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 “倒孙风潮”与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事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5 次 更新时间:2017-07-25 2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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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进入专栏)  

   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内部有过两次“倒孙风潮”。第一次发生于1907年。当时,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日本西园寺内阁不愿意得罪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改为赠款劝离。另有一股票商人也赠款助行,共得15000元之数。孙中山随即离日,将2000元留给章太炎办《民报》,大部分钱自带,作为到中国南方沿海发动起义的费用。同盟会员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均认为孙中山受贿,主张罢免其总理职务。

   第二次发生于1909年。当时,在南洋的同盟会员李燮和(柱中)、柳聘农、魏兰、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等起草《七省同盟会员公启》,认为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本无一分功劳,在两广、内地,亦无一分势力,全凭大言谎话,骗得总理职务,就职后营私谋利,将大量募款攫为己有,在香港、上海银行,居然存款20万元之多。《公启》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同志名誉”等“罪状”3种14项,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等8项要求,委托陶成章带往日本东京,要求当时同盟会的“总庶务”黄兴发布。该《公启》或称《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或称《孙文罪状》,均同。继之,章太炎发布《伪〈民报〉检举状》,攻击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续刊的《民报》为“伪”,同时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

   以上两次“倒孙风潮”,都受到同盟会领导人刘揆一、黄兴的抵制和反对。同盟会系统在日本、香港以至南洋、欧洲、美洲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为孙中山辟谣、辩护。有关情况,笔者多年前曾多次详论,对此,辛亥革命史学界大都熟知。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1910年1月,陶成章为回答同盟会内拥孙一派的批评,在东京发表《布告同志书》,对孙中山等人进行新的攻击。1911年12月,陶成章运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陶成章直接致函孙中山,表示反对。这或许可以视为第三次“倒孙风潮”的发端。新旧矛盾缠绕纠结,其结果是酿致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兹根据笔者多年前收集而迄未使用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一、 陶成章和“倒孙风潮”的关系及其对孙中山的新攻击

  

   1910年1月25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陶成章印刷《布告同志书》,说明自己和第一、第二两次“倒孙风潮”的关系,阐明反对孙中山的理由,进行新的攻击。对于这一份文件,笔者2011年在写作《帝制的终结》一书时曾经提到,但未展开论述。因此,学界尚未加以注意。

   关于第一次“倒孙风潮”,陶成章否认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关于第二次“倒孙风潮”,陶成章承认自己是文件传送者。《布告同志书》称:

   受事以来,少与外间同志交涉。孙文、精卫在东京时,仅一面,汉民则并一面而无之,未与合谋,罔知底蕴。故凡向日有同志自香港来者,道及孙文之恶,仆未尝措意。东京同志,有欲罢去孙文,仆亦未尝与议。

   这一段首言香港同志道及“孙文之恶”,用“恶”字,可以典型地表现陶成章对孙中山的仇视与轻蔑。其下所云,当指1907年第一次“倒孙风潮”。陶成章声明自己未曾参与“罢去孙文”之议,这可能是事实,但是,他在《布告同志书》中批评东京同盟会总会时曾说:“若言总会,则总会之失信用久矣。”在文中特别加了个夹注“自丁未春孙文受外贿始”,“丁未”即1907年,可见,他在认为孙中山接受日方“贿赂”这一点上与“倒孙风潮”的其他参加者并无二致。关于第二次“倒孙风潮”,《布告同志书》说:

   去年南游,所遇同志,多有间言。仆乃细加审察,知谤言固非无因而至。今年五月,槟港李君柱中等,乘仆东归之便,嘱仆带一公启,至东京宣布。仆以公事当付诸公议,乃交之总庶务黄兴君,请为邀集各省职员,妥议良策。不数日,而精卫东来,与黄兴君同寓。于是黄兴君致函仆,意欲由彼作中,曲为解说(此信现存李君柱中处)。仆以此非仆一人之事,二三人私议,固为何者?故当时即行拒绝。

