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百年中国,薪火六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4 次 更新时间:2017-06-19 16:55:22

谢志浩 (进入专栏)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引自《燃灯者》

  

   (一)

  

   晚清七十年,依照李鸿章的判断,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这个大变局,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从农业到工业,从皇权到民权,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都要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并不自晚清始,高王凌先生认为,乾隆年间的诸种举措,其实,已经与世界有着同步现象。此种看法,无疑具有颠覆性。

  

   很长时间以来,约定俗成:中国是被拉入近代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的皇权制度、文字狱导致的思想禁锢、四亿人口的巨大压力,一直被认定为束缚中国进步的四根绳索。中国近代化的起步,究竟是乾隆年间还是道光年间,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存而不论。

  

   按照梁任公的说法,晚清开启器物—制度—文化的嬗变,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中国,改朝换代,革故鼎新。这里面,史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构筑属于自己时代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百年中国,五代史家,交相辉映,异彩纷呈。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实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发凡起例,蔚然大观;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第三代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章开沅、张广达、张光直、朱维铮,艰难时世,刮垢磨光;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杨奎松、阎步克,运交华盖,孜孜矻矻,可为第五代之标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流派,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侯云灏博士在《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一书中,分为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国粹派、食货派、守旧派、史料学派、生机史官派、生物史官派、战国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共计十二派。失之琐碎。特别是,视钱穆先生为“守旧派”,失之同情的理解。

  

   1987年,唐德刚先生,发表演讲,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司马迁到今日钱穆先生,这一脉相传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

  

   王尔敏先生在《20世纪非主流史家与史学》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两大主流史学派,俱创生于30年代前后。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为大本营;马克主义史学派,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领军人物。

  

   科学主义史学派,从表面看,承袭兰克史学,其实,自有乾嘉学派“朴学”的内在理路,有着“汉学”的遗风;马克主义史学派,并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有着“宋学”的风味。

  

   在“汉学”和“宋学”之间,有一个历史的钟摆。仔细思量,王国维、陈寅恪、吕思勉,一代史学巨擘,其实,并不固执一端,而是,慎思明辨,择善而从,执其两端,取其中庸,实为佳境。

  

   秦晖先生,将“汉学”和“宋学”,转换为“问题”与“主义”,精辟地指出:回避“问题”的“主义”说教,是为空疏之学,缺乏“主义”的“问题”研究,可称饾饤之学。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今后像过去一样仍会存在,但走出空疏化与饾饤化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希望。笔者以为,同样是中国史学界的希望所在。

  

   (二)

  

   百年中国,第一代史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莫过于罗振玉、王国维先生,两位先生的学问合称“罗王”之学。两位老辈,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新材料的出现,对新学问的产生,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一点,已成为学术史的共识。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清末民初,殷商甲骨、西北史地、流沙坠简,明清档案,这些新材料,要是没遇到,怀揣故国乔木之心,志在挽救礼崩乐坏,拥有远见卓识的罗振玉先生,新学问难道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吗!

  

   罗振玉、王国维两位老辈,才是百年学术史上真正的“预流”,开启了无数法门。两位老辈心情是古典的,头脑是现代的。冷静的头脑和热烈的情感,在晚辈眼中,不够搭调,但在两位老辈那里,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一事实,也许在昭示着一个道理:任何真正的创造,必然是有根基的,这一使命,必须由亦新亦旧的人物成就。

  

   第一代史家,生逢末世,振衰起敝,亦学亦政,只是在晚岁,梁启超、王国维两位老辈,才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落脚,成为学术体制的一员。

  

   第二代史家,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大体上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相对于上一代史家而言,多为学术体制内人物。陈垣长期执掌辅仁大学,柳诒徵任职南京国学图书馆,吕思勉执教光华大学,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教书,胡适担任过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

  

   第二代史家群体,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有游学的经历,但对学历都不是特别挂心,陈寅恪追求学问、不要学历的故事,更是成为佳话。这一代史家,也是亦新亦旧的一代。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尽管吃住在赵元任家,但是,对王国维先生,别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在第二代学者中,陈寅恪是老辈王观堂难得的知音。

  

   第一代和第二代史家,都遭遇了改朝换代。罗振玉、王国维可说是前清遗老,少壮派陈寅恪,则是遗少。很有意思的是,遗老王国维,遇到改朝换代,学术上,依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比较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史家,民国三十八年,遇到了另一次“改朝换代”,老辈学者,都要从头再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

