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莉: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19-02-28 20:17:25

进入专题: 美国研究  

朱文莉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美国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研究焦点与关注课题发生哪些变化?具有哪些特点与优势?未来的发展路径在哪里?围绕这些学界关心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贠晓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文莉教授。朱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内政与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著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一、二版)《战后国际关系史》(合作);代表性文章如《美国的经济状况与政治抉择》《当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同行》《富豪民粹考验美国政治》等。

  

一、美国研究发展历程


   贠晓(以下简称贠):朱教授您好,您可否先简要地介绍一下美国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学术特点?

  

   朱文莉(以下简称朱):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在《国际政治研究》的平台上和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美国研究的了解和认识。从国际关系学科的视角来看,美国研究的定位非常明确,它是区域和国别研究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其学术成果为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研究提供支持。当然,相对于此类聚焦式的精度研究,还有讲求广度和厚度的美国研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科系中以美国为分析和观察对象的学术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内,推动形成对这个重要国家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因此,与其他区域国别研究一样,美国研究强调实证而非理论或实务分析,适合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我们今天介绍和讨论的美国研究就涉及精度研究和厚度研究两个层次的内容。

  

   贠:在您看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朱:当前,中国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回顾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以此为参照我倾向把过去40年的中国美国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1978 —1998年的奠基时期、 1999—2009年的拓展时期和2010年以来的沉淀时期。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一直存在对美国的观察,但受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背景局限,基本上可以说是立场主导的敌情分析和批判式记录。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彻底改变了美国研究的状态,使这个领域从充满禁忌的雷区迅速化身为备受瞩目的富矿。社会关注、决策需求、学术兴趣共同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起飞阶段,而在中美建交开启的两国人文交流的大背景下,美国方面积极主动地提供帮助,也对美国研究的顺利起步发挥了助推作用。

  

   贠:这三个阶段的研究各自有何特点?相互之间又存在什么关联呢?

  

   朱:1978 —1998年是中国美国研究的奠基阶段。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美国学从无到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首先是迅速形成了水平极高的研究队伍,由20世纪前半叶接受系统现代教育的老一代和“文革”后受国家资助和委派赴美深造的中生代这两代学者组成带动美国研究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边缘走到舞台中央。然后大量翻译出版本领域的经典著作,不仅填补了数十年的中美学术交流空白,而且呼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强烈的社会性求知愿望。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译著大多以单行本面世,像《论美国的民主》《联邦党人文集》《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等研究美国的必读书都得以引进。到20世纪90年代,各大出版社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将其结集推出。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商务印书馆的《美国丛书》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国译丛》系列和《美国研究丛书》系列等。 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具备独特视角与观点的论著纷纷被引进,如政治心理学名著《总统的性格》,进步主义美国史学派代表作《美国文明的兴起》,秉持精英政治论的《谁掌管美国》,支持决策过程分析的《掌权者》,等等。这些译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者对美国学术进展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也带动中国对美国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趋向多元化和科学化。以此为基石,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基础性、重量级著作相继问世,广泛涵盖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外交等诸多主题,标志着本领域研究起步不久就跃升到相当高的水准。其中包括李道揆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陈宝森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朱传一主编的《美国社会保障》、资中筠的专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等等。这些作品往往时间跨度惊人,追求全面覆盖所研究的制度与政策范围,使用资料丰富、扎实。这批重量级概论性论著的出现,厘清了本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不仅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牢固基础,而且为政策与对策分析提供了可靠支撑。1994年出版的《战后美国外交史》更是集中了当时致力于美国外交研究的知名学者,对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点,从逻辑、方法到观点、论证都展现了高超的学术水平,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美国研究的精华之作。

  

