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宁:宪法解释方法的两种传统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14-12-04 09: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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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宁  

    

   摘要:  宪法解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在宪法解释方法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两大分支:德国传统和美国传统,二者分别以文义解释和原旨主义为主导性解释方法。虽然两种传统有着诸多差异,但从20世纪以来却出现了趋同的倾向,以重视社会学解释方法为集中表现。在两种传统的差异与趋同中,中国宪法解释可以受到多方面的启示,包括回归宪法文本、期待个案发轫、扩展主体范围和重视社会效果等。

   关键词:  宪法解释;文义解释方法;原旨主义;社会学解释方法

    

   一、文义解释与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两种传统的分野

   就法治进程的一般规律而言,宪法要获得真正的权威,必须有其在现实中的具体适用。而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特定主体的解释。“法律解释是不能排除任何人的,任何公民都有理解、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权利’。因为法律需要人们的理解,需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解释和应用,并且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发挥作用,才能使法律成为保护利益,实现利益的工具”。[1]如果说由具体规则构成的一般法律对解释的需求较小,那么,对于高度抽象概括的宪法而言,宪法解释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由于宪法的开放性与宽泛性,使得它在与那些由细密的法规范所构成的其他法律领域相比时,会更频繁地出现解释的问题,因此对于宪法而言,解释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在德国基本法中,由于宪法司法性在宪法秩序中的范围被大大扩充了,因此宪法解释便因此而变得更加重要了”。[2]

   对于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学者们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如果说制宪目的是起点,宪法适用是终点的话,那么宪法解释则是连接两端的中间环节,是架起宪政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桥梁;解释宪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宪政的价值与理念合理地运用于具体时空的过程。宪法规范本身自然具有更高程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而且它要协调跨越数代的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和应付未来难以预料的各种社会难题,这就决定了在进行宪法解释、寻求宪法真意时,必然要进行更多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取舍,宪法解释由此比普通法律解释也更加宽泛和自由,更加具有开放性,在宪法适用过程中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3]宪法解释并非无根之水,而是渗透着各种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解释方法的重要性与宪法解释处于同一层面,由此,我们也应当重视对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适用实践,在宪法解释中大致都存在着两种各有千秋的解释方法传统,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德国传统(欧陆传统)和美国传统,二者有着不少差别。例如,德国传统重视基于既有的解释方法对宪法案件进行阐释,而美国传统则更多地通过具体个案衍生出新的解释方法;德国传统更重视宪法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整体性权威,而美国传统则更多地表现了某一个特定大法官的解释方法运用;德国传统在宪法案件中并不回避对政治问题也适用多种解释方法,而美国传统则在名义上可以回绝对政治问题的判断。这些区别使得在两种传统下的宪法解释方法呈现出迥异的样态,而二者的核心区别集中表现在其各自的主导解释方法之中:德国传统重视文义解释方法,而美国传统则推崇原旨主义解释方法。

   (一)德国传统中的文义解释方法

   在德国传统中,宪法解释的方法最初来源于一般法律解释方法,而其中首要的就是文义解释方法。萨维尼在其巨著《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对此进行了集中论述:“制定法的解释与其他任何表达出来的意图的解释并没有不同。但如果我们分析制定法解释的组成部分,那么制定法解释的独特性就会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在制定法解释之中区分出四个要素:文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体系要素。解释的文法要素以文辞为对象,文辞在立法者的思考与我们的思考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文法要素存在于对立法者所使用的语言法则的描述之中。”[4]这里,文法要素实质上就是现代法律解释学中所说的文义解释方法。文义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按照宪法规范的字面一般含义进行解释,因为宪法文本的字面含义不仅是我们理解宪法规范的起点,也是适用宪法规范的终点。文义解释在各种法律解释中的优先性已经得到了学者们和宪法法院的充分肯定。

   在法律解释学的研究中,文义解释方法意味着按照法律规范字面上的一般含义进行解释,从中发现和挖掘出适用于个案的法律规范。在共性的法律解释过程中,文义解释优先正是人们必须服从法律原则的一种延伸。要想使法律规定发挥作用,必须坚持文义解释方法优先原则,否则法律就难以有规范作用。另外,服从法律规定就是尊重立法者的权威。正是因为我们在探寻法治的实现途径,文义解释优先的原则才彰显出其存在的必要。[5]可以说,尊重文义解释的优先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尊重法律规则本身,这在一个缺乏法治根基和传统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也是真正做到依法办事的基本要求。“只有在具有排除文义解释的理由时,才可能放弃文义解释。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即只要法律措词的语义清晰明白,且这种语义不会产生荒谬结果,就应当优先按照其语义进行解释”。[6]

   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实践中,联邦宪法法院在其裁判中明确表示过:“法官应同时运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以作为文义解释的补充”。其中的原因在于,德国传统中的宪法解释被区分为探求宪法客观本意或主观本意的两大类方法,此即所谓的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客观解释的重点在于确定宪法文本的文义内容,主观解释的重点在于探求立法者的立法本意,而德国学界达成的共识则是“应以客观解释为基础”。[7]“对一项法规范的解释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该规范中立法者明确表达出来的客观意志,这一意志被置入了法律决定的文字意思与整体意义的关联性中,并从这两者中间产生形成。与此相反,立法进程中参与机关或其中个别成员对于法律决定的主观愿望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一项法规范的历史能够证明按照上述基本原则进行解释是正确的,或者有助于将按照前述方法无法消除的疑虑打消时,那么只有在这两种情形中它才会对解释有所影响。……这些解释要素之间彼此支持与互为补充,具体而言,从意义关联性或产生历史中,能够发掘出字面意思或规范目的”。[8]可以说,虽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几种经典的法律解释方法都表示赞同,但在其处理具体宪法诉讼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文义解释方法为首要适用的方法,其他解释方法仅仅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条件地适用。这种对客观含义的追求也是德国宪法解释方法传统的基本特征。

