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足迹:朱英教授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1 次 更新时间:2017-05-17 08:38:28

朱英 (进入专栏)   魏文享 (进入专栏)  

   采访时间:2003年11月

  

   采访地点:华中师范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编者手记:马敏——朱英,在史学界总是被人们连在一起的两个名字。盖因都出自章开沅先生门下,其学术又都发端于商会研究。两人有共同的成果,但后来的发展有所不同。本刊访谈的第一位中青年学者侯建新教授倾心研究的是西欧社会转型问题,由此解读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本篇朱英教授关注的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商人社团等问题,由此解读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活动的空间。我们认为,他们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反映了新一代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提到中国的资产阶级,人们头脑中的反应往往都是维新派、革命派和软弱、妥协的两面派特征等概念,倾听了朱英教授的一番宏论,令人耳目一新,原来还有如此之多的未知领域。其实我们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了解十分有限。如同听了侯建新所谈一样,历史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问: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您也是章开沅先生的弟子,走过的学术道路是否与马敏教授相同?

  

   答:我在小学和中学时期也赶上了动乱年代,基础知识并不坚固,特别是外语的基础相当薄弱。1975年高中毕业后也上山下乡。所幸的是,在当“知识青年”期间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事和吃苦耐劳,而且并没有将知识的价值忘怀,农闲时我经常“躲进小楼成一统”,坚持阅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由此下乡一年多就被推举为农村民办教师。当时并无上大学的梦想,只是盼望能够早日通过招工回到城市。但自学使我能够抓住机遇,在“文革”之后1977年的首次高考中,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称为华中师范学院),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和世界历史。高考时我的第一志愿也不是历史系而是中文系,但人学后仍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怀抱着这一意外的喜悦,整天都认真刻苦地学习,决心将以前浪费的时间补回来。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开始对历史产生了爱好,并从此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了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和陈辉、刘望龄等教授。

  

   章开沅先生创设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为历史研究所)是国内外著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心,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严谨的治学风气,尤其倡导实证研究下的创新精神。这种环境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这里我学到了基本的治学方法。在导师的带领下,由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开始,走上了商会研究的学术道路。章开沅先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这既体现于他自己的研究新见迭出,也反映在他能够洞察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向,在开拓新领域、尝试新方法等方面为青年学子引领路径。早在“文革”以前,章先生已经意识到商会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当时的政治氛围使这一研究根本无法进行。“文革”之后他仍对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视,而且强调首先应从商会档案的整理和编辑人手。我有幸在导师的刻意安排下参与了这项工作,与苏州市档案馆的有关同志共同整理、编辑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最终编选出长达120余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资料集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一经出版即引起史界同仁的关注与好评,对推动近代商会史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为数众多的商会史论著中,该资料集的引用率一直很高。

  

   作为整理与研究资料的直接成果,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商会性质、组织及功能等方面的论文,后又与马敏教授合著了《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这是较早利用系统档案资料对近代商会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该书不仅对苏州商会的创设、组织系统、社会功能和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从苏州商会与反帝爱国运动、与捐税抗争、与辛亥革命关系等三个方面,对近代商会和商人在近代重大事件中的表现与角色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这本书可以说从一个新的侧面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此后,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不少学者也开始对上海总商会、天津总商会等进行研究,港、台和美、日学者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日趋重视。一时之间,商会史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

  

   问:您和马敏教授都以研究商会而著称。您和他的研究有什么不同?您研究的特点是什么?

  

   答:我们这一代学者在关注这一问题的起点上基本是一致的,就是以商会研究来促进资产阶级研究,讨论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性质。但在发展方向上则各有不同。

  

   大体概括起来,我自己的商会史研究主要向三个方面扩展:一是商会史研究与早期资产阶级研究,二是由商会扩展到新式商人社团的全面研究,三是商会史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考察。这三个方面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关联性。

  

