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大学:反思与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9 次 更新时间:2017-09-27 17: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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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引子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乃西学东渐的结晶。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算起,历经百年风雨。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教育家,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确立了蕴涵“包容、民主、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形成了中国大学的良风美俗。

  

   1949年以后,中国大学传统通过院系调整,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格式化了,自此,中国大学走上一条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的独特路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学进行院校合并。院校合并看似与院系调整分道扬镳,实则殊途同归,思路相通,这次“整合”,并没有对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进行必要的反省,可以想见,对中国大学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后果。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主事者寄予厚望,希望北大等著名学府,用不太长的时间,争取2010年前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展开,此后,“争创一流”与“院校合并”捆绑在一起,成为促进中国大学“做大做强”的两大助推神器。

  

   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中国大学,处于新的历史节点,很难沉静下来,回顾所来径,进行初步的反省:目的与功能、激励与约束、调整与合并、路经与选择、速效与比慢、教学与研究、一流与底线、重点与普通、校长与书记、国立与私立、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改革与守护、世俗与神圣、独立与依附、包容与褊狭、科学与人文、大楼与大师、校庆与纪念、喧嚣与恬静、社团与讲座。大学值得关注的,当然不止以上这些问题。

  

   本文的主旨,意在回到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先贤那里,温习大学的传统与精神;阐释“院系调整”与“院校合并”的背景与理念;规劝大学主事者,让“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回到理性的轨道,建设大学的底线。

  

   一

  

   中国现代大学作为晚近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文化单位,自有其世界大学的一般性。欧洲大学以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为早,这些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风韵,又都有着共同的大学理念与人文关怀,正如肖雪慧老师在《大学之魂》中指出的:“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

  

   学术界公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的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先驱是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但中国大学并不仅仅是西方大学在中国的简单移植。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诸位先生,并没有在留学欧美时把中国文化传统格式化,作为亦新亦旧的一代,他们努力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行融合。

  

   梁治平先生在《法辨》中指出:“虽然中国的进入现代社会不得不以学习西方开始,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传统结束。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

  

   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大学中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为现代大学提供本土经验。中国现代大学的圣人——蔡元培先生是一个具有古典情怀的士人。蔡先生深厚的国学底蕴,不仅不是先生形成现代大学理念的阻力,反倒是一种推动力。百年中国大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先贤——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守先待后、文化自觉,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形成了中国大学的文化风格和精神传统。

  

   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就是现代中国大学的绝好注脚,堪称百年中国大学史上的经典篇章。梳理中国百年大学史,惊喜地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不论是教会大学,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定型之后最不济的也达到了现代大学的底线。何怀宏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一书,不无沉痛地指出:“民国时期的伦理学还是保持了一个较高或较纯粹的学术水准,即便较差的研究也不会太差;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多年里,伦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几乎被政治而且是被时政、被政治运动与斗争所淹没,即便较好的研究也无法太好。”

  

   这番话,是何怀宏先生针对北大伦理学学术史的情况所说的,将何怀宏先生这段话放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除了考古学,大体不差。如果不进行纵向比较,意识形态造成的学术断裂和脱臼,尚不明显。随着民国学术著作的不断翻印,往书店和图书馆一摆,高下立判。

  

   何怀宏先生保持了可贵的理性和良知,民国学术著作即便再不怎么样,也保持了一个基本的水准。某种程度上也从侧面回答了:民国大学再不怎么样,也有底线。民国大学风神潇洒,气韵生动,原因在此。

  

   蔡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让人感念的地方特别多。老人家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但蕴育了一种自由的风气。北大百年庆典,自然又引发了对老人家的怀念。遗憾的是,这种怀念仅仅停留在庄严的仪式中,老人家的大学理念和人文关怀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所好大学,必有好校长。好校长是好大学的灵魂,回顾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先生如何当校长,当今大学校长作何想!?一所好大学,必然有出活和好玩的教授,翻看一本老大学校史,大学教授的神采和个性,跃然纸上。

  

