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张謇与民初的《商会法》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 次 更新时间:2017-08-15 10:33:52

朱英 (进入专栏)  

   笔者曾在1996年第4期的《近代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短文,考证张謇辞去农商总长的时间系1915年4月,而并非如同许多论著所称之该年9月或是11月。之所以需要考订清楚张謇何时辞去农商总长职务,不仅是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张謇交卸执掌实业管理大权的具体时间,而且还与评价张謇在民初实业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商会法》之争中的表现,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张謇在担任农商总长期间,曾主持制订和颁行20余种经济法规,在当时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颇受工商界欢迎。但唯有《商会法》于1914年9月颁行之后,却受到海内外商会的强烈反对。沈家伍先生在《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张謇于农商总长任内接受了商会的意见,对《商会法》进行了修订。事实上,在1915年12月《商会法》修订之前,张謇早已辞去了农商总长职务,并未主持《商会法》的修订。由此即引出了另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即张謇在这场引人瞩目的《商会法》之争的过程中,究竟持何种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就此作一简略评述。

  

   《商会法》颁布之后,各省商会所强烈反对并与张謇发生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存废、商会与官厅的行文程式以及商会的改组这三个方面。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一、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存废之争

  

   早在清末的1907年,各省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商法讨论会,即酝酿成立华商联合会这一全国性的商会组织,以便加强商界的联合。后几经周折,至1912年底才正式设立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各省也相应成立商联会分事务所。该会成立后,作为全国商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在联络各地商会,扩大工商业者力量和影响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受到工商界的普遍欢迎。但是,新颁布的《商会法》却无一字提及全国商会联合会,只规定各商埠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可设立商会,各省城得设立商会联合会。这实际上是采取迂回的办法,将全国商会联合会取消于无形之中。因为《商会法》未规定工商业者可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也未指明全国商会联合会是享有法人地位的社会团体,也就意味着已成立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是非法团体,必须自动解散取消随后,农商部在批复京师总商会的公文中,又进一步明确表示前准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部令,在《商会法》颁布之后已无法定效力,并说:“法律既经公布,根本业已变动,凡从前部准章程不在法律内所规定者,当然一律无效”(1)。

  

   全国商会联合会系各省商会经过多年努力始得以成立,而且成立之后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工商界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将其解散。因此,全国各商会均群起抗争,一致要求农商部修改《商会法》,确立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其各省事务所的合法地位。但是,由张謇主持的农商部却一再拒绝各省商会的这一要求。

  

   设在上海的全国商联会总事务所曾根据各省商会的意见,先后致电和禀文农商部,提出将全国商联会及各省事务所专列两条,写进即将颁行的商会法施行细则,以弥补《商会法》在这方面的缺陷。同时认为各省商会联合会之设立颇有窒碍,请暂缓执行。农商部却态度强硬地批示说:“各省已设立商会联合会,其全国商会联合会名目不必另设。将来如有重大事件发生,由省联合会办理。”(2)此后,全国商联会湖北事务所也曾两次领衔会同各省商会致电并禀文农商会,而且派代表进京赴政事堂和农商部多次进行交涉,反复要求以全国商会联合会为永久机关,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商会代表大会,并将商联会总事务所的设立列入商会法施行细则。然而,张謇却依然不为所动,再次拒绝了商会的强烈要求。1914年11月颁布的《商会法施行细则》,仍未增加有关全国商会联合会及设立总事务所的任何条文。农商部在给湖北事务所的批文中还训示说:“查商会法内规定之各省商会联合会已成各省单独机关,并无各省公组之总事务所。所拟办法第一条与法令相抵,应毋庸议。”(3)

  

   张謇的态度如此“无转圜之余地”,使“全国商民殊形绝望”,深感愤激,各省商会也意识到必须坚持力争,“万无中止之理”。1915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临时大会,21个省区的商会均派代表参加,一致表示绝不允许“使全国商会联合会消灭于无形”,应亟速敦请政府恢复全国商联会的合法地位,并决定公举代表晋京,“要求照议修改,以顺商情”。由此可见,这一争论并未因张謇置若罔闻的态度而平息。

  

   二、商会与官厅行文程式之争

  

   有关商会与官厅的行文程式之争,实际上在《商会法》颁布之前即已开始。1914年初,在张謇的主持下农商部对商会与官厅行文程式进行修改,当时就引起各省商会的不满。同年底颁布的商会法及其施行细则,又拒不按照商会的要求予以修订。为此,全国各地的商会联合进行抗争达两年之久。

  

   商会与官府的行文程式,在清末经商会努力争取,清朝农工商部曾制订过有关的章程,规定商务总会对本省及他省督抚均用“呈”,对司、道及以下各级衙门均用“移”;各商务分会对本省及他省督抚、司、道均用“呈”,对麻厅州、县用“牒”。按清朝定例,平级衙门之间的公文才用移、咨、牒之类的字眼。依此规定,商会的地位是较为可观的。

  

   民初的两年,商会与官厅的行文仍沿用清末的这一程式。民国元年11月,北京政府还曾公布制定公文书程式令,其第14条声明行政各官署无隶属关系者之往复文书以公函行之。据此酌定的商会与官厅行文划一程式,规定除商务总、分会对于中央部院及各分会、分所对大都督、民政长均用呈文外,其余本省外省行政司法各官署及总、分会自相往来文书均适用公函。

  