   1908年,陶成章组织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以便在国内进行暗杀和暴动。9月(阴历八月),赴南洋群岛筹募经费,历经新加坡、仰光、槟榔屿、泗水、吧城(雅加达)、槟港等地,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因得不到孙中山、胡汉民及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有力支持,募款效果较差。在槟港时,陶成章结识在当地中华学堂教书的湖南人李燮和及其同事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等人。他们也都对孙中山及同盟会有意见,于是便由李燮和领衔起草《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对孙中山进行多方攻击。所谓“七省同盟会员”,其实只是从国内到南洋槟港等地教书的几位与李燮和相熟的教员,并非真正可以代表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等七省的革命党人。从陶成章的《布告同志书》可知,对于李燮和等人的意见,陶成章曾“细加审察,知谤言固非无因而至”,是同意并且支持的。这一点,陶成章在写给时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稚晖的信中讲得更清楚。函称:“南渡之后,广见各同志之受欺于孙、汪、胡诸辈,不觉愤愤,以故各同志欲发表孙文罪状,弟亦赞成之。”函中,陶成章自称到南洋群岛,听了“各同志”的意见之后,“不觉愤愤”,可见陶对“各同志”的意见不仅支持、赞成,而且为此动了情绪。

   陶成章到东京后,要求黄兴召集各省在东京的同盟会负责人讨论。由于《七省同盟会员公启》严厉指责孙中山有七大罪状,黄兴认为不实,没有同意;贸然公布,自然更加不能同意。他与陶成章辩论多时,无效。又与谭人凤、刘揆一共同致函南洋同志,为孙中山详细解释,劝南洋署名各同志反省。陶成章此时已决定与同盟会分家,“另开局面”,并且决定自行发布《公启》。由这些方面可见,陶成章就不仅是李燮和等《公启》的带交者,而是代表者,甚至是主持者和决策人。这一点,可以从李燮和的两个儿子李兴潇、李兴藻的回忆中得到证明。二李说:

   1909年8月,陶成章来到槟港,谈到同盟会党务、人事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对孙中山极为不满,先父颇为同情。陶遂邀约先父及魏兰、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等人联名上书同盟会东京总部,指责孙中山,要求改选黄兴为总理。其主动者实际上是陶成章本人。

   二李虽非当事者,但其所述肯定来自其父李燮和。据此可见,不是陶成章听了李燮和等南洋同志的意见受到影响,而是李燮和等听了陶成章的谈话受到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陶是主动者、决策者。

   陶成章的《布告同志书》分《自述》《证明》《辨正》《声明》《附则》等5部分。

   在《自述》中,陶成章自叙个人革命历史:素志破坏(清政府)中央(机构),拟由学陆军入手,但未能如愿;继而联络会党。次述与徐锡麟分道行事,共谋袭取南京。再述秋瑾返回浙江,在绍兴筹备起事,因孙中山“遍放谣言”,声称由南洋密运军火来长江,因此促使清吏加紧搜索,牵及全局,以致皖浙起义计划失败。末述到上海重建机关,因缺少经费,到南洋筹措,被孙文、汪精卫、胡汉民目为“保皇党”和清政府的“侦探”,因此,陶成章质问孙中山等人“其意果何居”?

   《证明》列举事例,说明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居心险恶,行事巧诈”。其所举事例有二:一为光绪、慈禧去世,云南志士思复等计划起义,陶成章亦力主“专重云南”,但汪精卫等出于嫉妒,拨弄同志,颠倒是非;二为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刘某为发动起义,到南洋募捐,向孙中山、胡汉民索取介绍函,但孙、胡所出函件却不肯说明刘某为“吾党中人”,足见“存心阴险,操术狡诈”。

   《证明》还以惠州、潮州、河口、镇南关等处的起义为例,说明孙中山等常常夸口,或称“吾助以大宗军火”,或称“每人每月饷银十元”,或称“有十万大兵”,或称“(孙)亲往镇南关督阵,大炮飞来,燃其胡须,屹不为动”,等等。陶成章用这些事例说明,孙中山等人惯于以“大话”、谎言糊弄和欺骗党人。陶称:“今孙文行事,实等儿戏,同志性命,其戏具耳!”又称:“孙文既以诈伪之术,行之于内,复以夸大之言,施之海外,于彼一己之名利固有进矣,其如祖国前途何!”

