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各地维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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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进入专栏)  

(一)上海

康有为在北京强学会略有头绪后,即于1895年10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离京,到江宁会见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对谈多日。张要求康有为不谈“公羊学”和孔子改制,为康拒绝,但张同意出资,支持康到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会刊。康有为除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外,自己还写了《后序》,号召“思保其教,思保其类”的“通人志士”们入会,共同讲求“自强之学”。章程是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幕僚黄绍箕、梁鼎芬共同起草的,它声称“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治不举”,因而,该会“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 [1] 章程宣布在上海设总会,逐渐向各省发展。其活动内容为: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院。签名者有张之洞周围的主要僚属黄体芳、屠仁守、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以及康有为、汪康年、张謇等16人。11月(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


1896年1月1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强学报》出刊,首载《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三文。报名之下,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字样。该报继续宣传孔子改制思想,提出“幡然改图”,“开议院,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等主张。1月21日(十二月初七日),北京强学会被弹劾,张之洞随即嘱幕僚致电上海,指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当时《强学报》仅发行到三号。


强学会停办后,黄遵宪与汪康年等于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邀梁启超为总撰述。其后,梁启超即在该报连载长文《变法通议》,呼吁清朝统治者掌握时机,自动变法。他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2] 由于梁启超文笔浅近,议论新颖,《时务报》出刊后,大受欢迎,销量迅速发展至万余份,“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3]


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曾企图组织不缠足会,未成。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广东人赖弼彤等在顺德龙山镇组织戒缠足会,入会者达数百人。梁启超特为该会写作序言并在《时务报》上刊出。次年5月,梁启超又以报馆名义创办不缠足会,号召各省成立分会,湖南、四川、广东、福建等11个省份相继成立类似组织。为了提倡女子教育,梁启超还在报上发表《倡设女学堂启》。1898年5月(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经元善在郑观应、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成为近代中国女学之始。


初时,张之洞对《时务报》表示赞赏,誉之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但不久,梁启超在个别文章中批评到了与张之洞有关的“金陵自强军”,引起张的不满。1897年10月(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梁发表《知耻学会序》,以辛辣的语言警告清朝统治者,如不迅速图强,“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会遭到和夏桀、周厉王同样的命运。张之洞认为“太悖谬,闻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下令禁止该期发送。 [4]


汪康年本有维新之志,但是,他原是张之洞的亲信,一再受到压力。他在《时务报》所发《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中肯定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有的官僚即扬言“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 [5] 梁鼎芬致函汪康年,要他“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6] 康门弟子徐勤的《中国除害议》批判科举时文,梁鼎芬致函汪康年,指责该文“太悍”,“专攻南皮”,汪即腰斩该文,不再刊出,并擅自改削梁启超连载的《变法通议》。 [7] 康广仁和梁启超成立大同译书局,企图出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汪康年居然拒登广告。梁启超忍无可忍,于1898年3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致函汪康年:“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 [8] 结果,梁启超愤而离职,《时务报》锋芒顿失。此后,报纸即全为汪康年掌控。第65册汪所撰《论将来必至之势》阐述对“流品混淆,地痞流氓”参预变法活动的忧虑,被张之洞誉为“有报以来之杰作”。


(二)天津

在天津活动的主要维新人士是严复。严复(1854—1921),字幼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初入福州船政学堂,后被选送英国海军大学学习。1879年(光绪五年)毕业回国,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要求变革。1897年10月2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与夏曾佑共同创办《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次月,创办《国闻汇编》旬刊,发表翻译作品。


严复长期留学英国,西学造诣远远超过康、梁等人。他在《救亡决论》中称,当时的西方全面胜过中国,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以西学为要图”,“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在《辟韩》一文中,他以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批判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君与民本是根据“通功易事”原则确定的一种契约关系,人民“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备其患害”,因此,人民乃是“天下之真主”。严复特别歌颂西方的自由观念,《原强》一文称:“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但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尚未具备自治能力,因此急务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样,他在理论上虽然急进,而在行动上则主张渐进。


