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大学:历史与现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7 次 更新时间:2017-09-18 21: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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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小引

   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教育发挥着独特的功用。大学理念与国家制度安排之间保持着适度的张力。在大学内在气质和外部环境的长期博弈中,国家想方设法将大学塑造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而大学则不忘初心,不负期望,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情,摇曳多姿地嵌入百年国运。

   20世纪上半叶,大学教员有着相对优厚的薪俸,社会地位较高。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大学校长,汲取西方现代理念,化用中国文化精神,实行通才教育,潜心培养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的“三通”人才,曾经存在九年的西南联合大学,便是通才教育的模板。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大学的原点,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追溯历史,不难发现,曾经存在九年的“华北联合大学”,晃动着当代大学的影子。1952年院系调整,高等教育的品性,更加接近华北联合大学。运动治国的年代,大学与国家、社会关系密切,互动频繁,以至于身陷运动的漩涡,曾经存在于大学的象牙塔,流落到十字街头,载沉载浮,与时俯仰,大学在频繁的运动中,疲于应付,遑论中长期文化建设!1978年以后,大学才得以休养生息。

   有人认为,有司让王选先生出任政协副主席,意在传达大学教授社会地位的提升,实则不然,在王选先生看来,这不是提升,而是受罪。其实,将某一领域某位杰出人物赋予显赫的政治光环,是有司向公众表明重视该行业的惯用手段,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其次,大学校长由官员向教育家转变,也不是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这么简单。因为整个社会生态都是有级别的,如果仅仅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在实际操作上,就会遇到诸多不便和尴尬,势必困难重重。

   治疗大学落下的病根——欠缺尊严、理念狭隘、操作僵死,慢不得,也急不得。这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重温现代大学的理念,并对照现实中大学的种种不适,一一纠偏。

  

   (1)薪俸 大学的尊严来自何处?首先是优厚的待遇和较高的薪俸,其次是老师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

   中华民国政府继承清代尊师重道的传统,将教师的基本工资水平,设定为工农收入的两倍以上,优秀的大学教授月薪与政府省部级官员相等同,薪俸是小学教师的三、四十倍,合理与否不予讨论,这里只陈述事实。

   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将大学教师分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同年5月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职员方面,校长分为三级,月薪为一级600元、二级500元、三级400元;学长分为四级,一级450元、二级400元、三级350元、四级300元;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及校医分为五级,一级200元、二级180元、三级160元、四级140元、五级120元;事务员分为二等八级,前四级为一等事务员,后四级为二等事务员,级差10元,月薪分别从100元到30元。教师方面,正教授分为六级,从一级到六级,月薪分别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教授分本科、预科二类,各分为六级,月薪级差皆为20元,本科教授自280—180元,预科教授自240—140元;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110—50元;讲师是非常设教席,根据教学需要聘用,薪俸以课时计,视难易程度,从5—2元不等。

   以北京大学为例:1919年1月,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元,文学教授胡适月薪200元,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月薪120元,图书馆临时工——毛润之月薪为8元。李大钊月薪为毛润之的15倍,胡适的工资为毛润之的25倍,蔡元培校长的工资为毛润之的75倍。民国时期,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教师、编辑、医生,月工资一般可达100—200元,工人、店员月工资一般为10—20元,大学教师的平均月薪是同期一般工人平均月工资的近15倍,这种情形反映了民国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国家制度安排中不同的价值标准。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该条例规定大学教员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大学教授最高月薪与1917年5月北京政府的规定相比,从400元增加到了600元,与北京政府时期大学一级校长相等,助教的最低月薪从50元增加到100元。大学教授最高月薪600元,同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整个民国时代,大学教授阶层,对自己的职业,有高度的认同,给个省长都不一定干,这里面的原因不必多说,诸位一目了然。

   当然,民国时代,内忧外患兵连祸结,打仗是常有的事。20世纪20年代初,民国政府由于欠薪严重,多次引发风潮。1921年春,北大教授马叙伦、李大钊领导了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索薪斗争,坚持数月。北京高校教师最后关头别无他途,只能“上访”,在国务院立等七小时,主事者就是不见,忍无可忍强行进入,卫队严阵以待,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马叙伦、李大钊等数十人在冲突中受伤。这件事情后果异常严重,李大钊甚至因为索薪,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大会。由此可见,大学的尊严是相对而言的,李大钊等人领导的索薪斗争,就是民国时期大学尊严的注脚,不能被选择性遗忘。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日益艰难,教授多有兼职,闻一多先生治印,补贴家用。教授夫人也放下架子,变卖家当或是做一点小买卖。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夫人韩咏华,与人合作做一种“定胜糕”,拿到昆明冠生园寄卖。类似的事情,历史多有记载。

   艰难时代,困苦生活,并没有打垮教授的自信,一群衣衫褴褛的读书人,屹立于天地之间。但是,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也将中国学术界的元气损耗殆尽。每当想到这一点,钱穆先生辄低回不已。

