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陈寅恪——“志业”与“心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1 次 更新时间:2017-05-29 23: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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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近世文化巨擘梁启超先生,曾经深刻指出,中国文化史,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中国的中国时代,亚洲的中国时代,世界的中国时代。梁任公把“世界的中国时代”,起点定在乾隆年间。笔者觉得还可以追溯到晚明,因在,恰值明朝,也就是1500年前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全球逐渐进入“共时”的大历史,世界各地部落、朝廷,再也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世界文化史进入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一方面,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僻处西欧的“地方性知识”,日益摆脱狭隘的视阈,为世界文化史平添一股激越的“洪水”,继而形成“普世伦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拥有“地方性知识”的国度,面临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致力于忠实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进而达到文化自觉。

  

   陈寅恪先生(1890—1969年)正是“世界的中国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代文化巨人。公元2010年,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先生的后辈写出《也同欢乐也同愁:回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先生弟子卞僧慧于九十九岁高龄完成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亦将付梓,笔者欣慰不已。

  

   也许,只有“洪水”退去,露出文化史的河床,具备文化自觉的理念,才能够明察先生的志业与心迹,体悟静水流深的魅力和境界。

  

   (一)“家学”与“师承”

  

   中国文化史,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特征,按照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观点,就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应对生活的法则,而“文化”的西方词源,也是灌溉、养育、滋润的意思,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问了:陈寅恪先生到底是吃着什么奶长大的?灌溉、滋养陈寅恪的文化生态到底是什么呢?

  

   潘光旦先生曾经撰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乡土中国社会,血缘、地缘和学缘,互动共生,交错纠结,形成文化史的独特风貌。笔者理解,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三纲六纪”的文化生态学,“家学”和“师承”便是其有机构成。

  

   李亦园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股力量。“大传统”体现的是朝廷的力量,“小传统”体现民间的力量。在我看来,“小传统”尽管经常受到“大传统”的侵凌,但是,从来不是被动的,甚至可以说共同建构了中国社会的生态和心态。难以想象,地广人多的超大地域共同体,民间社会岂可呈现“原子化”的风貌?

  

   那么“大传统”和“小传统”又是如何博弈、互动的呢?这是我所关注的。2003年,正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的笔者,在英杰交流中心“心灵环保”学术研讨会上,得见钦慕已久的李亦园先生,提问环节,表达一己的困惑:是否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还存在一种“中传统”?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中传统”的运行机理又是什么?平易的李亦园先生,对我的思考给以鼓励。

  

   文化世家,依托的正是“家学”、“师承”、“会馆”所构建的文化共同体。就从陈寅恪先生本人来说,他的父亲是晚清宋诗派的陈三立,爷爷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的哥哥是陈师曾,而他太太唐筼则是台湾巡抚唐景嵩的孙女。学界称道“义宁满门清流”,绝非过誉。

  

   所以,陈寅恪先生出生和成长在具有“极优美之家风”的义宁,传承了厚朴、忠义的优美家风。出身于文化贵族的陈寅恪先生,深得文化传统的灌溉和滋润,确实信从“出身论”,连婚姻也喜欢“门当户对”,加以体弱多病,游学归来,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相当长时间里,住在朋友赵元任先生家,热心肠的赵太太——杨步伟女士,可是没有少费心思,张罗了好多回,三十多岁的陈寅恪,却一点都不急。最后,1928年,见到唐筼小姐,陈寅恪判断这是台湾末代巡抚唐景嵩的孙女,喜上眉梢,可称一见钟情。话说,这位唐筼女士,别看是学体育出身的,也是比较羸弱,居然,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举案齐眉,终身扶持,堪称佳话。

  

   (二)“亦新亦旧”的一代

  

   陈寅恪先生面貌奇特,长长的脸颊,自有一股倔强与坚毅。出身于文化世家的陈寅恪,既然生活在“欧风美雨”的时代,自然,也要受到洗礼。从1902年,被兄长带往日本,少年陈寅恪便断续游学于各大学府,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处处留下这位读书种子的足迹。但是,奇怪的是,陈寅恪在哪所大学,都没有获得学位。刨除断续回国的时间,陈寅恪先生漫长的游学历程,而且跨越晚清、民国两个时代,这一事实本身,一方面说明先生确系读书种子,另一方面,晚清民国,新旧杂陈,无形之中,给读书种子预留了空间,至少,制度安排,并没有过度阻塞、挤压读书种子,这样,陈寅恪才可以幸运地在东西洋,自由自在地悠游涵咏,取精用弘。

  