甲午战败后,严复愤而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易名《天演论》,自1898年12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起在《国闻汇编》连载,次年5月(四月)结集成书。严复在该书按语中,突出宣扬“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思想,呼吁国人奋起救亡,争取民族生存的权利,宛如警钟号角,广泛地影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代中国人。其后,严复又陆续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他是戊戌前后翻译西学著作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人。


严复的《辟韩》在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为《时务报》转载,张之洞见后,大为不满,指使屠仁守作《辨〈辟韩〉书》,批评严复“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 [9] 严复自此谨言慎行,锋芒大敛。1898年2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他在《国闻报》上连载《拟上皇帝万言书》,建议光绪帝在变法之前先做三件事:一是到外洋游历,联各国之欢;二是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结百姓之心;三是破守旧者把持之局。全文态度温和,并无多少激烈意见,但仍然受人参劾,以致严复不得不将《国闻报》转归日本人经理。


(三)湖南

当时各省督抚中,以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最为开通。陈字右铭,江西义宁人。1895年10月(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到任,次第兴办矿务总局、火柴公司、水口山锌铅矿等实业。当时,江标任学政,“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到湘,出任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同年,徐仁铸继任学政。他们和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人都支持陈宝箴,积极推进维新事业,因而,湖南的维新活动生气勃勃,在各省中最有成绩。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亲谭继洵,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幼年师事欧阳中鹄,喜读王夫之著作;后来漫游各地,广泛了解中国社会。中法战后发奋钻研西学。甲午战后立志变法,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同年在浏阳设立算学格致馆,组织算学社。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到北京,与梁启超相识。同年从父命,入资为候补知府。旋赴江宁,结识居士杨文会。他吸收西学,融合佛学、儒学,写成《仁学》一书,将“仁”视为天地万物之源,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只是由于“办事”需要,才“共举一民为君”;倘若“君”不能为民“办事”,自然可以“共废之”。他猛烈抨击儒学所鼓吹的三纲五常的“惨祸烈毒”,声言“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在谭嗣同看来,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大盗”之政,学术均为荀子的“乡愿”之学,不仅“制人之身”,而且“制人之心”。他号召人们“冲决网罗”,甚至赞美“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1898年2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应陈宝箴之邀返湘。


湖南次第举办的新政有《湘学报》、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保卫局等多种。


《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旬刊,创办于1897年4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江标、徐仁铸先后督办,唐才常任主笔,杨毓麟、易鼐等参加编辑。“以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为目的,内分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格致等栏,是湖南维新派最早的刊物。


时务学堂由陈宝箴倡办,以熊希龄为总理,延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学总教习,康门弟子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为分教习。1897年11月29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学堂开学。梁启超采取“急进”办学方针,鼓励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常在课卷的批语中大力发挥民主思想。如:“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他甚至指责二十四朝皇帝中的大多数是“民贼”。这时候,梁启超实际上已有“排满”思想,曾在批语中写道:“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 [10]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梁启超因病离湘。他在学堂担任教职的时间虽不长,但却迅速培养了一批年轻新锐。


南学会成立于1898年2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设会之意,在于兼具学会与地方议会双重性质。会友分三种。一为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充任。二为讲论会友,以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三为通讯会友,凡远道寄函,讲求兴利除弊的官绅士商均是。南学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演讲,其讲稿则发表于《湘报》。自成立之日起,有记录可查的演讲共13次。南学会成立后,浏阳、巴陵、沅州成立分会,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相继成立。


《湘报》创刊于1898年3月7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每日一张。由熊希龄倡办。熊与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等8人任董事,以唐才常为总撰述。陈宝箴拨款支持。该报大力介绍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宣传变法维新,尽力扩大读者层面,“使圆胪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成为与《时务报》并称的新派报纸。