   抗日战争后期,世事艰难,物价大涨,引起了包括西南联合大学在内学者的强烈抗议,又是请愿,又是声明,希望政府提高薪酬,结果是薪酬赶不上物价。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大决战时期,国民政府忙于打仗,大学教师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每况愈下。当时,不少教授为了获得米面油,不惜出售珍本古籍度日,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是一说有尊严,就一劳永逸,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呢?跟政府闹崩了,还指望政府给你尊严?政府恼了,什么都得不到,最合适的是手铐。甘心做顺民,不跟政府死磕,政府也不一定能保证教授的尊严!有时候,甚至连政府的尊严都没有了,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势不可当。

   以上种种,并不妨碍从整体上说,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待遇优厚。1930——1937年,依照邓云乡先生的说法,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平,知识分子的日子,有滋有味,优哉游哉。

   1931—1935年,张中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中行回忆,北大学生在校内食堂包饭,一般为六、七元。当时,一袋面粉只要三元左右(二十二公斤),最好的鲜猪肉一元四斤半(香油身价相同),鸡蛋论个不论斤,春天生蛋旺季一元一百个,上好的酱牛肉一斤二角五分左右,杂碎一斤二角。东来顺十个羊肉饺子不过四分钱,一角钱包饱外带一碗粥。月薪100元的助教,家庭负担不重,小康水平,还是可以达到的。一般学者有自己的房子,生活宽绰,有庖役、奶妈,甚至还有包车,生活安逸。

   《罗曼•罗兰》一书的译者鲍文蔚先生留学法国,20世纪30年代初学成回国,担任中法大学教授,同时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一个月平均收入在300元左右。当时鲍先生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家里有盥洗间、浴缸,庖厨、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有书房,有客厅,四壁书架上有从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鲍先生作为一位普通教授,在教授圈子中,大致属于小康水平,至于老教授、名教授,生活之优裕,更可想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先生回忆,20世纪30年代,北平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藏书几万册,坐拥书城,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些教授偶尔到琉璃厂淘书,平常自有书铺伙计送书上门,“三节”算账。

   清华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成长为知名学府,这里面有多重因素,遇到了梅贻琦先生这位专心致志的好校长,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清华不差钱,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支撑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实验设备,这个因素也不容忽视。

   “清华园里可读书”。读书种子钱钟书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资中筠就是奔着清华图书馆而转学的。“清华园里可教书”,清华待遇好,生活优裕,吸引了不少人才。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先生,当面斥责蒋介石为新军阀,政府也不敢做得太不像样,刘文典先生离开安徽,在清华园传道、授业、解惑,得其所哉!诗人闻一多,1932年回到清华园,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由诗人到学者的蜕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滋润的生活对一代学者的养成,确实有相当的助力。

   军阀混战、内忧外困、日本侵略、国共内战,这是民国的一个基本面;教授牌子硬,社会地位高,这也是民国的一个基本面。这两个基本面汇集在一起,才是民国真实的图景。

   (2)包容 新文化时期,蔡元培先生通过改造北京大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大学传统的建构,近乎形成一种“蔡元培神话”。2008年写有一篇《蔡元培:神话与神化》,希望破解“蔡元培神话”。

   蔡先生乃中国百年学术地图中第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有效提升了大学的品质,还将之塑造成近代化的助推器,先生最大的贡献,在此。蔡先生一生有很多神奇的地方,由前清翰林一跃为“双料”革命党(光复会、同盟会);由“双料”革命党转变成为“游学生”,游学德国学习西洋文明;身为翰林的先生,在教育总长任上,废除祭祀孔子,废除经科;大学理念兼容并包,却将北大矿科划给了北洋大学。

   值此“旧邦新命”的关键时刻,蔡先生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信条,一分为三,三生万物,包容“激进”、“保守”和“中庸”三种思潮,使北大进入新境界。北大的“大气候”和“小气候”,产生共振,报纸、书局、大学,互相激荡,相辅相成,新文化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又因蔡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北大的独特地位,使改造后的北京大学具有样板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蔡校长把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以及陈独秀的伙伴——胡适、李大钊,引入北京大学,进行刀尖上的冒险。如此以来,蔡先生不仅改变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人生轨迹,而且北京大学的气质也被《新青年》的战友们所改变。这是一种双向互动,互动的结果,一所学府和国运,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以至于书写北京大学的校史,简直就是在书写那个时代。

   不宁唯是,生生之谓大德,蔡先生在历史的临界,雍容辜鸿铭、章士钊、梁漱溟等诸位先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世人只重视蔡先生引进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的作用,至于辜鸿铭、章士钊、梁漱溟,只具有靶子的作用。

   蔡先生的大学理念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则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首倡教授治校,蔡先生之后,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不赞成教授治校,主张“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蒋梦麟认为,教授不去治学,非要治校,有可能学术没搞好,校务也一团糟,最后两方面都耽误了。

北大教授高涨的治校热忱与校长蒋梦麟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蔡元培校长早就提倡教授治校,在北大怎么就实行不起来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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