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林 魏文享: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17-08-05 11:14:05

郑成林   魏文享 (进入专栏)  

   2006年10月I9日至22日,由中国史学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米讨论会在武汉顺利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中国社科院及省市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80余名青年学者参与此次学术盛会,围绕“中国道路:历史的探索与比较”这一会议主题展开学术讨论。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教授、现任会长李文海教授、副会长龚书铎教授、张海鹏教授、马敏教授均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还特遨章开沅教授、冯天瑜教授、田居俭教授等著名学者与会和青年学者进行交流对话,就讨论主题、治学方法及学术规范等问题进行现场式指导。

  

   作为中国史学会定期举办的青年学术例会,本次学术讨论会完全以青年学者为主体,他们来自26个省市,年龄基本都在40岁以下,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本次会议不同于一般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而是涵括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及当代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希望打破因分期、专题而形成科内畛域,使青年学者能够互通信息,取长补短,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深度。与会青年学者都非常珍惜这样宝贵的学习抗会,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不仅紧张有序地参与学术讨论,还主动积极地向前辈学者请教,与同辈交流,均感深有禆益。在“中国道路:历史的探索与比较”这一宏观主题之下,既有学者以长时段的大历史观对传统制度及文化思想进行纵向梳理,更多学者从较为具体、细化的专题研究对中国办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历史道路进行多角度透视。会议共提交77篇论文,不仅内容多样,问题广泛,风格互异,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史的多个方面;在时段上起于商周下至当代而以近代为主,展现了青年学者在史学研究中的问题取向及研究成果。

  

   一、古代中国的政制、经济与社会

  

   早期文明史、民族史研究随近年考古事业的发展和新史证的不断出现,其研究也呈现诸多热点,青年学者理应对此予以关注。陈朝云(郑州大学)讨论了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育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展示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及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人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肃慎族系”是对肃慎族群研究的一种传统观点,即认为肃慎是挹娄、勿吉、秣箱、女真、满族等族的祖先,各族虽名称各异,其实一也。王乐文(黑龙江大学)经考证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挹娄和秣輯的人群构成都不是单一的,他们的传续发展也非是线性的,而应是多元的,进而指出现在被很多学者津津乐道的“肃慎族系”其实是后世人把唐代前后的史书记载“捏合”在了一起,从而掩盖了古代族群分化、融合的复杂性。

  

   古代各朝代的政制体制虽有承继,但其治国策略及政制设置也有所不词。杜庆余(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对汉代的治国道路与先秦及秦进行了比较,认为汉统治者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采纳黄老思想,以民为本,休养生息。黄老政治的实行,社会效果明显,但黄老政治无为放任的缺陷也日益表现出来。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符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窬要,给西汉中后期以后的国家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贾志刚(西北大学)对唐代地方长官的交接替代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自两汉而经魏晋南北朝,弊病丛生的官吏送故迎新之风虽逐渐衰落,但并未完全根除,唐政府对此既默认又规范,屈法随俗的背后隐藏着以法约俗的动机。冯金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探讨了唐后期地方武官制度的变化,包括支郡刺史辟署权的获得、军镇武官设置和隶属关系的变化等方面,指出这些变化是唐宋之际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对五代、宋官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赵旭(辽宁大学)认为唐宋时期的家法与国法相比,呈现出相对的弱势,但国法与家法的整合、家法对国法的维护仍然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前者体现为相隐和连坐在国家法律制度中的确立,后者体现为弭讼、止盗等社会安定问题的处理。陈秀宏(辽宁大学)探讨了唐代乡贡取士问题,张兴成(上海师范大学)则从皇室血新集团的角度对晋朝及宋朝的政务决策机制进行了分析。

  

   内蒙古地区的都城考古及政制演变也在与会学者的考察之列。对于蒙古汗国最后都城林丹察罕浩特的确切地理位置方面,自清代始学界就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仁朝格图(内蒙古大学)综合地理因素、民间传说、故城遗址、文献记载等线索,并赴实地査勘,认为今赤峰市阿旗罕苏木境内阿巴嘎哈喇山麓的故城遗址就是林丹察罕浩特遗址。清朝初年以后,大量汉民流入蒙地,形成蒙汉杂居格局。为处理蒙民交涉事件,清政府在东部蒙旗境内派设四处理事司员。珠飒(内蒙古工业大学)认为,理事司员的设立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管理蒙民交涉案件的问题,而是与地方官吏设置、蒙旗扎萨克制互相作用,形成完整的管系,其形成过程意味着内地行省制在蒙古的推广。

  

