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政府（Governments）自己的框架，出现的矛盾、摩擦、贸易的纠纷可以到WTO的仲裁机构打官司。但是这些规章制度制定的时候，中国、印度、前苏联尚未加入这个体系，后来加入后发现早期建立的规章制度不适用，原来WTO定的规则是根据欧洲和美国经济体的基本制度制定的，不适合新成员，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加入WTO，在朱镕基总理时期完成了非常多的事情，向WTO展示诚意。我们达不到你们的标准，但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经受了无数的阵痛。在座很多人都知道，为了加入WTO，无效国营企业进行了大手术，当时的口号叫“抓大放小”，那几年里，中小国营企业下岗工人总数在4500万到6000万，构成了最新的贫困阶层低保户。这一个大手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振荡，但不做这件事就没办法进入WTO框架底下参与竞争。我跟美国人讲这些例子，美国人说中国很难吗？美国这么多人下岗游行，哪怕所有警察上街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下岗工人上街也只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不是政治性的，要求劳保、医保，交不起水电费也不能断水、断电、断煤气等等。

全球化第二阶段出现了一个问题，发达经济体对WTO越来越不满，那些规章制度越来越不符合形势。美国许多国会议员代表选区里的全球化受害者提出质疑，要求WTO采纳美国的新建议，否则就退出WTO走人（We get out）。如果特朗普赢得了第二次大选，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因为他认为在WTO里，美国是吃亏的一方。很多违规事件一旦在美国发生，用不着中国等国家提出抗议，呼吁调查，美国自己就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丑事都放到桌面上。而中国有了这些事情，美国却无法进入中国展开调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