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莉:咫尺天涯——美国与21世纪进步时代的开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22-01-08 1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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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莉  

  

   内容提要:在2020 年美国大选的早期阶段,美国进步派人物及政策主张就遭遇了挫折。与20 世纪初的进步时代不同,今日美国进步政治遭遇其改革对象的正面对抗,且未能说服内陆乡镇的中下层白人加盟。进步理念虽然得到青年两代的热烈响应,在城郊中产阶级和少数族裔中也广受支持,但改良日程上的微妙分歧使得进步派尚未形成有效的合力。美国政治体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的先天不足、新技术发展对舆论空间的割裂、美国自外于世界政治潮流的心态滋长,所有这些外部不利因素也阻碍着进步政策的推进。美国重现百余年前的政治刷新形易实难。

   关键词:进步政治 美国大选 世界政治趋势

  

   2020 年美国大选为全球瞩目,但真正的政策之争早在两党对决阶段到来之前就结束了。特朗普与拜登充满戏剧性的博弈更像是诉诸美国人的心灵,而非他们的头脑。美国选民在2020 年11 月投票中要决定是继续割裂、纷争、相互对抗,还是反省、交流、和解。于是这次选举最好的结果就是止损,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社会与经济生活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从政治领域开始回归正常。当美国人忐忑不安地等待这个最低要求成为现实的时候,真正的政策创新和政治进步反而被束之高阁了。

   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政治机制面对经济现代化的挑战、面对大规模移民浪潮的冲击,显示出足够的弹性和稳定。从进步时代到新政,美国通过大胆且实用的改良措施缓解社会经济不平等,为国力的持续成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进而在塑造世界秩序的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反观今日,美国遇到的内外挑战与百余年前相似,但政治过程却无法聚焦真正的问题,也无法进行有效应对,很多时候甚至扮演着恶化矛盾的角色。在美国政治论争过程中,新进步派的声音不仅姗姗来迟,而且始终不能占据中心舞台,在2020 年大选当中再次失去引导变革的机会。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初步的追述和分析,观察推动与阻碍美国进步政治潮流的因素,并对美国政治选择的世界政治意义进行讨论。

   一、进步派的大选失利

   回顾过往,美国21 世纪进步派社会基础的形成可以以2011 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简称“占领”运动)为标志,其政治代表人物则出现在2016—2020 年的选举周期中。“占领”运动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提出了与美国右翼“茶党”针锋相对的阐释,将全球化进程造成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视为时代课题。后来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 BLM)运动、“我也是”(Me Too)运动、青年控枪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为其“友军”进步派扩大了阵营,诉求中加入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议题,但核心逻辑与“占领”运动的主张一致——即经济不平等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与冲突,传统政治回避掩盖矛盾,必须以全面进步改革来刷新政治。

   2016 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放弃独立人士身份、加入民主党总统初选,全面系统地提出进步政治政策诉求,获得热烈反响,对希拉里·克林顿构成实质性挑战。虽然他最终未能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作为政治改革的象征横空出世,震动美国政坛。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对美国两党建制派构成沉重打击,同时却刺激、激励了进步派的变革诉求,客观上也为其代表人物的成长提供了机会。在2018 年中期选举当中,一批新议员凭借各种社会、文化、经济改革主张脱颖而出,其中来自纽约州年仅29 岁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 – 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引起全国瞩目,并且迅速活跃在热点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到2020 年大选的初选阶段,不仅桑德斯再次出战,而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以稳健改良的面貌加入竞争,因早期支持 Me Too 运动而闻名的参议员吉莉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主张提高全民最低收入的华裔商人杨安泽(Andrew Yang)等人则将各类改革议题作为自己的竞选主打内容。至少在民主党方面,政坛代表与基层社会运动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相互呼应之势。

   2019 年下半年直至2020 年初的数场电视辩论,可以视为民主党初选的第一阶段,而进步派方面的竞争者在这段时间可谓势头强劲。他们提出的政策创新, 如全民医保、免费大学教育、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环保绿色新政等等,相继成为讨论的热点。桑德斯和沃伦因为观点明确、了解民生疾苦、倡导变革而吸引大量支持者,在民调过程中轮流领先。相比之下,原本知名度最高、获胜呼声也最强烈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却显得立场保守,政策模糊,无法调动基层选民的热情, 以致支持率逐渐下滑,拜登在辩论表现最不利的时候一度只能排在第四位。

   但是在进步派人物占据初选领先之后,民主党内外针对他们的怀疑和批评声音随之聚集和扩大。他们的政策主张被认为过于宏大,与现有体制无法接轨,带来的财政负担无法承受。一些激烈的批评者甚至指责他们会极度扩张联邦政府权力,或者搞垮美国经济。在逆风当中,一度领先民调支持率的参议员沃伦遭遇滑铁卢。她的全民医保计划受到细节拷问,美国知名媒体声称计划实际支出将远远超过其团队公布的数字。沃伦随后失去领跑地位和问鼎势头。

