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大学:寂寞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4 次 更新时间:2017-09-07 13:32:36

进入专题: 大学   高等教育  

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

  

   大学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修养和科学。重温洪堡的教导,有助于对陷入泥沼的当代大学进行必要的反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先生,对德国的大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研究。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大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负责人期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大学的传统渊源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岂偶然哉!

  

   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在1809年—1910年间,写出《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普鲁士教育掌门人的身份和洪堡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阅读洪堡文献,那种紧张可以说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意无意间,流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蕴藉。

  

   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机构才可望实现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寂寞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

  

   陈洪捷先生指出:“洪堡虽然强调寂寞对大学的重要性,但对寂寞的含义并未作明确的说明。”洪堡对“寂寞”的含义,为什么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大概在洪堡看来,大学充满“宁静”和“寂寞”,这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近代意义的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世界史大家阎宗临先生指出:“自西罗马灭亡(476)至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语之为中世纪,意义非常单纯,仅欲说明连接古今,承上启下而已。”

  

   十字军东征,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两大关节都与大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千年中世纪,充满着宗教氛围,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时代。千年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十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欧洲,若没有罗马教皇的“大一统”,也许就不会是黑暗的中世纪了,这只是近代欧洲人出于自大的一种浪漫想象。

  

   依照这种“傲慢”的思路,在“黑暗”中世纪的中心地带——修道院,诞生近代大学,岂不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据说,早期的大学,往往由市镇的主教充当庇护人,教团司法官是大学的校长,神甫是教授,僧侣是学生。遥想当年,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世俗的力量,比如说朝廷,在教廷面前,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没有能力干预大学事务,大学的神圣性,最早来自于神权,大学的独立性,其实,也来自神权,既然大学是一种宗教组织,那么,在王权面前,不必表示谦卑。也许,这是欧洲大学最早的一种初始值吧!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高门大宅由于具有经济实力,慢慢掌控了部分地区的教会,顺带把大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总之,大学与社会之间,还有很大一块缓冲地带。具有超凡色彩的大学,才能成为象牙塔,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市民社会,没有足够的能量,不能对大学发号施令。“神学生”驻守着大学,在古老的修道院,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古色古香的老楼旧屋,无一不在暗示着,大学自身洁身自好,保持“象牙塔”的纯净。具有传统的大学,怎能没有一点老楼旧屋呢?

  

   在中国,寻找与西方辈分相当的“大学”影踪,怕是就要穿越到宋朝的书院了。伴随着西学东渐,传统书院被格式化,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代中国高等学府,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只是西方大学的简单移植。

  

   北京大学所在地,是燕京大学的故地,别看燕京大学主事者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聘请设计师擘画燕京大学,具有很深的悟性,总想着借鉴中国传统的园林之胜,整体上确实做到了古色古香,但对中国文化毕竟是模仿。燕园建筑,最遗憾的是没有显示出巍峨的气魄。当年,钱穆先生来到燕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毕竟是外国人设计的,临摹的很认真,欠缺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意。不过,天地翻覆之后,北大在燕园“筑巢”,图书馆与“静园”仅有一路之隔,两相观照,建筑意严重不足的“静园”,反倒古色古香,尽显古典园林之美。1998年之前,尚未经过百周年校庆包装的北大图书馆,执行勤俭建馆的方针,一派寒酸破陋之相。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机缘巧合,在下做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行在未名湖畔,一种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百年风云,涌上心头,临湖轩、斯诺墓、博雅塔、未名湖,不禁浮想联翩,穿越到了司徒雷登时代的燕京大学。随着燕京大学的消逝,北大师生也告别了红楼,来到燕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慢慢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快好省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盖了不少粗鄙不堪的房子,2003——2004年访学时,毗邻治贝子园、俗不可耐的第三、第四教学楼,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杰作”,从这里不难窥见大学品味的丧失。院系调整之后,燕园集中了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三位美学大家,不唯如此,燕园还是美学家的摇篮,涌现了李泽厚、刘纲纪、叶秀山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未名湖畔进行美学散步时,面对如此不堪的新建筑,不知如何承受这份视觉的折磨?

  

   大学建筑乃大学精神的一种表征,大学丧失一股书卷和古意,大学师生的领地如此粗鄙,但是只要灵魂在高处,时时勤拂拭,还是可以克服的。以大学为扫荡目标的政治狂澜,不断冲刷和席卷着校园,大学师生又当如何自处?