   但到1914年初,张謇认为农商部接管卷内各省农工商总、分会对于各地方官署往来公文参差不一,农会用呈,而商会用公函,致使农会“时有逾越并援商会之例以抗争者”,遂重新制定商会与官厅的行文程式,规定嗣后凡京外行政各级官厅对于农工商总、分会往来公文一概用令用批,农工商总、分各会对于京外行政各级官厅一律用呈。各省商会联合会事务所暨商会附设之商事公断处以及外洋中华商会,对于驻外公使、领事并内地行政各级官厅行文,体例均照以上办理。同年1月17日,北京政府将农商部拟定的这一行文程式登入第609号政府公报,通咨各省都统、民政长、驻外公使分别饬遵在案。

  

   新行文程式颁布之后,许多商会意识到此事“关系到全国商权,凡我团体,断无有忍受此压制者”。不少商会认为,行文程式的修改,是约束商权,降低商会的地位,其要害在于将商会贬为官厅的隶属机构,使各级行政官厅“微员末职皆得令之”,由此导致“商会事宜将呼应不灵,惟有任人摧抑,俯首听命而已”。(4)所以,各地商会函电纷驰,强烈要求取消部文,仍照前定公文程式施行。

  

   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领衔致电农商部,转告了各省商会的要求。但张謇却回答说:行文程式“已奉教令公布,复经国务院厘定文书用纸、程式及条例,通行农商部,岂能擅改!”(5)同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与会代表对张謇的态度极为不满,议定再行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及农商部,言词也较前更为激烈。农商部回电表示,有关行文程式的修改,须正式呈部,由农商部会同法制局商酌核办。其语气较诸张謇前所回答略显平缓,但仍未应允商联会的要求,因而与会代表依然不满。有的代表指出,农商部回电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何以发布训令之前不先商酌于法制局,而事后见商人不能承认,始行交法制局,可见前此宣布农商部用呈用令之令已不成立。各省代表均应自行函致本省商会,声明自省长以上用呈,省长以下用公函。”(6)最后,会议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通告各省商会,宣布农商部所定新行文程式为无效。同时拟订致农商部的正式呈文,阐明官厅与商会之间的行文用令及呈,不仅于商会有大碍,而且农商部也“将有孤立之虞”。

  

   在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强烈要求下,农商部于1914年6月批示:各商会对于县知事,关于设立解散等应立案注册者,仍一律用呈、用批、用令,其余陈述商情及官署之咨询与商会之答复一切普通言事之文,则彼此用函。但一事之终结应存案备查者,也仍用呈、用批、用令。对农商部的这一让步商会并不满意,全国商联会又呈文农商会,要求将“存案备查”的范围,明文定于专指关于商会直接诉讼事项应存案备查者而言,“其非关直接诉讼者一律用函”。农商部回答:对于县知事用呈事项,系指应行立案而言,立案之范围以商会本身之成立变更或废止及本身诉讼事件为断。这样,关于商会与官厅行文程式矛盾冲突的第一回合,以农商部的稍加让步而暂告一段落。但在同年9月《商会法》颁布之后,这一矛盾又再次引起新的冲突

  

   《商会法》并未就商会与官厅行文程式作出具体规定,但综观该法的各条款,凡有关官厅对商会者无不用令,商会对官厅者则无不用禀,实际上使前此商会竭力抗争所取得的成绩消失殆尽。因此,《商会法》颁行后各商会均甚为不满,并表示“若不联合力争,是我商会隶属县知事之下矣”。全国商联会与上海总商会联名上书政事堂,说明自《商会法》公布后,“各商会皆谓室碍滋多,不便遵守,对于农商部感情甚恶,函牍纷驰,全国哗然”,并强烈要求农商部“依据事实而定法律,勿徒信法律而弃事实”(7)。另还致函各省商会,表示“此事关系非浅,万一不能照准,仍应坚持,以盾其后”。在1915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为讨论如何抵制《商会法》而举行的临时大会上,与会的各省商会代表又曾专门商议这一问题,无不表示应坚持抵制,誓达目的。并共同拟订禀政事堂和农商部文,说明此次抵制行动并非“商会敢于违法也,亦非商会与地方官较量尊卑也,事实所在,有不可勉强者”(8)。然而,张謇对商会的要求却不以为然,且认为商会对行文程式的抗争,只不过是“与官吏争形式之短长”,并无实际意义。由于张謇与商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去甚远,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但商会仍坚持予以抵制。直至1915年农商部对《商会法》加以修订,这场争论才告结束。

  

   三、改组商会之争

  

   商会改组之争,是当时商会抗争《商会法》的另一个焦点。根据《商会法》的规定,各省在省城、商埠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成立商会,另在省城设立该省商会联合会,而对清末即已成立的各省商务总会的合法地位,则只字未提,试图在无形中予以取消。并要求前此设立的商务总会、分会及分所,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以六个月为限,依本法进行改组。随后颁布的《商会法施行细则》,更进一步规定:“商会法施行前成立之各省总、分各商会等,遵照商会法规定六个月期限,一律改组为商会,其不合商会法所规定及逾限不报者,应即取消。”同时还明定每县只以设立一会为限,“如一县原有数商会者,应由该管地方长官查明区域内商务最繁之地设立商会,其余体察情形,或裁撤或改为该县商会分事务所。”(9)

  

由此不难看出,若按照《商会法》的规定对商会进行改组,至少在两个方面将对商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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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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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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