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莉:《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2 次 更新时间:2017-11-22 2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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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莉  

   塞缪尔·亨廷顿是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知名和最受推崇的政治学者。他的著述一出,往往是洛阳纸贵,风行全球,不仅改变学术研究的焦点和思路,也影响各国的政策讨论与选择。在他丰富的著作谱系中,《不和谐的承诺》通常不属于最受关注之列,但在当前的世界政治气氛下却非常具有阅读价值和思考启迪意义。

   《不和谐的承诺》以往没有走到聚光灯下,当然不是由于它的质量,而是归因于它的题材。此书不像《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样,直击世界政治潮流的变化,以全球视野讨论普遍性问题,因而迅速激发热议。它分析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政治,而且在行文当中又不像亨廷顿教授早期的《士兵与国家》或晚期的《我们是谁》一样,直抒胸臆,放言无忌。在本书中,读者看到的是中年亨廷顿——成熟而通达,充分了解政策与社会现实,但仍不失理想与乐观,在不和谐的嘈杂当中寻找稳重的节奏,为常识与共识开拓发声的渠道。这样的亨廷顿,浮躁的阅读心态恐怕欣赏不来。

   而对于想深入了解美国、特别是想真正理解当代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则是绝对不应错过的。它所书写的1960年代正是现代美国与后现代美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美国是WASP文化居核心地位的清教伦理之国,在此之后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占据主流;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和政治家总体而言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和信任,在此之后则受到严厉批评和严格监督,从总统到国会各种政治机构的信誉一落千丈;在此之前,美国外交相对超脱于国内政治的纷扰,对外战争一度在爱国旗帜下得到不暇思索的普遍支持,在此之后外交领域再无特殊待遇,反战反干预的声音此起彼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经历了1965年--1975年反战(反对越南战争)和反文化(挑战WASP文化传统)两大运动的洗礼,美国才一变而成我们现在习见习闻的样子。美国进步左翼和保守右翼的分野也是从那个时代延续至今,当前大部分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争议课题追根溯源也是产生于那个年代。

   亨廷顿此书恰是对这个动荡年代的总结和剖析。依据亨廷顿的部分观点,特别是他后期关于世界政治的某些主张,有些学者喜欢把他定义为保守派政治学家。其实亨廷顿终其一生都是民主党人,在美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堡垒——哈佛大学任教,在1970年代末期与布热津斯基一起加入卡特政府的外交团队工作。他这种中间偏左的政治底色在本书中得到充分展现。他不仅客观、忠实地记录1960年代的变革诉求和政治争论,而且总体上对发起变革的年青一代持肯定态度。尽管他本人因为对美国政府开展越南战争建言献策——如支持在南越强制推行“战略村”——而受到反战学生的“冲击”,但他仍乐观地评价时代变迁,称1960年代“是抗议的时代,也是重申道德的时代,人们激情勃发,无论是好是坏,都在努力去实现美利坚信条的原则与价值。”[1]

   作为构建分析理论的大师,亨廷顿自然不会满足于对1960年代就事论事地评估,而是把它置于美国政治历史的视角下,探寻长期的规律性解释。在他看来,1960年代的争论与动荡是美国经历的又一次“信条激情时期”。在此之前,美国政治已经出现过三次类似的激情时期,分别为1770—1780年代的美国革命建国时期、1820—183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时期、1890—1910年代的进步运动时期。在这些时期可以看到普遍社会动员和大众热情参与,看到激烈的争论与冲突,看到政治制度被震撼和重组。在习惯渐变改进的美国,这些特殊时期尤其引人注目,不容忽视。

   亨廷顿认为,造成信条激情时期的是美国政治理想与美国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而鸿沟的凸显并不是由于美国人过于务实,而是因为美国人过于理想。普遍公认的是,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政治哲学并不成熟,政治理论的思辨深度和体系化程度经常受到批评。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政治理想的阐释权并不掌握在学院派知识分子手中,而是通过社会的共识和认同成为大众信念的核心,进而保持空前的信念强度。亨廷顿对美国政治这种理想追求高度推崇,声称“失去自由民主理想,失去为实现自由民主理想而付出的努力,美国就会变成没有存在意义、没有集体认同、没有政治文化甚至没有自己历史的国家。”[2]甚至认为美国人如果放弃政治理想就是放弃民族认同的核心,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美国人。[3]