   晚清、民国年间,学术界共同体,所取的标尺,并没有唯学历,而是看中人的学问,所以,陈寅恪先生才不是孤例,郭绍虞、钱穆、沈从文三位先生都没有什么高学历,但,都可以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公学任教,民国年间,教育安排的人文关怀,确实令人称道。

  

   当然,陈寅恪先生更加特殊之处,在于,1926年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之时,可以说属于典型的“三无人物”——没有老辈所具有的进士称号,也没有新派的博士学历,而且也没有任何学术著作,勉强可以拿出手的居然是给妹妹写的一封家书——《与妹书》。

  

   因为朋友吴宓的介绍,也因为梁启超先生的保荐,陈寅恪先生来到清华,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诸位先生联袂,演绎了中国学术史、教育史的一段传奇。

  

   中国文化史,在晚清、民国年间,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古今中外,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崛起之后,一般学界人物,感染一种“意图伦理”和“庸俗进化论”,总觉得“ 新文化”要高于“ 旧文化”,以为,只要引进“民主”和“科学”,也即“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么,“新文化”必然战胜腐朽衰败的“旧文化”。甚而,新派和旧派,《新潮》与《国故》,分庭抗礼,壁垒森严。

  

   这时候,那些喜欢分派的人士,遇到陈寅恪,可就为难了。要说陈寅恪属于“旧派”吧,游学欧美近二十年;要说陈寅恪属于新派吧,与以守旧著称的“学衡”理念相近,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先生心意相通。

  

   蔡元培先生曾经用朱熹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赞扬胡适之,笔者以为,胡适先生的“旧学知识”,充其量,在那个时代,也就是中等而已,哪里可以与世家出身的陈寅恪先生相比呢?

  

   曾有人指出,陈寅恪先生属于文化遗少,此种看法,并不究竟。陈寅恪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胸中自有万千沟壑,融会新旧文化,而不露斧痕。

  

   陈先生眼中,研究中国文化史,旧派人物,失之于“滞”,新派人物,失之于“诬”,所以,新派看陈寅恪,像是旧派,旧派看陈寅恪,像是新派,而先生自己,别出心裁,融会贯通,神游冥想。

  

   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陈寅恪先生,对待中西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温情,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正面观察,贯通古今。

  

   (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

  

   民国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曾有三派:信古学派、疑古学派和释古学派。学界公推陈寅恪先生为释古学派的中坚。陈寅恪先生的学问,那是有口皆碑的,但是,还很少有人肯定陈寅恪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笔者以为,陈寅恪先生不仅仅是饱读诗书的学者,而是有思想的学问家。先生自己,曾说过“议论近乎湘乡与南皮之间”,不少人因为不具有开阔的胸怀和文化自觉,将清朝拦腰斩断,得出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史的结论;与此同时,又把晚清和民国的差别看得特别大。如此一来,既然陈寅恪先生的政治理念,不外乎位于曾国藩、张之洞之间,自然得出结论:此公属于文化遗少。实为诛心之论。

  

   不错,老先生一辈子不放弃传统的形式,比方说,不屑于用简化字出版自己的著作。与其说老先生固执,还不如说,那是老先生所表达的文化抗议。

  

   传统中国的思想,自从由“子学”演进到“经学”时代,多受到政治力量的牵引,正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思想,多受制于天主教势力一样。

  

   浸润欧美文化有年的陈寅恪先生,确实别具只眼,境界超拔。我们知道,陈先生的家族,在晚清以至民国的政坛,有着相当的力量。学术与政治纠结缠绕的时代,陈寅恪先生秉持纯粹的理念,将学问作为一种志业,保持了学术上的价值中立,大概,这也是陈寅恪先生不愿意做晚清学术,进而选择中古史进行研究的一大理由。

  

   陈先生深刻把握西方学术研究的脉络,并且终生信守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理念。

  

   1927年6月2日,先生的挚友,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举世震惊,陈寅恪先生更是神伤不已。

  

   针对王国维先生沉湖的各种议论,于1929年,国学研究院解散之际,同人决定立碑纪念王国维先生,碑铭最终由陈寅恪先生撰写,碑式为新会梁思成所拟,闽县林志钧书丹,鄞县马衡篆额。

  

   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中,陈寅恪精辟地指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读书人“著书皆为稻粱谋”,自然是没有摆脱俗谛;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三民主义,依然没有摆脱束缚。只有摆脱内外各种束缚,才能够具有内心的宁静,在心灵自由的田野,寂寞地追求真理。从这里,可以见出,陈先生受到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也是真正具有现代学术精神的学者。

  

   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正是追求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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