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梁启超的文化宣传活动及其思想新趋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 次 更新时间:2022-01-04 17: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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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议报》与《新民丛报》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他的维新同志徐勤、麦孟华、汤觉顿以及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等人随后相继到达。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之后。梁启超亲眼见到了一个国家的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他为自己取名吉田晋,以示对于日本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景仰。1901年12月23日,梁启超得到在日华商冯镜如、冯紫珊等人资助,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

  

   《清议报》宣称“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 [1] 所谓“主持清议”,指抨击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大臣荣禄、刚毅的“伪政府”,鼓吹改良派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主张:尊皇,勤王,兴师讨贼,归政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时期相比,《清议报》对光绪皇帝的宣传多了美化、神化的成分。例如声称“皇上之圣”,“数千年之所未有”,是“天纵之资”,等等。 [2] 所谓“开发民智”,指宣扬民权主义,介绍新鲜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道德观念。《清议报》除陈述世界大势和列强对华政策,呼吁中国人民热爱国家、奋起救亡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提倡民权。梁启超空前地提高了“国民”的地位,他宣称:“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这就将传统的“君国”观转变为现代的“民国”观。他同意天赋人权说,认为言论、行为、居住、财产、请愿这五大自由,犹如水之于鱼,氧气之于鸟兽,谁也不能剥夺。“君不能夺之民,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 [3] 他鼓励破坏主义,认为要清除中国数千年来的沉疴痼疾,必用“破坏”之药,赞美其为“今日第一要件”,“第一美德”。 [4] 他的《少年中国说》鼓励年轻人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建设富强、自由、雄飞的“少年中国”,是一篇起过巨大历史作用的名文。

  

  

   由于《清议报》的内容新、思想新、文字好,使读者宛如幽室见光。出版后,风行一时,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销售三千余份,各地代销点达38处之多。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2月,出满百期,因火灾停刊。

  

   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梁启超改出《新民丛报》。该刊宣称:“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梁启超继续宣扬改良主义观点,在该刊发表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当推《新民说》。该文长达11万字,连载四年。通过该文,梁启超提出了人的思想道德转型问题。他激烈地批判中国人在长期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的国民劣根性,系统地介绍权利义务、国家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平等一系列价值观念,企图为国民树立新的道德规范。同时,梁启超继承《清议报》的传统,以更大的热情介绍西方思想和人物,如,亚里士多德、边沁、孟德斯鸠、达尔文、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约翰弥尔、波伦哈克、伯伦知理、亚当·斯密、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马克思等,据统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的西方学者、思想家、科学家约在百人以上。其成绩,在辛亥革命前后无人可以与之相比。其作用,一直发挥至五四时期,影响过许多人。胡适曾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在倡导改造国民性的同时,梁启超又大力倡导学界革命、史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他的文章,明白畅达,笔锋常带感情,富于鼓动性,被称为“新民体”。梁启超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

  

   (二)《新小说》与“大中华民主国”设想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1月,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将戊戌前夜业已开始的“小说界革命”推向新阶段。他大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启蒙和教育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5] 梁启超自己带头写作《新中国未来记》,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理想。小说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一个主张改良,一个主张革命。二人之间展开辩论,最后归结为现在国民资格不够,只能先行预备。按梁启超的构想,将来要建设“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代大统领罗在田(隐指光绪皇帝),第二代大统领黄克强(隐指黄帝子孙)。 [6] 不过小说发表到第五回就停笔了,没有写到这地步。这一点显示出,梁启超后来已经失去了对民主共和的热情。

  

   除创办刊物外,梁启超还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0月间在东京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经费3000元,来自横滨华商捐献。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林圭、秦力山、范源濂、蔡锷、周宏业、唐才质等十余人,横滨大同学校的学生冯自由、郑贯一等7人。梁自任校长,日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以提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英法名著为教材。学生们高谈革命,纷纷以卢梭、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自命。在东京其他学校留学的戢翼翚、沈云翔等也常到学校访友,通宵达旦地高谈阔论。一时之间,该校成为引领东京中国留学界的思想中心。

  

   注释:

  

   [1] 《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1899年4月10日。

  

   [2] 哀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3] 《草茅危言》,《清议报》第27册,3b页。

  

   [4]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4册,3a页。

  

   [5]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期,1902年11月。

  

   [6] 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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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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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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