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知识结构的塑造——当代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9-10-24 09: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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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  

   内容提要:司法研究是贯穿近40年法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变化的梳理以及司法研究中学术话语流变的考察,得以展示知识—司法实践关系的双向互动。这一互动机制的研究对解决当下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了背景素材,加深了其对本领域问题的理解。

   本文原载于《现代法学》2019年第4期。

  

   文章目录

   引言

   一、司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1980年代的讨论

   (二)1990年代的讨论

   (三)2000年代的讨论

   (四)2010年代的讨论

   (五)实务界的研究情况

   二、法院组织的知识议题

   (一)法院类型

   (二)法院内设机构

   (三)司法解释

   (四)案例指导

   (五)上下级法院关系

   三、法院人事的知识议题

   (一)分类管理

   (二)法官选任

   (三)法官保障

   (四)法官责任

   (五)法官决策

   四、司法改革的知识议题

   (一)司法原则

   (二)审判权运行机制

   (三)法院经费体制

   (四)法院与人大关系

   (五)法院与政府关系

   五、司法研究的反思

   (一)参照系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展望

  

  

   引言

  

   晚近四十年以来,中国的法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表现在不仅各部门法学的研究日益繁荣,同时跨学科的法学研究也有很大的拓展,尤其集中于司法研究。司法研究不是严格学科(discipline)意义上的划分,而是类似于文化研究、城市研究、互联网研究、性别研究、治理研究等勾连多学科的研究领域(field studies)。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中国司法研究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了怎样的知识结构?这是本文所关心的议题。当然,一定会有不少人质疑“司法研究”是否是一个学术存在。因为按照他们的学科划分标准,司法研究就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学学科。实际上,本文也不打算按照独立学科的建制来展开讨论。尽管退一步来说,按照学科制度的标准来衡量,司法研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学科。这包括:

   1、出版教科书。例如,熊先觉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以及在2008年出版的《司法学》(法律出版社)。

   2、开设课程。例如,全国法院业余法律大学在1980年代就开设了《中国司法制度》课程。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期,苏力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司法制度研究》、贺卫方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比较司法制度》。2016年,何帆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课程。

   3、设置专业。例如,四川大学设有司法制度专业的硕士点,以及司法制度、中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司法原理研究方向的博士点;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在诉讼法学专业设有司法文明研究方向的博士点。

   4、成立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1996年成立,四川大学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心2000年成立,此外,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也设有司法研究中心。而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成立司法案例研究院。

   5、出版专业期刊。例如,1957年创刊并在1978年复刊的《人民司法》,1986年创刊由国家法官学院主办的《法律适用》、2017年创刊由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应用法学》,以及由其主办每月出版的《人民法院案例选》。此外,还有相关集刊,例如,2002年创刊的《司法改革论评》(张卫平和齐树洁主编)、2006年创刊的《司法》(徐昕主编)。

   6、成立学术团体。例如,2007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2015年成立的中华司法研究会、2016年成立的上海法学会司法研究会。

   但是,将“司法研究”称为所谓的“司法学”到底有多大意义?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的不是“词”而是“事”。通过对司法研究的“事”的梳理,展示这一研究领域的知识流变,才能理解“司法研究”语词的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和知识结构。做这样的学术史考察,还有额外的功用。它可以帮助读者包括想进入这一领域的后学迅速概览,为其提供研究指南。

   司法机关通常是指法院和检察院,参与司法活动的主体还有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党委政法委员会,等等。为便于集中讨论,本文采取狭义司法的概念,即司法机关是指法院,司法研究主要是法院研究。必要时,也会提及司法活动的其他主体的研究情况。

  

   一、司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司法研究”或“司法制度研究”的名称,正是在晚近四十年的发展中逐渐约定俗成的。这首先得益于实践的巨大变化。例如,在法院立法方面,出台了两部重要的法律,即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法院组织法》和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官法》。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更是不计其数。全国法院收案的数量,从1978年的61万件左右上升为2017年的2576万件左右。法院审理案件的类型,更是复杂多样。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制定并在2011年修改的《民事案由规定》,至少规定了424种案由。

   可以说,司法研究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跨学科需求而迅速生产出来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较大的研究规模。司法研究者不仅来自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也来自于法学以外的学科,例如,政治学、经济学甚至认知科学。这些研究者不仅有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来自司法实务部门,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正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奠定形成了司法研究的基本知识结构,因此也就成为本文写作的知识来源。