   1999 —2009年间,美国研究进入拓展阶段。这个时段的美国研究延续了奠基阶段确立的路径,课题涵盖面广泛、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研究、学术研究与对策性研究相互促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研究成果当中专题著作的数量明显超过了概述和基础性著作,研究者个体作品取代团队合作成果成为主流,论著和译著更加注重通行学术规范,接受国内院校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众多新生代学者加入本领域的工作,各大智库纷纷设立美国研究分支、使本领域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多元化。经过这十年的努力,中国的美国学在广度上进一步延伸,研究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2010年以来的美国研究则转入沉淀阶段。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谓沉淀并非沉寂,而是稳定、积累、耐心收获的意思。与轰轰烈烈的奠基阶段和雄心勃勃的拓展阶段对比,近年来的美国研究领域给人留下的相对印象。在经历了高歌猛进的快速成长之后,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稳健发展的新常态。无论是人员队伍、研究机构,还是课题领域、交流合作渠道,都比较完备和稳定,为完成问题导向的政策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保障。此阶段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仍然保持着高水准,特别是在长期作为焦点课题的中美关系研究当中,两国优秀学者的合作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美国研究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再次进入高潮,在美国研究奠基阶段留下的一些缺憾,此时得到有效的弥补; 仅就论文数量而言,国内高校的相关教育培养甚至可以说达到井喷状态。

  

二、21世纪中国的美国研究热点


   贠:您可否就美国研究的后两个时段做进一步介绍?在此期间,美国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哪些课题?

  

   朱:进入21世纪后,首先引起美国研究学者广泛关注的是对美国宪政与司法政治的研究和介绍高调回归。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法学建设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是从头再来,百废待兴;另外,处于起步阶段的美国研究偏重外交与中美关系导向,而美国司法系统在外交领域的直接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主客观因素叠加的结果造成美国法律课题在此前的美国研究中关注度不足。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希教授的著作《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同年,张千帆教授论述美国宪法与政府体制的著作面世;2002年,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的著作《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出版,引起学界热议。活跃在美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很快认识到,理解美国的宪政对解读美国的历史、解构其政治文化、解释其外交政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美国法治特别是现代宪政发展与运作的研究顺利加入美国研究领域,并一度成为热点话题。以本领域的核心刊物《美国研究》的正式论文为例,关于美国司法政治的文章年终总篇数在2005年之前总是少于研究美国历史与社会课题的文章,而在2006—2010年期间则几乎每年都超过后者,发文最多的2007年甚至超过研究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文章篇数。

  

   然后,围绕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战略考量,分析其外交政策特点,探寻背后的政治和思想根源,成为美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和亮点。率先就此课题展开讨论的是关注外交与战略分析的学者。 2003年,《美国研究》在年中组织了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战略的专题讨论,其中,《美国霸权的逻辑》《霸权的困境》《孤独的霸权能走多远》等论文均敏锐地指出“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对恐怖威胁过度反应、过度扩张的倾向,并深入剖析其帝国心态和单极霸权构想,关注美国外交转向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当时的美国政界和学界主流还热衷于“美国—新罗马”的意象,对“先发制人”“进攻性现实主义”、管理“失败国家”等战术革新津津乐道。回头看来,中国学者定位于战略层面的观察和分析其实更客观也更中肯。

  

   随着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事陷入泥潭,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学者加入对此课题的讨论。美国新保守主义群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其思想渊源和理论支撑、其经济与社会基础,都得到相当深入的探讨。刘小枫主编的《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和甘阳主编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全面介绍和评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哲学之父———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政治哲学界的主将阿兰·布鲁姆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点评,关于新保守主义在西方保守主义谱系中的位置、美国新老保守主义的异同、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的关系等问题都得到了讨论。对新保守派思想的解构促进了对其政治与外交主张的认知和分析,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解读得以在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战略收缩和政策调整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中被学者广泛讨论的主要话题包括:(1)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特别是其再平衡战略部署对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影响;(2)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其市场与社会在后危机阶段的变化;(3)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等等。

  

   贠:在宪政与司法、单极霸权、新保守派、战略收缩这几个研究焦点外,还有哪些重要议题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

  

   朱:进入21世纪后,在美国政治制度研究方向此前处于边缘的一些课题也得到重视。如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系列丛书,致力于探讨宗教在美国政治、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孙哲教授主编的“当代美国国会研究丛书”,旨在加强对美国国会政治过程的分析,进而探讨国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剖析美国经济决策过程的名著《美国贸易政治》《艰难时世下的政治》 被翻译出版,促进了对美国经济制度与政策的讨论。

  

同时,各种专题研究著作与论文纷纷面世,涵盖主题更为广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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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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