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近代中国商团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17-08-15 10:42:25

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商团是在近代中国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准军事商人团体。本文对海内外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商团的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与综迷,分析了以往研究的若干不足和缺陷,并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近代中国商团研究的具体方法。

  

   提及近代中国的商团,如果对有关的情况不熟悉,常常会有人误以为商团是泛指各类商人团体。实际上,“商团”一词主要是特指以商人为主体成立的一种准军事组织,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商人军事团体。

  

   由于一般人对商团知之不多,因而除了对商团的性质容易造成误解之外,对商团的作用与影响的了解也不很全面。过去,即使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材和著作,绝大多数都很少提到商团,有些仅仅只是对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商团事变略有叙述,而这次事变又被简单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以不少人在较长的时期一直误以为近代中国的商团是一支反革命武装,没有什么积极影响可言。近些年来虽有一些研究近代商团的成果问世,但也未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加上研究成果仍比较缺乏,特别是系统考察近代商团的成果依然付之阙如,导致一般人对商团的了解和认识仍然不够全面。

  

   从中国商人长期遭受压抑并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发展历史看,能够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借以保护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并代表商人参与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这对商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近代的商团也绝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反革命武装,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不少的积极影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商团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出现,还体现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是社会变迁和中国近代化演变趋新的结果;同时,商团产生之后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要对近代中国商团的真相获得合乎实际的了解,还需要对有关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具体研究,不能单凭想象和推断做出定论。

  

   一、有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有一个学术积累的过程,不可能凭空进行,因此必须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是所谓填补空白之作,实际上也要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从表面上看,前人对某一问题并未做专题研究,但一些相关的探讨对后人进行专题研究却多有启迪。所以,应该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的尊重,这既是一种学术规范,也是治学者应有的胸襟。不过,在尊重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不能拘泥于过去的观点和结论,要勇于探索和创新,这样才能使学术研究始终保持活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了解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并进行归纳和分析。因此,下面我们先对学术界以往研究商团的成果进行一番回顾。

  

   国内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商团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为数甚少。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此前仅有少数学者论及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变,而且断定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例如有学者认为“广州的商团,是买办阶级所主持的一种反革命的武装组织”,广州商团事变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和操纵之下发生的一场反革命叛乱(1)。另外,还有少量论文在论述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时十分简略地提到商团,但也是强调其妥协性和保守性,很少从正面肯定商团的积极作用。

  

   “文革”之后,与以往相比较研究商会和商团的成果开始有所增多。更重要的是,随着“左倾”思潮影响的逐渐消除和事实求是精神的恢复,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商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辛亥革命时期商团的积极影响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例如有的学者考察了武昌首义时期武汉商会和商团的情况,认为商团是一种半武装性的组织,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武汉三镇的商团不尽相同,汉口商团具有纯商、纯民特征,支持革命的态度比较鲜明,尤其是武昌起义后接应民军光复汉口、汉阳,并大力支援和参加阳夏战争,在许多方面给予起义军及时而有力的支持(2)。

  

   有的学者主要探讨了上海的商团,也认为上海商团是商业资产阶级政治性的武装团体,在上海独立前,它既维护商业资产阶级行帮性利益,具有行帮武装的性质,又协助清政府维护上海统治秩序,具有地方政治武装的色彩。上海商团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光复上海的起义,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在攻克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广大商团团员“奋勇前进,不稍反顾”;起义后维持上海地方治安;参加浙江联军攻宁战役等,均作出了重要贡献(3)。也有学者指出:上海商团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发动,由上海各行业的商团联合组成的统一武装团体。它胚胎于宋教仁等人准备组织的“义勇队”,具有反清爱国的意义。它不是清政府支援和扶植下的武装团体,而是革命派联合立宪派反对清政府高压政策的产物(4)。

  

   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有专题论文发表。关于清末苏州商团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在性质上与上海、武汉地区的商团一样,是以商人及其子弟为主体,由商业资产阶级上层控制的一种准军事组织,同时又具有组织较细密、规章较完备的特点,是统一的一元化的纯民间团体,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在辛亥江苏光复的过程中苏州商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5)。

  

   由上可知,20世纪80年代初的专题研究成果,已对上海、武汉、苏州等地商团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与作用,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这可以说是商团研究的一个全新起点。但是,研究者对这一时期各地商团的性质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除肯定商团是资产阶级的武装或半武装团体外,有的认为商团具有明显政治特征,不是一般的商人武装组织;有的则指出商团既是资产阶级行帮武装,又具有地方政治武装的色彩;还有的认为商团是纯民间性质的商人准军事团体,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中国各地的商团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商团研究在当时实际上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商团性质的认识和了解还不够全面深入。