   当然,文义解释方法也有其内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因为宪法文本的文义经常是较为抽象、模糊,甚至是相互冲突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完美无缺的客观文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候也需要其他解释方法进行配合。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如何遭受批评,这些来自萨维尼而由拉班德引入宪法学领域的传统的解释方法依然是当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基本方法。在学术研究层面,这些传统方法也依然是法学者分析具体规范内涵的基本工具。以文义解释为代表的传统解释方法乃是法的确定性、安定性的基本保障,舍此就无法完成法学之基本任务,也无法完成司法判决之基本任务,因而对其的一切批判,最终都只是修订与补充,而非颠覆。[9]在成文宪法的背景下,忽视宪法文本及其基本文义,宪法解释便无法真正地运行和操作,宪法的司法功效也便无从施展。

   (二)美国传统中的原旨主义解释方法

   如果说德国传统主要是追求宪法文本的客观含义,那么,美国传统对原旨主义的重视则更多地偏向于主观含义。原旨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方法,已经被美国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所广为推崇,由原旨主义还衍生出非原旨主义,二者的交锋已经成为美国宪法解释的基本主题。但是,美国宪法解释方法主要是通过不同时代的宪法案件所展现的,其中每个案件都带有当值大法官的深刻烙印。因此,美国宪法解释方法总是带有零散的特征,这种非系统的状态与德国传统中既定的解释方法体系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美国宪法是普通法宪法,其中关键的决定通常是通过类推思考形成的。因此,美国的立宪主义远不是完全受规则约束的,而且许多重要规则都体现在案例中,而非通过宪法文本表述出来”。[10]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传统遵循的大致是一种“系统论”的思路,也即将遇到的宪法案件按照既有的解释方法体系进行解读,进而实现一种“按图索骥”的效果。与之相反,美国传统则更接近于“论题学”的思路,以解决特定的宪法案件为中心,只要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都可以适用。

   在这种背景下,不同学者对原旨主义的解读和界定不尽相同,甚至差异不小。例如,按照布莱斯特的界定,严格的原意主义包括严格文本主义和严格意图主义,严格文本主义或字面主义对字词和短语作非常窄的与明确的解释;严格意图主义是把解释的任务仅仅限于对立宪者的意图以及宪法通过时的人民的意图;温和原意主义则在承认文本具有权威之基础上,也把宪法中很多条文视为具有开放性的条款看待,他承认原初理解是重要的,但法官在非常明确的意义上关注通过者人民的意图时,更多注重通过者人民的一般目的;非原意主义审判方式虽然给予文本和原初历史以假定意义,但却不把它们看作具有权威性或受制于它。[11]这里,原旨主义就包括了立宪者的意图、宪法文本的意图、宪法文本的字面含义、人民的意图等等多种相互交织、甚至盘根错节的指向,“文本主义[textualism]”、“目的主义[intention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等都是可以归于原旨主义之下的术语。[12]很多其他的美国宪法学者对于原旨主义也有着各自的界定,这样就使得原旨主义本身的含义并不清晰。

   当然,对于原旨主义解释方法来说,其基本命题还是较为清晰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含义命题:宪法的原旨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内含于宪法文本的条款含义之中保持稳定。尽管不同的原旨主义者对宪法原旨有不同的认识,可能是起草者的原初意图、批准者的原初理解或者原初公共含义,甚至是一种原初的解释方式和适用,但是他们都承认宪法原旨是在某一时刻已经固化在宪法条款当中,是客观存在并且能够通过不同的解释方式获得。(2)原初命题:在时间维度上都坚持一种“原初时刻”的立场,试图寻找原初的宪法,而不是当下的宪法,也就是寻求一种原初时刻的宪法含义。(3)忠诚命题:要求在宪法解释中应当坚持宪法原旨。[13]以上三个命题是原旨主义解释方法最基本的含义,也是学者们的不同界定中的共性内容。无论具体界定如何,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的传统中对原旨主义的推崇还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看,各种原旨主义主张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的重要理由:一是为了实现宪法的安定性价值;二是基于政府各部门之间权力划分的考量。[14]

简而言之,文义解释和原旨主义分别是宪法解释方法的德国传统与美国传统的标志,这两种传统依据不同的主导解释方法使得各自的宪法诉讼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征。当然,除了在主导解释方法上的不同,宪法解释方法的两种传统还有很多差别。例如,德国传统中有着合宪解释这一独特的解释方法,即法官应当以宪法作为标准来衡量一般法律,对一般法律是否违宪作出判断。在这种解释方法中,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其界限在于:(1)合宪解释必须限定在规范的字面表述[Wortlauts der Vorschrift]范围之内。(2)不允许触及立法性的基础性决定[gesetageberische Grundentscheidungen]、法律规范的价值评价和内在目的;不允许赋予一个明确的法律以相反的意义,不允许立法性目标在一个根本点上被误解或歪曲。[15]这里的合宪解释仍然以文义解释为最大范围和尺度。而在美国传统中,对自然法的重视是独特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结束、世界“权利时代”的到来,为自然法解释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积极追求自然法的价值和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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