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17-08-15 10:29:28

朱英 (进入专栏)  

   行会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变迀的历史轨迹。早在19世纪末叶,就有一些在华的外国人开始以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对中国行会进行考察。进入20世纪以后,一部分中外学者开始着手对行会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50—60年代中国史学界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行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讨论议题。80年代以后,史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商会、同业公会等近代新式商人社团,这一时期的研究同样与行会相联系,并且更拓宽了行会研究的视野。

  

   相比而言,中国史学界对商会史的研究迄今不过20年的历史,目前已经发表了多篇评介商会研究的文章;而行会史的研究至今虽已有百余年的漫长历史,却难见到回顾与展望行会史研究的文章。据笔者所知,目前除了两篇评介会馆史研究的文章之外,尚无其他相关文章比较全面地评介百余年的中国行会史研究(1)。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充分参考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学术研究的重复,显然不利于行会史和相关研究领域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有鉴于此,笔者深感有撰写本文的必要。需要说明的是,撰写这样的评介文章必须查阅各方面相关的论著,笔者虽尽量收罗也不能确保没有遗漏,特别是外国学者的一些研究论著更难收集。因此,本文的评介以中文研究成果为主,为了便于说明和比较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也会适当参照介绍国外学者的有关论著。

  

   一、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发展概况

  

   (一)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期阶段主要是一些田野调查性质的论著,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由于这些文字主要是以外国人写的著作为主,虽也有国人为配合清政府制定商法,在调查商事习惯过程中留下的相关记录,但现在已多作为史料看待,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已不易查阅。所以,介绍这一时期的研究概况,较多的是以外人的论著为主。即使是外人的相关著作,也很难看到。长期致力于行会史研究的彭泽益先生,将他多年搜集的有关史料和论著编辑成《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下两册出版,该书辑录了一部分这方面的论著,使我们能够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获得初步的了解。

  

   1883年,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就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了《中国的行会及其行规》(Chinese Guild and their Rules)—文(2)。这大概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有关中国行会的论著。但该文严格说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论著,因为除简短的前言外,主要是辑录了有关行会的行规。1886年,玛高温又在上海出版的另一份英文刊物《亚洲文会杂志》(Journalof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Chinese Gildsor Chambers of Commercearid Trades Unions(3),中文翻译为《中国的行会》。该文将当时的中国行会分作商会(Chambers of Commerce)和工会(Trades Unions),实际上指的是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者行会。玛高温通过实地考察,在这篇文章中不仅简略介绍了宁波、温州两地工商行会的基本情况,还涉及有关行会的其他问题。例如行会的起源、行会内部的管理、行会的功能与作用、行会与政府的关系、行会与外商的关系等。尽管该文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论述都非常简略,而且不集中,但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能够提出这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同样有其价值,这使得玛高温这篇作为最早论述中国行会的长篇文章,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了开创性的作用与影响,20世纪初期一些西方人所写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都曾参考该文。

  

   原籍美国、后改入英国籍的马士(H.B.Morse)于1909年出版了《中国行会考》(The Gilds of China)。1874年马士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即来到中国,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直至1909年退休,晚年定居于英国。他曾撰写多部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国贸易史的著作,被誉为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所以,《中国行会考》一书也是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行会史的著作中学术研究性质较强的一部代表性论著(4)。

  

   《中国行会考》将中国行会分为手工业行会、商人会馆和商人行会三个部分加以考察,认为手工业行会(即一般人所称之公所)是一种行业社团;“中国行会的第二种形式是会馆”;“商人行会是由所有本地商人所组成的”(5)。该书关于手工业行会的论述较为详细,内容包括手工业行会的起源、成员、与政府的关系、收入来源、行业崇拜、行会控制、行会雇工及收徒、行会裁判权等。关于会馆,则从起源、会员、管理、收入、行业崇拜、贸易控制以及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分析。至于商人行会,主要以牛庄和汕头两个口岸的情况为例,从标准计量、贸易控制、商事仲裁等方面进行论证。全书既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具体的个案考察,而且以中西方行会的比较研究见长。

  