   在反驳《七省同盟会员公启》时,香港《中国日报》曾指责陶成章受章太炎委托,以复兴《民报》为名,募得数千金,而一事未办,受南洋支部诘责,逃回日本。对此,陶成章在《辨正》部分说明,本人到南洋,非如《中国日报》所言,受章太炎委托,为《民报》招股而来;到南洋之后,即将股单交给汪精卫,虽到过仰光、庇能等10余个城市,从未为《民报》招分文之股。《中国日报》还指责“陶成章在东京朋比为奸,久为东京革党所深恶痛疾”,对此,陶成章答称,自1907年春孙文受外贿之时始,同盟会总会早已失去信用;《民报》遭日本政府封禁后,同盟会的“总庶务”拟召集两三个分会会长开会,都开不成。哪里还有人对我“深恶痛疾”?《中国日报》还提到刘师培的友人汪公权初为革命党,后投降清朝两江总督端方,出卖同志,在上海为革命党人所杀。对此,陶成章称,杀汪者,系王金发,为友人报仇,不特与孙文无关,也与同盟会无涉。同盟会所言“狐假虎威,妄言冒功,无耻极矣”。

   《民报》一度由章太炎主编。1908年10月,日本政府禁止其24号发行,《民报》出版中断。1909年10月,同盟会本部在东京筹备续刊,以汪精卫为总编辑,将章太炎排除在外。章太炎愤而写作《伪民报检举状》,除指责续刊《民报》为“伪”外,攻击孙中山“本一少年无赖”,贪污巨款,卖国卖友。《中国日报》认为《检举状》和《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均为“一人所为”,隐指陶成章。对此,陶成章声明:“夫仆行事,素不畏强御,欲宣布则竟自宣布之,何藉《检举状》《公启》为!”

   《声明》部分说明,自孙中山离日后,《民报》的经费日益困窘,章太炎屡向孙中山、汪精卫告急,孙、汪均不曾为之想过任何办法;章托陶成章携带“股单”到南洋募股,孙、汪却秘不宣传,证明孙、汪早已“弃绝《民报》”。及至章太炎被日本政府判处罚金115元,逾期不交,将被送东京监狱,做苦工代替,幸赖四川、湖北、江西三省同志及陶成章捐出仰光华侨资助的旅费,章太炎才得以免除灾难。对此,陶成章评论说:“当《民报》盛时,精卫、汉民皆尝支用多金,及窘,则弃之勿顾,事平,又窃之以行,是岂仁人君子之为哉!”他批评汪精卫“蒙蔽一切,擅自出版,其设心不问可知”。又向黄兴表示,《民报》不经公议出版,决不承认。

   陶成章表示,过去与诸同志的革命经费,全部靠同事典当家产,不曾向外界捐募分文,只是因为在日本无法归国,才不得已到南洋,准备在募得万金之后,即进行各事。现在决定“累积寸进”之法筹款,决不像孙中山等人一样“蛊惑党人,聊树一帜,陷人绝地,以自高声誉于海外”。他宣称,此后停止筹款。前此在南洋等地所筹款,仅收到日元700余元,其他未寄者,概请停寄。陶成章当时决定编写并发行教科书,经营商业,以此获得利润,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其所谓“累积寸进”之法即指此。

   发布《布告同志书》后1个月,陶成章正式与同盟会分家,在日本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自任副会长。章太炎是文人、思想家,名望高,但不善理事,也不乐于理事,陶成章成为重建后的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

  

二、 陶成章《布告同志书》评议

  

   陶成章的这份《布告同志书》虽然旨在回答各地拥护孙中山一派对自己的批评,但主要批评矛头仍然指向孙中山及其当时的两个助手汪精卫和胡汉民,是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新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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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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