   但是美国式的大众化解读方式,使对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等核心价值的追求从根本上带有反政府、反权威的特色。民众对既成体制的怀疑根深蒂固,自由的政治理想与半自由的政治体制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美国的政治氛围也就注定不和谐。根据亨廷顿的分析,面对这种紧张关系美国人形成了四种应对模式: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自欺欺人。在四种回应中,只有道德主义选择正视理想与体制现实的鸿沟、并努力消除裂痕;其余三种则分别采取否认、忽视、忍受的态度。很明显,亨廷顿更支持道德主义的应对方式,这也是他对1960年代的政治风潮给予正面评价的理论依据。

   在亨廷顿看来,1930年代新政的意义都不能与1960年代相比。前者的特征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致力于应对经济问题,而不是满怀激情地重申道德价值。后者才是真正的信条激情期。他描述了1960年代的抗议政治、揭露政治和权威侵蚀现象,但认为纷繁扰攘之后留下了“更为平等的社会、更为开放的政治”。[4]他承认公众变得世故、政府日益缺乏权威,但对美国随后的政治发展还是抱有充分的期待。

   一个好的理论假设肯定是既对其关注问题有解释力,又对相关领域及未来变化有分析预测能力。亨廷顿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信条激情周期理论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在本书出版后的35年里,美国政治理想与体制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美国民众的应对方式也不出亨廷顿所料,经历了里根—(老)布什年代的犬儒、克林顿年代的自满、小布什年代的自欺欺人,而始终不能缓解认知失调引起的挫败感。奥巴马上台似乎带来了开启道德主义追求的希望,但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和政策视角的局限,他在施政过程中甚至无法复制新政式的革新。

   今日重译重读本书,更是实际验证信条激情周期理论的大好时机。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意外获胜,不仅颠覆了之前绝大多数民调结论和媒体的普遍预测,而且使美国各界的体制精英瞠目结舌。那么,短期政治分析忽略的信号,35年前提出的长期历史模型有可能捕捉到吗?在本书终结的第八章,亨廷顿教授自我设问:美国传统的应对理想—现实张力的模式会不会发生变化?他进而提出三种可能的演进路径,其中的第三种情况倒是可以为目前美国的政局提供历史视角的解读——由于美国分裂、虚弱的政府无法令人满意地应对挑战,历史与进步冲突的加剧可能导致越来越强的挫败感,最终可能导致人们强烈要求抛弃虚弱无效的政府,以更具权威性的结构取代之。“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极端主义可能会产生一股追求独裁效率的逆流。”[5]

   当然,亨廷顿教授当年提到的只是一种理论可能性,究竟会不会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兑现、能够兑现到什么程度都还有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按照本书给出的14条标准[6],特朗普上台不是第五个信条激情期的开始。在今年选举过程中充斥着对既成体制的不满,但没有诉诸道德义愤,反而是以破坏道德束缚(如政治正确标准)为荣;获胜的一方充分表达对掌权者的敌视,但同样对妇女、少数族裔、司法公正等社会改革运动充满轻蔑;政治参与脱离了利益集团的常规路线、通过非传统渠道表达,但是获胜方改革的主旨并非限制权力,选举的结果也很难带来政党政治的重组而是进一步制造社会冲突和对立。亨廷顿在本书中曾经大胆推测,美国的下一个信条激情期可能在2020年代出现。如果重起亨廷顿于地下,他也许会提醒我们:大幕尚未开启,不要被正剧之前的垫场戏迷惑啊。

   朱文莉

   2016年11月

   [1]本书第3页。

   [2]本书第133页。

   [3]本书第33页。

   [4]本书第113页。

   [5]本书第119页。

   [6]本书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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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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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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