   20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有趣的教授,如过江之鲫,哪怕被人诟病为“学店”的野路子大学,也不乏光彩照人的教授;20世纪下半叶,有趣先生何处寻?有趣教授日渐稀少,与“大气候”和“小气候”,也即大学的外部和内部两种生态,有着莫大的关联。环境是一个大容器,这个容器对“个性”和“风采”有排异反应。

  

   知识分子应该是大学的守护神,人文知识分子在大学有着重大的使命和担当。张斌峰先生提出:“中国大学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营建中国新文化”。郑也夫先生说——“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社区”。“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群体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应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社区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冲突,追求一种更博大的文明,那么这一社区只能是大学的校园。”

  

   当代中国,有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着大学,使之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社区,这样看来,蔡先生所开创的大学传统突然被“格式化”,也不再令人费解了。

  

   有一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对“法学硕士考试模式”向“法律硕士考试模式”靠拢表示不满。学院召开座谈会,没有一位老师赞成这一实用化的考试取向,老师的呼吁不仅改变不了现状,而且,加速了向“法律硕士考试模式”滑动的进程。贺卫方先生十分愤怒:“即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是这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式乃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旨。这样的情况表明在有关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二

  

   1949年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与之相适应,中国大学建立了新的格式。细细品味这“新”的一页,中国大陆有教育行政而无教育事业,有教育政策而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错了,而是没有教育思想。“言有易言无难”,不过,于光远先生此说,启人深思。有教育思想和无教育思想,两种有分歧的说法并存。若说有教育思想,那么这种教育思想的内涵是什么?若说没有教育思想,手头一套《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八卷写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说“教育”?关于这个问题,分歧可就大了,有人以为“启蒙”是教育,有人以为“蒙启”是教育。这种“教育思想”,与古今中外比,确实比较奇特——泯灭教育,以前种下某种“因”,现在不收成某种“果”,那才是反常的。

  

   20世纪下半叶,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大学传统被彻底格式化,用“专业教育”替换“通才教育”,用“技术至上”替换“大学之道”,大学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以往大学的独立品格不复存在,教育家被改造成党的教育工作者。这是彰显共性的年代,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将个性格式化。包容、自由改换成褊狭和专横,教授通过“洗澡”,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丧失殆尽。学生成为长不大的“巨婴”,既丧失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也失去对未来的想象力,以“螺丝钉”或“适销对路的产品”作为大学的培养目标。大学教育的价值理性降格为工具理性。包容的理念,民主的安排,自由的空气,对大学而言,已经很是陌生了。

  

   1952年院系调整是中国大学的一次历史性转型。如果说蔡元培先生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通过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促进了中国大学传统的形成,那么1952年的院系调整,则是对大学传统一次彻底的格式化。

  

   1952年的转型,抛弃了20世纪上半叶的传统和积淀,塑造了一种新的大学生态。百年中国大学史分成两个时段:1900—1949年,1949年迄今。前一个时期全面向欧美学习,第二个时期向苏联学习。事实并非如此。194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表面上向苏联学习,实际上蜕化为一种“以吏为师”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全控主义。

  

   理性审视中国的大学,在全控主义统辖下,大学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制度安排侵蚀着大学的机体,大学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双重附庸,并呈现着三个症候:没有尊严、理念狭隘、操作僵死。王元化先生指出:“与过去相比,今日大学已成官场,大学不再以学者为荣,举行校庆时,竟以官阶相炫。”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学合并,依然延续政府做主的传统。当然,在主事者看来,此举属于正常的管理。既然大学属于国家事业单位,那么政府履行职能,进行正常管理,乃题中应有之义,再正常不过。

  

   1994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主持“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确定了“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合作办学、协作办学、转由地方管理”等五种形式的改革方案。1997年明确提出了“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的“八字方针”。

  

   主事者以为,大学小而全,对不起党和人民,就应该扩大规模,只有扩大了规模,才能提高层次。实行了“八字方针”之后,大学动不动就达到两三万人,从规模上确实达到了“世界一流”。遗憾的是,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从扩大规模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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