  

   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商团的研究,是与当时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重视与兴盛密不可分的。由于商团是商人的一个重要社团组织,因而除上面介绍的专题研究之外,一些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商人社团的论著也开始较多地涉及到商团。例如有的学者通过对辛亥革命时期浙江资产阶级的详细考察,阐明成立商团并由此逐步掌握了一支准武装或正式武装,是江浙资产阶级实力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许多城市商团的建立和全国商团联合会的产生,说明当地资产阶级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一支准武装或正式武装队伍,这是资产阶级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取得的重大成就(6)。

  

   还有学者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各类新式商人社团时,比较集中地对商团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具体内容涉及商团的产生、性质、组织特点、作用与影响等许多方面,认为包括商会、商团在内的各种新式商人社团的诞生,进一步加强了各业商人的联合,扩充了商人的力量和影响。商团成立后,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势力,都将商团作为一支联络和依靠的补充军事力量,其地位和影响足以表明商人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7)。

  

   此外,因为辛亥革命时期商团的建立与商会紧密相关,所以一些研究商会的论著也会或多或少地论及商团。例如有的论著虽然主要是考察上海总商会的发展历史,但也对上海商团的情况作了简略阐述,说明上海商团的前身是上海工商界的各种体育组织,其社会背景是针对当时万国商团漠视中国商民利益,在租界内横行无忌的状况,旨在建立华商团以资自卫。随后,各种商办体育组织发展成商团,与上海商务总会、沪南商务分会的积极领导、推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8)。

  

   有的学者通过考察苏州商团的具体情况,认为苏州商团的前身——苏商体育会以及后来由其改组而成的苏州商团,虽在宗旨、机构、功能等方面与苏州商务总会有所区别,但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组织从属关系,苏州商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商总会的下属或外围组织。在人事参与、经费补助、会务参与等许多方面,无论是早期的苏商体育会还是后来的苏州商团,苏州商务总会都对其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苏州商团的产生与发展,几乎都离不开苏州商务总会的指导和帮助,商团的行动实际上也是接受商会的领导(9)。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后,广州商团事件仍然是商团研究中受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至今在史学界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学者侧重于研究孙中山与广州商团事件的关系,仍认为广州商团事件是一次叛乱。有的学者考察了广东商团的形成膨胀、商团叛乱的背景、扣械问题的演变经过以及孙中山对商团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和手段,肯定孙中山镇压商团具有重大积极意义(10)。有的学者虽认为广州商团的性质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孙中山对广州商团的认识也不断改变,对商团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同样并非一成不变,这种注重各方面发展变化的动态分析是值得提倡的,但其最终结论与以往的观点却并无明显的不同(11)。

  

   也有学者分析,上述研究在引用资料方面,大多是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要员的言论,或者是当时鼓动镇压商团的共产党人及其所办《向导》杂志的资料,再加上后来出版的一些文史资料,而对商团本身十分丰富的材料以及海外有关的档案则较少利用,因此在引用资料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很容易就得出广州商团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和孙中山平息商团事件是正确的结论(12)。

  

   另一部分学者对广州商团事件的起因提出了新的见解,有的认为广州商团事件的发生,是广东国民党政府与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商人参政、干政的资产阶级政权意识恶性膨胀的结果。由于孙中山和广东国民党政权一直将商人的参政局限于筹款助饷,忽视了对商人不断增长的要求自治的政权意识加以引导,当国民党政权出现“左倾”变化的同时,商人被盘剥的程度也不断加深,商人害怕国民党“赤化”而遭受“共产”的恐惧与日俱增,于是双方由疏离、猜疑最终演变成对抗,也逼使孙中山不得不用武力平定商团叛乱(13)。与此相类似,还有学者阐明广州商团事件的起因,是广东商人与孙中山关系演变的恶性延续,而军队的专横跋扈和捐税的苛重,是激成风潮的基本原因之一。孙中山起初没有镇压商团,而是采取怀柔措施,主要是取决于诸多客观因素,并非完全归结为所谓“右派”的阻挠和压迫(14)。

  

同时,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民初广东社会与商团的发展情况,认为民国初年的广东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断,匪患兵祸严重,商人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况,不能不通过组织商团以自卫,而政府也不得不予以优容,使商团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广州最有实力的商人团体和另一个权力中心,最终与政府发生对抗。因此,要全面探讨商团事件产生的原因,一是要考察清末以来广州商人团体的状况,二是要注意清末民初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三是要考察1923年以后广州商人同政府关系的变化。另外,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也要有所改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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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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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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