保卫局实为地方警察机构,由黄遵宪倡办。黄认为“欲卫民生”,“必当使吾民咸与闻官事”,因此,他主张“官民合办”,“使诸绅议事而官为行事”。其法为每二百户选一户长,称“议事绅士”;保卫局所用巡查,由户长公举或撤换。黄企图由此削官权,兴绅权,作为实行“地方自治”的试验。


《湘学报》、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初创之际都受到普遍欢迎,但不久即因部分“激烈”言论受到官方的干预和守旧派的反对。1898年3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湘报》刊载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互婚”。陈宝箴认为“过于偏激”。张之洞认为“十分悖谬”,“远近传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指令陈宝箴和黄遵宪“谕导阻止,设法更正”。 [11] 同时,张之洞并指责《湘学报》“奇谈怪论,较去年更甚”。 [12] 4月6日(三月十六日),《湘报》发表皮锡瑞之子皮嘉祐所作《醒世歌》,中有“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等句,叶德辉认为这将导致“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致函皮锡瑞抗议。他劝皮锡瑞在南学会“勿言《孟子》《公羊》之教”,并要他离开南学会。 [13] 同月19日(三月二十九日),樊锥在《湘报》发表《发锢篇》,倡言“无人非天之所生,则无人非天之子也”。邵阳“士民”即于6月3日(四月十五日)在大成殿祷告孔子,宣告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


守旧派的攻势越来越猛。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湘籍京官御史黄均隆疏劾陈宝箴,攻击时务学堂,要求解散南学会、保卫局。其后(夏历五月),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人致函书院山长王先谦,指控梁启超等人所批学堂课卷“有悖乱实迹”,函称:“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14] 王先谦原先参与过部分维新活动,向陈宝箴申请开办时务学堂的呈文即由他领衔,对南学会和《湘报》也曾表示支持,但他不能容忍有违“圣教”的“越轨”言行。接到宾凤阳的书信后,王先谦即与叶德辉等10人联名上书陈宝箴,要求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不久,又要求停办《湘报》。夏历六月,王与人订立《湘省学约》,提出“正心术”“尊圣教”“辟异端”等七项条规。 [15] 宾凤阳等更散布匿名揭帖,诬蔑时务学堂师生之间“肆行鸡奸”。


陈宝箴支持维新,赞誉康有为“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是“一时奇士”。但是,他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说,也不赞成维新派的“民权平等”之论。在张之洞和湖南守旧派的压力下,陈宝箴指令《湘报》删去报首议论。5月20日(四月初一日),《湘学报》开始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但是,陈宝箴仍然企图保护维新力量。7月2日(五月十四日),陈委任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黄即发布告示称,市上流传的学堂课艺系“冒名伪作”。当时,熊希龄等为反击王先谦等人,上书陈宝箴,指陈书院弊端,要求整顿。对此,陈宝箴判为“门户纷争”,企图调和了事。8月10日(六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谕,表扬陈宝箴“锐意整顿”,指示他可以严惩那些“有意阻挠,不顾大局”的“缙绅”,陈即下令传唤散布匿名揭帖的宾凤阳等人,但王先谦随即以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相要胁,致使陈宝箴不了了之。


在守旧派压力下,南学会自5月29日(四月初十日)之后即停止演讲。不久,皮锡瑞离开湖南,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被迫辞去时务学堂教职,学堂长期放假。7月19日(六月初一日),陈宝箴停发《湘报》津贴。30日(六月十二日),清廷下令,命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熊希龄也于随后离湘。湖南的维新活动逐渐趋于沉寂。


上海、天津、长沙之外,两广、澳门、陕西、四川也都是比较活跃的地区。澳门有梁启超、徐勤任撰述,康广仁任经理的《知新报》。陕西有刘古愚等组织的复邠学会及不定期出版的《时务斋随录》。四川有宋育仁等创办的《渝报》、蜀学会及《蜀学报》。温州有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报》。杭州有陈虬、宋恕、章炳麟创办的《经世报》。无锡有裘廷梁的《无锡白话报》。据统计,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间,全国各地创办的学会、学堂和报刊,共有三百多起。一时间,学会林立,报刊纷起,古老的中国出现了一批新事物,就像一座深闭多年的宅院,吹进了阵阵清新之风。