   2020 年春,民主党初选进入第二阶段的分州投票,桑德斯事实上成为进步派获胜的唯一希望。桑德斯在最先投票的两个小州获得胜利,但拜登在接下来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投票前获得当地黑人领袖的公开支持,顺利拿下该州。随之举行的“超级星期二”多州投票当中,拜登席卷了黑人党团势力强大的南部各州, 而得票落后的温和派候选人纷纷宣布退出选举,并呼吁支持者转投拜登。民主党建制派率先实现了大联合。3月中旬,桑德斯与拜登在至关重要的大湖区“铁锈地带”(Rust Belt)各州正面对决,拜登获得压倒性胜利。此时,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桑德斯已不可能利用他最擅长的大规模基层集会挽回选情,因而被迫宣布停止竞选。回顾其初选失利的过程,未能获得黑人群体认同和未能在传统制造业地区建立优势是桑德斯的两大致命伤。前者反映了文化身份课题的复杂挑战,因为桑德斯在拉美裔民主党选民中的人气很高,但却被黑人领袖批评在反歧视与拯救贫困社区方面不够专注。后者展示的进步派弱点则更微妙。桑德斯力主以普及高等教育改善人力资本,以环保和新能源产业带动经济转型,使大湖区等老工业地带能够顺利融入服务业繁荣,但制造业工会代表的蓝领阶层似乎并未被这种思路说服。相形之下,拜登强调自己宾州小镇的出身,表达对产业与区域困境的切身体验,并以停止外包、扩大就业、购买美国货一类简单直接的口号成功打动基层选民。2016 年总统竞选失利的教训对民主党可谓创巨痛深,进步派纲领如果不能深入内陆市镇、不能被战场州的关键选民群体接纳,它也就失去了代表民主党参加大选竞争的机会。

   拜登确保党内提名后不久,其竞选团队就与桑德斯团队开始进行密切接触, 民主党初选也进入了从党内竞逐到党内合作的第三阶段。2020年5月,拜登与桑德斯正式宣布成立联合工作组(unity task forces),就六项关键内政议题协调双方的立场,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前国务卿克里(John Forbes Kerry)等知名人物都参与其中。双方谈判的结果作为一致建议提交到民主党代表大会,并且成为民主党党纲的基础内容。在最终形成的党纲中,进步派关注的焦点课题——打造公正经济、推动环保与气候政策、完善医保体系等——均得以体现,但具体实施方案里面,建制派的稳健节奏则压倒了进步派积极求变的锋芒。双方磨合与妥协的结果是,进步派的实质政策诉求被淡化和削弱,在短期内得到落实的机会不大。如拜登在2020年大选的首场两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的明确表态:“现在,我就是民主党。”可以说,进步派已经失去利用2020 年大选开启政治变革的机会。

   二、美国进步政治的推动力量

   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描绘的政治周期,2020 年本来很有希望成为美国政治求新求变的历史性节点。从现实政治的发展来看,21 世纪的进步政治自“占领”运动开始萌芽,而后经过多年的力量蓄积,也的确形成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冲击力。

   推动当今美国进步运动的核心群体是千禧一代(1982—2000 年出生)和Z 一代(2000 年之后出生)这两代年轻人。2020 年是所有千禧一代均超过法定投票年龄门槛的首次大选。这一代的总人口数量超过1 亿,其中合格选民数量达到9000 万,占当前美国选民总数接近40%。按照此前的青年人口投票率推算,2020年实际参与投票的千禧一代有可能超过5000 万,估计能占到实际投票选民的36% 左右。在他们之后的 Z 一代虽然大多数还没有获得投票权,但在近年出现的要求重视气候变化的示威活动、由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枪击案引发的全国范围控枪游行等社会行动中,他们已经是活跃的中坚力量。而且据美国媒体报道, 已经获得投票资格的 Z 一代在2020 年大选中参与投票的意愿比往年18—20 岁的同龄组高出10 个百分点,其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令人惊讶。

   各种社会调查和媒体报道都一再显示,年轻两代人最突出的政治倾向就是关注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支持政策创新与制度变革。民权运动之后出生和成长的经历,使得多元、平等成为他们普遍认同的基本准则,对各种社会文化平权改良由衷赞同。2008 年选举当中,先期获得投票权的千禧一代以64% 对32% 的压倒优势支持奥巴马,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色人种总统的诞生起到关键的助推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年轻人的关注焦点开始由文化课题转向经济议题。他们之中不少人背负沉重的大学学费贷款,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进入就业市场,工作稳定性、薪资待遇、成长空间都明显不及他们的前辈,生活质量远远达不到预期。个人经历的挫折使他们对市场分配财富的能力充满怀疑,因此欢迎政府介入、呼吁采取公共政策来纠正不平等现象。自里根革命建立的警惕大政府的右翼保守叙事对年轻两代而言已经苍白无力,他们看到更多的是过度放松管制导致贪婪狂妄在管理层和极富人群中蔓延,直至引发金融海啸,迫使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中下层民众承担后果。桑德斯等进步领袖主张的免除学费贷款负担、提高最低工资、实现全民医保等系统改良政策,恰好针对他们最关注的基本生计问题,因而激发了他们的强烈支持。以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为代表的活跃分子由此投身政坛,大胆寻求政策创新。这批进步政治新人追随桑德斯,毫不掩饰地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冷战意识形态之争遗留的种种禁忌对他们来说已成过去。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就是“加拿大的医保加瑞典的福利制度”。2019年夏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则显示,他们的态度代表了同代人之中的多数意向,有58% 的受调查年轻人(18—34 岁之间)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政策可能有利于美国。当有学者主张将这些改良政策称为“进步资本主义”的时候,估计这些年轻人也不会表示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过时的意识形态标签远不及政策的实质内容和效果重要。

在年轻人之外,美国新世纪进步政治的支持者还包括两个关键群体。一是急于寻求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少数族裔。无论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当中,少数族裔社群都不成比例地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而美国社会长期遗留的种族偏见使他们的困境固化,警法系统中漠视乃至蔑视其基本公民权利的风气屡禁不绝,不断加剧他们对不公正待遇的愤懑。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再收紧移民政策,在种族问题上态度暧昧,当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时忽略起因、一味主张强力镇压,某些言论甚至偏袒借机生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这种态度和政策进一步刺激了少数族裔的情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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