   19世纪末叶,日本人也开始对中国行会进行考察与研究。《中国经济全书》中的有关论述,即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研究中国行会的主要观点(6)。该书第二辑的内容全部与商人、商业和手工业相关,其中第四编专论“会馆及公所”,书中强调:“欲知中国商贾之内容,而兼探究其规则习惯者,均须先研究其会馆、公所之真相,苟既熟悉其会馆、公所之规约习惯,则中国商人重要之机关,不难尽知,可断言也。”(7)该编共分为总说、会馆设立手续、会馆之构造、入会与退会、会馆岁入之财源、会馆之事业等六章,各章标题中虽只列出会馆,但其具体内容实则涉及会馆与公所,是当时论述中国行会十分详尽的著作。该书的另一特点是,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和独到的学术见角解,如关于不同会馆的异同,会馆与公所之间的差别,会馆、公所与各帮的关系等。编末的附录部分,还列出“北京、天津、汉口、上海、杭州各省人设立之著名会馆并其所在地”。该书第五编虽系论述“组合规约”,包括工业组合和商业组合,实际上也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工商行会的行规,与行会问题有直接关联,并且涉及手工业和商业的许多具体行业。

  

   这一时期国人虽无真正研究行会的论著问世,但一些地区配合制定商法开展商事习惯调查时,也开始对行会进行了调查,并留下了一些相关的文字记载,这也可以说是国人对行会的最早论述。这些文字大多已被视为珍贵史料,而且很难查寻。例如目前所能见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即有专章介绍湖南各县的会馆(8)。该报告书根据对湖南商界的调查,“考见商业团体之内蕴”,介绍了会馆的经费、董事、会议、罚则以及同业、同籍商号加入公会等相关问题。另外,该报告书后还附录湖南各县商业、手工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条规共计二百余件,实际上多属行会的行规(9),是研究清代行会的重要资料。除此之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中的有识之士目睹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渗透和侵略,意识到中国必须采取新的应对举措,也开始重视探讨传统行会组织的缺陷与变革趋新,有的还注意到当时的行会实际上已在功能上发生了某些变化(10)。

  

   由上可知,在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阶段,最初主要是在华外人出于各方面原因,开始对行会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成果。但是,整体说来早期的研究主要还只是以实地调查和一般性介绍居多,尤其是国人的有关研究十分薄弱。即使是外人的论著,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二)中国行会史研究的早期发展

  

   20世纪上半期,中国行会史研究在初期起步的基础上逐渐取得发展。这一时期,国人对行会史的研究较诸起步阶段也获得了明显的进展。

  

   其表现之一,是开始陆续有国人撰写的专文问世。例如20年代中期郑鸿笙发表《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一文,论述了会馆、公所与一般社团的不同(11)。另外,这一时期还有数篇专门论述行会的论文(12)。尽管这些论文的数量不多,而且现在看来学术水准不是很高,但却是国人由以往侧重对行会做一般性调查和介绍,转为开始进行学术研究的具体表现。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国人研究行会史的开端。30—40年代,一些相关的论著也曾论及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例如窦季良的《同乡组织之研究》一书,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变、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包括会馆在内的四川同乡组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当时中国学者研究会馆史的重要成果(13)。不过,该书主要不是从行会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会馆,对上海、北京和苏州等城市中的会馆也较少论及。此外,全汉升出版了专著《中国行会制度史》,该书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专门研究行会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国内行会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明显进展最重要的代表作(14)。该书首先探讨了中国行会的起源以及早期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然后按时间顺序对隋唐、宋代、元明时期的行会分别加以论述,另对会馆以专章进行了阐述,同时也论及近代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最后的结论部分则分析了行会制度的利弊与衰微原因。

  

   然而也不得不承认,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仍然是以外人的研究成果居多,并且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入。特别是日本学者的一批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开始超过西方学者而居于领先地位。20年代到40年代,日本学者对中国行会进一步进行实地调查,陆续编写了六辑《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进而开展深入研究。例如和田清对会馆和工商行会起源的探讨(《会馆公所の起原に就ぃて》,《史学杂志》第33卷第10期);加藤繁对唐宋时期中国“行”的分析,以及对清代北京商人会馆的考察(《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和《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中译文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3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仁井田升利用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岩波书店,1951年),分析了行会的分化和分类,行会与社会的结合以及行会的组织结构、职业伦理;根岸佶则不仅对行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而且对上海行会作了翔实的区域性考察和分析,先后出版《支那ギルド研究》(斯文书院,1932年)和《上海ギルド研究》(日本评论社,1951年)等多部有分量的专著;今崛诚二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的论著,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行会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の构造》,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30年代中期,另一位日本学者清水盛光撰写的长篇论文《传统中国行会的势力》,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中国行会的产生、行会政治无力的“外延限定”和“内涵限定”、行会的经济政策和统制力、行会内部的上下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视角也比较新颖(15)。

  

上述情况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行会的论著,远远多于同期中国和西方学者的成果,可以说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行会史的高潮。同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论述比较深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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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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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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