  

   第三代史家,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大体上出生于1912年前后,可谓“民国婴儿”。这一代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抗战和内战期间,这一代史家获得学术地位,1949年,渐入佳境的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王瑶、赵俪生、陈旭麓,在轰鸣的炮声中,迎来了新中国。

  

   大体上,1949年,便成为第三代史家的分水岭。这之前,成就了一半,这之后,另外一半,能不能成,要看造化了。1949年,鼎革之际,第三代史家,除了傅斯年执掌的史语所,出走台湾。留在了大陆的,绝大部分,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闪转腾挪,左处右置,到了1978年,流淌在他们身上的,精气神和真性情,日见其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们遇到了全能政治的大时代。

  

   (三)

  

   笔者绘制学术地图,对于第四代史家,寄予的温情和敬意,可说最少。现在想来,不够公道。史学家的性格基因,既有超越性,又有时代性。

  

   第四代史家,大体上生于1931年前后,可以称为“九一八的一代”。按照李零先生的说法,他们还是有些“童子功”,可惜生于忧患。第四代生逢国难,少小漂泊,上大学,赶上国共内战,国共鼎革,院校调整,批判武训、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四清、文革,桩桩件件,无一漏过,堪称“老运动员”,久经考验,沙场老兵。

  

   第四代整体特征,无论与上面的第三代,还是与下面的第四代比较,都呈现着特殊的风格。

  

   第四代史家,遭遇全能主义政治,受到意识形态的洗礼。谢泳有言:我们低估了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第四代史家知识建构的关键期,从生态到心态,从语言到知识,全方位受到集权政治的耳濡目染。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第四代史家的灵魂,使得这代史家,成为百年六代史家中,政治敏感度最高的一代,他们的学术,紧贴着政治。对部分第四代史家而言,学术与政治,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成为“姚文元”式的种子选手,应招成为“姚文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止是一位史学家的理想和追求。

  

   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第四代史家与第二代、第三代一样,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第二代史家,既有郭沫若,也有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化世家的根底,自身强大的气场,无形之中,化解不少“意识形态”。文革过后,痛定思痛,才发现,举国若狂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一位老前辈,坚守着中国文化本位,印证着那句话:人是思想的芦苇。

  

   冯友兰、周一良,第二代、第三代很有代表性的大家,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梁效”的顾问,令海外华人诟病。他们都见证了文革结束,新时期来临,大家慢慢理解了冯友兰和周一良。冯友兰反省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而是修辞立其伪了,晚年的冯友兰先生,重新找回自我,海阔天空我自飞。

  

   话说回来,哪怕知识界永远也不谅解冯友兰、周一良两位先生,冯友兰氏的两部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和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那里摆着,任谁也诋毁不了。周一良氏,毕竟是书生,1949年之前,依然有很好的学术成绩,比如《魏收之史学》。

  

   第四代的幸运和不幸,是与新中国密不可分的。全能政治、意识形态和大批判,可以说是第四代史家成长的土壤、温度和空气。客观而论,“大批判”成就了不少第四代的种子选手。朱维铮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是罗思鼎小组成员。这是一种真正勇敢的态度。

  

   第四代史家的特点,在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个方面,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立论很正大;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上看,遗传性不高,变异性很强。

  

   政治敏感度高,使得文章极易泛政治化,这是第四代与生俱来的,历史让他们生活在全能政治的时代,岂是第四代史家自身的“原罪”?

  

   这就可以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第四代学人依然习惯于打棍子,扣帽子,这是他们的长项啊!第四代,要是不这么干,才让人想不通呢?

  

   第四代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在学术上“造反”了,一系列的大批判,第四代手到擒来,弄到最后,第四代很少能够懂得敬畏什么,比如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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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夏林翁 2017-06-25 18:45:51

  这么多人一锅烩,不知道有几个人具备秉持独立人格思想自由信条了?

谢志浩 2017-06-20 15:42:15

  郑慈君:很有道理,百家讲坛派,值得梳理。至于接地气,鄙人觉得还是单田芳先生的评书,最接地气。百家讲坛有些人,还是端着架子的。志浩

郑慈 2017-06-20 11:43:16

  漏掉了《百家讲坛》派,无论讲文、讲史、讲经,他们是最接地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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