   问:请先谈谈商会史与早期资产阶级研究。商会史对我们认识中国资产阶级有何帮助?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答:资产阶级研究是近代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商会史研究使资产阶级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在商会研究兴起前,“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代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反被忽视。商会史研究认为商会是资产阶级的主体组织,从而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讨论细致化和实体化。多数商会史论者将商会成立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形成(或者由“自在”转向“自为”)的标志,对其政治参与活动异常关心。我在关于晚清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和《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中也基本将商会史研究与资产阶级研究结合进行,肯定了商会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在加强资产阶级整合进程中的组织作用。我比较重视对商会的全方位考察。在政治方面,商会参与清末反帝爱国运动,在辛亥革命中积极从权应变。商会还参与立法活动,维护商人的政治利益。在经济方面,商会为工商企业服务,调解商事纠纷。在社会方面,商会也促进了地方教育和救济事业的发展。不过,早期商会的成分构成比较复杂,还具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在商会史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我们回头再看,资产阶级研究已逐步摆脱了单一的阶级分析,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群体也逐步清晰,“只见代表不见真人”的现象已很少见。

  

   通过对商会具体活动的分析,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有了更全面地认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国的资产阶级则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弱点,无法承揽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这一历史使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所作为。在政治近代化进程中,它们参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护国运动,成为影响政治近代化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在经济近代化进程中,对于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也促进了近代教育的转型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工商活动及参与市政的行为也改变着城市的面貌,是城市近代化的主体因素之一。

  

   问:商会与其它商人社团是什么关系?其他商人社团的近代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呢?

  

   答:商会是近代活动较为显著、影响力较大的社会团体,但商会也仅仅是近代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在对商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我的研究视野自然而然地扩展到其他社会团体,正是各类团体的交相互错才形成了近代社会的复杂面相,历史研究也应该具有交互式的眼光。

  

   总的来看,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晚清政府重商政策的影响、晚清工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力量的增强以及商人政治思想的变化,促成了商人社团的兴盛。商会,作为各业商人的中枢组织,对沟通官商之情具有重要功用。此外,由于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拒俄运动的影响,商人还办起了准武装组织——商团,以自我保护。清末商团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会员操练,维护地方治安,有的也注重启发新知。有的商团还参与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清末还广泛存在着各类商人地方自治社团,如,上海商人自治社团、苏州市民公社、东三省保卫公所等,都对促进地方自治起到积极作用。晚清时期还存在着文化教育类、学术研究类、消防类、风俗改良类等各类新式商办社团。清末新式社团组织严密、机构完备、近代民主特征比较浓深厚,开放性比较突出。同时,新式商人社团的成立标志着商人开始摆脱以往个人和行帮的落后社会形象。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商人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不过,清末新式商人社团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对国家政权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其政治品格也比较复杂。

  

   问:您以商会为主体对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进行讨论的论著在史学界和理论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从商会角度看,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何?

  

   答: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一对完全源自西方、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包含着西方社会特有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和公民意识。在西方语境中,人们将市民社会视为“私人利益的体系”。它包括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特别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为其核心内容。由此,中国市民社会话语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移情论辩的过程。而其中最重要的“热点”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市民社会这一源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模式能否在中国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加以建构的论辩,二是对市民社会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所反映出来的“现代与传统”的思维架构及其理论预设中的各种理论问题而进行的论争。对历史学领域来说。前一热点无疑更具有吸引力。不少学者认为,“市民社会理论”范式下国家——社会的关系架构有可能含有与近代中国历史相勾连的机理,是理解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透视点。正是基于此,我认为,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不能凭空想象或推理,而要通过实证的研究来对此进行辨析。国内学者尤其是史学研究者应该加入到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一课题的学术对话中。

  

我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一书中,立足于对商会社会角色的多层透视,从市民社会研究进而对近代中国商会与国家的关系做出实证性分析。我认为,清末民初的中国最具有市民社会特征的组织就是以商会为代表的商人团体,具体反映在独立自治、契约规则与民主制度三个方面。商人团体在保持自己的自治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制衡国家的作用,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与国家处于激烈的对抗之中。在晚清以及北洋政府时期,这种现象较为明显。但清末的市民社会在制衡国家方面,其本身的力量,其所采取的方法都存在相当局限,不能达到真正约束统治者的目的。事实上,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自清末形成之后,与传统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状况相比较,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均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建构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在国家能力下降,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时。社会往往能够获得发展。而当国家能力增强。政府的统治比较稳固时,社会的发展反而受到削弱。不仅对国家的制衡作用更为有限,而且其独立性也难以继续维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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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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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200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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