   (一)1980年代的讨论

   1979年至整个1980年代,比较多的是翻译、介绍域外司法制度的基本情况。例如,南斯拉夫、奥地利、日本、美国、叙利亚、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司法制度,包括司法审查制度。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译介文章,这与当时获取域外资料渠道有限相关,而且懂外语的学者人数有限。这些译介文章今年来看意义不大,但却为后来的司法研究打下了基础。

   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法律概念的规范性讨论。例如,是否应保留“司法机关”的提法,以及司法机关包括哪些。这与当时1982年《宪法》的修改相关。因为《宪法》中没有提及“司法机关”这一概念,增加了“司法行政”的表述、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分工配合的条款。然而在实践中,既有司法机关就是法院的提法,也有司法权包括检察权和审判权,司法机关是指法院和检察院的认识,还有政法机关的提法。大致说来,这样的概念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澄清和区分的作用。

   1980年代后期,司法改革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大背景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不过,实践中的主要工作是法院建设和人事增编,司法改革并未有实质性推动。因此,当时的讨论基本上还停留在设想层面。

   (二)1990年代的讨论

   1990年代初期,司法实践中出现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问题。有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超前,甚至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出现。有的讨论直接促成有关文件的及时制定。例如,司法解释规范化的讨论,就与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已废止)的出台密切相关。

   1990年代中期,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强力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并在1998年发布《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在这前后,学术界形成了司法改革研究的热潮,以贺卫方、张志铭和苏力为代表。贺卫方研究侧重分析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并对整个司法改革进行设计。张志铭研究侧重从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的角度讨论司法制度如何改进。苏力研究侧重从社会生活出发,在个案和细节中呈现出司法过程中的制度性难题。他们还一起组织出版了“司法文丛”,计有16种。而且,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并参与该基金会资助下的中国法官培训,也得以有更多机会表达司法改革的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贺卫方与苏力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出现分歧。例如,在复转军人能否进法院的问题上,一方反对,另一方则支持。而且,两人对以后司法研究的学术影响也各不相同。1998年,贺卫方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司法的理念与制度》。2000年,苏力则将已发表的论文整合成专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轰动学界。人类学家王铭铭以及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帕汉为此撰写了书评。

   (三)2000年代的讨论

   2000年初期,这两位有关司法研究的影响仍在持续。贺卫方主要运用其法律史学的知识优势,进行比较法意义上的司法研究,他的影响已经超出法学界,至少影响到知识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部门委托贺卫方和张志铭牵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学者修改建议稿》。特别是其中提出对人民法院一语,建议取消“人民”这一定语而直接称为法院,这在贺卫方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后引起轩然大波。最高人民法院为此还专门澄清。此后,贺卫方对司法改革的公开批评越来越多,引发了一些争议。而他对学术界的影响已经减弱。这并不是说他的学术产出变少了,而是其研究风格缺少传承者。当然,在理念上与贺卫方相近的同辈学者中还有季卫东。季卫东是法治理想主义者,是注重运用现代性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来建构司法改革的蓝图。

   苏力则强调跨学科的分析视角,特别是通过经验调查观察和理解中国司法的运作过程。早期因为其带队调查,影响到强世功(北京大学)、赵晓力(清华大学)和贺欣(香港大学)等人的研究。2000年以后的影响更大,包括桑本谦(山东大学)、侯猛(中国人民大学)、刘忠(中山大学)、汪庆华(中国政法大学)、刘思达(多伦多大学)等人,形成了以强调社会科学、经验调查为特点的司法研究群体。不过,强世功、赵晓力很快就放弃了经验调查研究司法的进路。随着研究兴趣的转移,苏力也不太认可过于看重经验调查的进路,更为强调研究的想象力,并转向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例如,2017年出版的《大国宪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也逐渐形成了关注司法运行机制、具体制度实施现状,采取数据分析和问卷调查为特色的经验研究群体。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和四川大学左卫民的研究团队。以左卫民为例,他发表数篇冠以“实证研究”为名的法院制度改革的论文,并且主持出版了“中国司法改革实证研究丛书”,至少已出8本。同在诉讼法学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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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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