  

   北京大学的围墙,相对完好的是西墙和北墙,这些历经沧桑的围墙和古色古香的西门,绝对是北京大学的“门面”,象征着一所学府的尊严。但,门墙再高,大门再厚,也抵挡不住政治风浪的侵袭,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拔白旗、四清,无役不从,至于文革,北大则是“发祥地”。

  

   北大保存完好的西门,乃燕京大学的旧物,后来建成的南门,与不少学校的大门雷同,不能与西门媲美,显示不出北大厚重的文化底蕴。1993年3月,主持工作的吴树青,力排众议,拆除北大南墙盖商场——据说这是北大“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正确姿态。自此大学沦丧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奴婢,一仆二主。

  

   欧美学府多散落在幽静的小镇,这是因为西方大学多渊源于修道院。哪里有修道院,哪里就有高等学府。中国大学虽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很快适应了中国土壤,展示大学的中国性格——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中国的行政级别划分古来有之,但在1949年之后得到空前加强,哪怕是和尚道士,也都有行政级别。县长一般为“处级”,偶尔也有“厅级”,像北京的密云、怀柔,属于“正厅”级。普通大学校长是正厅级,有一些985大学校长属于副部长级别,这样一来,只有将大学安置在省城和地级市,才不至于因为级别不够而受到担待!这一点,从985大学和211大学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看得出来。

  

   2000年秋,张清华先生应邀在海德堡大学讲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大学普遍设在大城市,欧美学府多设在边远小城。东西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是由历史和传统造成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来说,中国与欧洲之间,“宗教”、“城市”和“大学”三种文明的样式,迥然不同,判然有别。

  

   中国学人来到异域进行学术交流,大概首先映入眼帘的,莫过于大学“居住方式”的不同——中国在“繁华都市”,西方在“穷乡僻壤”。针对西方“隐居的大学”,张清华先生发生感慨: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是地方。

  

   2003—2004年在北大访学期间,最亲切、最喜爱的还是那些略显沧桑的老楼旧屋。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百年大讲堂后身的燕南园,无声地诉说着燕园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升腾与坠落、喜悦与忧伤。从燕园访学归来,发愿编辑一本有关大学的书——《守望大学》,多年过去了,这本《守望大学》的纸质打印本,还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河流里。编选《守望大学》时,师生切磋的乐趣自不必说,关键是做过一回“选家”,对大学的方方面面,诸如渊源与流变、制度与安排、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了绝非泛泛的思考。

  

   比较而言,西方大学是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国大学则是文化移植的产物。西方大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何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大学能否接上中国的地气?有朝一日接上了,日益中国化了,才可以说中国的大学,否则,只能说大学在中国。

  

   省思西方大学移植中国的历史全程,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文化传统,在大学的移植过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还是不够多,这是不能苛责前辈的。一方面,晚清七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博弈日趋紧张,大学在中国的落地,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节拍。中国大学的设立,既然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那么,首要的目标,也是完成富国强兵的使命。这样,大学的使用价值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大学自身的价值,长期被忽视,以至于隐而不彰。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在中国落地,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历史没有给中国大学一个自由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试想一下,欧洲大学近七百年的自然发育,在遥远的中国,浓缩在一二十年完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中国大学的诞生,主旨不在知识的增长、真理的发现和学术的好奇,而是为了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现代大学的使用价值,从一出生,便压过了它的价值。因此,不可能像西方学府或者中国书院,在幽静的地方盖房筑屋,荒江老屋之中,二三素心之人,抚素琴阅金经。

  

   中国大学一出生,便设立在大城市,与变法相伴生,与国运相激荡,属于器物——制度——文化变革三部曲的有机构成。如此生态,如此格局,天然决定了中国政府“提携”大学的生态,大学在接受“提携”的同时,免不了受到政府过度的“干涉”,无一例外,每一次干涉,政府都认为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皆依托于政府,既想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还不愿意与政府距离太近,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何曾有过呢?

  

百年中国,曾有三位“大儒”建立了性格鲜明的“书院”,他们是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张君劢先生在云南大理创办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三位先生别有怀抱,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而创设书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谢志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学   高等教育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高等教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85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