(四)张之洞刊刻《劝学篇》

戊戌时期的思想派别大体可分三类:守旧派、洋务派与维新派。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凡子孙欲革先人之法,则其祸乱必尤甚于未革之世”。但是,这种理论,不论揆诸史事,或揆诸儒学经典,都无法成立,并无多大影响。洋务派坚持西方的“技”“艺”可学,“器”可用,“道”不可变,是当时的主流思潮。维新派继承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但是,在若干方面又有发展。一是提出“民权、平等”之说,用以挑战君主专制思想。中国社会长期认为“君权天授”,维新派则认为“君权民授”,可以公举,也可公废。二是批判纲常名教。儒学长期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而维新派则指责其“惨祸烈毒”。三是提出“以西学为要图”。当时,洋务派普遍崇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严复则批判这样的说法不合事理。他认为,体用本就一物而言,不能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他由此论证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派的思想有激烈的一面,但是,又有温和、妥协的一面。他们一般只主张“民权”,而不主张“民主”,而且主张兴“民权”之前,必须先兴“绅权”。显然,他们只要求封建统治者向自己开放部分权力,并不想将权力彻底交给人民。尽管如此,维新派的思想仍然为守旧派、洋务派所不满,在北京、湖南、湖北等地相继发生新旧思想的激烈论辩。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张之洞刊刻《劝学篇》。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属于主战派。《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担心“从此中华何以自立”,致电总理衙门,指斥“倭约各条,贪苛太甚”,甚至上疏要求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此后,他即提倡“变通陈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7月19日,他向光绪帝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格致、多派人员出国游历等九条建议。8月,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主张整顿军事、发展实业、“中学宜兼西学”,反对以八股、试帖取士。维新运动初起,他取支持态度,先后资助强学会及《时务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张之洞自江宁回湖广总督任,大力在辖区内建立新式企业、学堂,以西法练兵,一时间,使湖北成为推行新政最有实效的省份。但是,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以及维新派的“民权、平等”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刊刻《劝学篇》,企图纠正维新思潮之“偏”。《劝学篇》分内外两部分,序称:“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在外篇部分,张之洞阐述了学习西方科技、文化,设立学堂,改革科举,翻译日文书籍,提倡阅报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视为张之洞的内政改革纲领,也是他为变法划定的范围。但是,《劝学篇》的重点在内篇。张之洞专辟《正权》一章,批评“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他声称,西方所谓“民权”,只不过“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他特别批评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提出的西方国家“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说法,认为那将出现“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的状况。不过,张之洞对西方“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的情况却颇为肯定,他也不坚决反对开议院,仅认为尚非其时。他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而后议之。”这些地方,是张之洞思想超出洋务派之处。


《劝学篇》极力维护中国的纲常名教。在《明纲》篇中,张之洞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循序》篇中提出:学者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在《设学》篇中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体西用”本是洋务派的一贯主张,但其明确表述则始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3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匡时策》,中云:“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次年,孙家鼐在筹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时也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也有过类似提法。不过,其影响都没有张之洞大。


《劝学篇》出版后,被光绪帝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 [16] 守旧派也大表欢迎。戊戌政变后,苏舆汇集攻击维新思潮的文章为《翼教丛编》,其中即有《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等四篇。


注释:


[1]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后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9—172页。


[2]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时务报》,1896年8月19日。


[3]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党人列传》,1913年刊行。


[4]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署臬台电》,《张文襄公电稿》卷29,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6页。


[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901页。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899页。


[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897页。


[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854页。


[9] 屠仁守:《屠梅君侍御致时务报馆辨〈辟韩〉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三,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梁启超:《学堂日亟梁批》,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卷4,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11]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9页。


[12] 张之洞:《致长沙徐学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10页。


[13] 叶德辉:《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6,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


[14] 宾凤阳:《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5,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


[15] 苏舆辑:《翼教丛编》卷5,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


[16]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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