   在基层乡治及宗法秩序的研究方面,谷更有(河北师范学院)认为皇权政治下大一统政权既要求建立攻防严密的政治秩序,更要求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秩序向民间社会强烈渗透,同財指出由于皇权专制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迫使官僚与下层社会势力相结合生成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导致了乡治方式的变迁。易德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通过对东汉中后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明中后期、清中后期这几个有代表意义的社会动乱或转折时期的宗法势力状况的分析,得出秦汉以降的传统社会,在社会黑暗、动乱和大的转折时期,也总是宗法势力强固的时期,尽管强固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换言之,传统社会中,宗法势力的强固与社会危机有强烈的正相关性。黄志繁(南昌大学)在对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学界的农民运动研究范式进行系统评论后,认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对以往动乱研究的突破,也预示着未来动乱研究的方向。

  

   古代南方五岭交通及两宋海外贸易是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刘新光(中国人民大学)充分利用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及自然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对古代五岭交通格局的嬗变过程进行了梳理,指出古代五岭格局的变迁是五岭南北地区,特别是岭北的湘、赣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差异的重要根源之一。明清时期及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白银输人与输出,是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畢课题。近年来,这一问题更紧密地与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联系在了一起。王文成(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将视野回溯,集中就两宋时期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进行了分期研究,认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的输人与输出始终并存,但以流出为主。南宋绍兴中叶以后,白银的输人进一步增加,输出明显减少,白银的流向开始发生逆转,总体上出现了以输人为主的迹象。

  

   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些学者对士人治生、经世文编、今文绎学等问题进行讨论。“士”作为知识与智能的承载者,其治生类型大致可概括为“本业治生”与“异业治生”两种。前者是指其以自身的文化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治生方式;后者是指“士,,并不主要以自身的文化知识与智能,而是以其他与之基本无关的方式同社会进行交换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治生类型。刘晓东(东北师范大学)认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主要包含耕读传家、医卜杂艺、工贾自食三种方式。本业治生途径的狭窄、收益低下与不稳定性,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士人“重异轻本”的治生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同时也加深了士人对“异业治生”的依赖程度,导致其经济人格的渐趋软弱与社会人格独立的相对有限性。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明代“经世文”汇编进行研究,认为其反映出了明代后期史学重当代,追求实用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出现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当时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潮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古代社会之生态环境、灾荒救济、医学咒术等主题也在会议上引起热烈讨论,反映出古代史领域对于民间社会的关注度亦在提升。卜凤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比研究了中国和古代欧洲国家之间灾荒的发生演变情况,认为中西方灾荒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原因差别:中国的灾荒主要是由于社会救助不力造成的,在原因层面属于弹性灾荒;欧洲的灾荒主要是因为生产技术水平和灾害的强度导致的,属于刚性灾荒的范畴。张惠芝(太原师范学院)以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为例,对这—时期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在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中,人类社会能否采取及时、有效的控制措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中民间控制措施不容忽视。中国早期传统医学中、医、巫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自汉至唐,医学体系中的科学内容与咒禁疗法呈行发展之势。不过,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认为,从总体上看,咒禁术在操用人群、适用范围上仍是逐步退缩的,医巫分离是既定趋势,巫术疗法的价值日益被主流医界否定。

  

   二、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及社会变迁

  

   在近代史方面,集中了绝大多数的会议论文,其讨论不仅涉及近代中国向近代的转型,也对近代化的道路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层面上都有不同角度的阐释。综述总结虽以专题划分,但并不意味着相关议题仅在单向维度上展开。事实上,一些学者已重视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有关主题进行宽视野的比较性研究。

  

   在政治性议题方面,研究取向的多元化及客观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在扩展讨论主题的同时,学者们更为重视以客观中立之立场对政治事件及人物进行实证式研究,如关于汪精卫、国民党与非基督教、劳资纠纷、基层乡治演进等方面的研究都体现出这种特点。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运用蒋介石密档,对1930年初汪精卫的政治抉择及其内在动因进行了生动解析。李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以苏俄对华宣言为契机,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基督教作为来自西方列强国度的宗教,在20世纪多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冲击的对象,在20年代髙扬“打倒列强除军阀”旗帜的届民大革命中,基督教更是成为革命政权的打击目标。陈海军(山东大学)外为1925年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髙扬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对在华基督教会及其事业采取限制、排斥的政策,从而对这个时期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对抗战时期的浙江省农会进行了讨论,认为浙江省西部地区的农会组织在国民党省党部及省级农会的.督导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成为沦陷区在基层政权散迁弱化后的重要组织动员基础,不过乡村的保、甲长等地方实力人物掌握了农会的领导权。汪巧红(华中师范大学)以1944-1949年湖北乡镇保、甲长被控案为切人点,考察了新县制下基层社会的统治,认为频繁出现诉案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用人供给不足,同时缺乏监督和惩罚机制,因此,尽管国民政府推行的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良智,但政府对于被控诉人员采取的放任态度又削弱了民众的信任度。

  

劳资关系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传统课题,但过去多从劳工运动的角度对此加以解释。近年不少学者关注于从国民党的角度及工人群体内部际分等方面对此进行讨论。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从国际劳工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角度论析了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问题,指出国民政府加强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目的有二:一为争取国际道义的援助,提高国际声望,二是调整劳资关系,实现劳资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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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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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学刊》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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