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国民党与商民运动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7-05-06 10:41:06

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推行商民运动,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在国民革命新形势下开展的民众运动中的内容之一。但商民运动的兴起与整个民众运动的开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相对滞后国民党起初之所以对商民运动不重视,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2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家阶级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产生作用和影响,而是由于国民党自身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地位与影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甚至存在着某些偏见随着民众运动的逐步进行和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动员广大商人,特别是动员中小商人支持和参加革命的重要性这认识在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比较集中的反映,并直接促使商民运动在此后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

  

   关键词:国民党;商民运动;民众运动

  

   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为联合和动员各界参加国民革命,开始大力推行民众运动,具体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商民运动和妇女运动,由此使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各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迄至目前,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时期国民党进行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均曾相继开展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商民运动的研究相对说来却比较薄弱。1因此,有必要对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研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就国民党与商民运动的兴起略作初步探讨。

  

   一、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历史背景

  

   北伐前后兴起的商民运动,与同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相比较,虽在声势和影响等许多方面都显得较为逊色,而且正式启动的时间也晚一些,但同样也是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在国民革命新形势下开展的民众运动中的内容之一。因此,要了解商民运动产生的缘由,就必须首先考察国民党开展民众运动的历史背景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前,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从清季开始致力于中国革命己经多年,但在革命的实践中很少重视和开展民众运动。即使是自清末到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革命事业虽屡遭挫折,革命党内部除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仍一直未充分认识到没有发动民众的缺陷有学者认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己显示出中国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乃至工人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仍然“坚持革命领导阶层的精英主义,并不认为有动员年轻知识分子的必要,动员群众更是不用谈了。这在他于1919年10月组织中国国民党来取代自1916年即己无作用的中华革命党时至为明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孙中山“失去了一次令他的党派重新获得人民支持的机会,因此,到1923年,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中国国民党还未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2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己曾有人在这方面进行过反思,并体认到政治需要民众共同参与之重要。如戴季陶提出“改革政治之成功与否,则诉诸多数人之自觉而己”;朱执信指出“今日吾人所当致力者,在促进人民之觉醒”。31919年10月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而成立中国国民党之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意识到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十性特别是五四运动对国民党改变以往不重视学生和群众的传统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运动对国民党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对学运情势群众力量的体认,更是国民党改组后走向群众路线的重要因素”。(1)(P264)

  

   应该承认在前此革命运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革命党内部确曾有少数人认识到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五四运动对革命党人认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似乎太过于绝对。但是,如果强调此时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均己认识到发动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己经因此而改变了以往不重视发动民众的缺陷,恐怕也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论证另外,即使承认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对民众的重要作用己有体认,但似乎也还只是停留在主观认识阶段,并没有马上使其真正成为国民党在革命实践中的行动方针。

  

   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在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过去的方法,主要依靠握有广东地方军权的陈炯明给予的有限支持,重回广东建立革命政府,并准备北伐但不久之后陈炯明即公开反叛,1922年孙中山又被迫逃离广东,革命事业再次遭遇挫折。在面临一连串的严重挫折之后,痛定思痛的孙中山不得不探索新的革命路径,同时与刚刚发生“十月革命”不久的苏俄派来的代表进一步进行了密切的接角触在此之前,苏俄和共产国际早己关注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使者来华与各方人士联络,包括与孙中山见面。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多次当面向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动民众参与和支持。例如1921年底马林在广东与孙中山多次交谈,反复强调必须运动学生、农民、工人他还指出国民党在宣传及组织上太弱,缺乏基本武力,并向孙中山建议:联合各阶级,尤其是农、工及无产阶级,形成完善政党:建立革命武力,创设军校作为革命武力的基础;国共合作但当时的孙中山尚未确定联俄政策,也没有接受马林的建议,只是对“十月革命”和建立军校表示了浓厚兴趣。4

  

   1922年在广东的又一次受挫,使孙中山颇受刺激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孙中山意识到不动员民众而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革命将难以取得成功;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民众也积极主动地向孙中山表达了愿作革命之后援的态度。例如孙中山在广州受挫后抵上海,商学各界民众团体举行欢迎会并致词表示:“先生之战也,为民众而战,无论成功或失败,胥与民众共之,民众苟不甘于失败,先生岂无成功之时。愿先生从此以主义作地盘,以精神作炮台,其牢将不可破;以文化作先锋,以民众作后援,其勇将不可敌。以国民的心理为地盘,以群众的舆论为枪弹,正义终胜强权,水到自然成渠”。5这对面临挫折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鼓舞。随后,孙中山即越来越重视民众与革命的紧密联系他在1923年元旦发表的国民党宣言中阐明:“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痦口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己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2)(p2)类似这样特别强调民众对革命的影响与作用,在孙中山以往的论述中并不多见

  

   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经过多次讨论协商,1923年孙中山在上海与苏俄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宣言,毅然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新政策,重新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目的,亦在于使国民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出现,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革命1923年11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曾专门对此进行说明:“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

  

   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3)(p430)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己更甚于军阀武装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宣言及其他重要议案,正式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而国民党改组之后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正式确认将动员民众作为今后的革命方针国民党“一大”宣言即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便日趋于发达,以期増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4)(p121)不难看出,改组后的国民党己将动员民众的参与作为决定国民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

  

   中国大陆学者一般都认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这是他晚年思想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反映台湾学者则否认有所谓三大政策存在,其主要理由是孙中山始终并未亲自提及过“三大政策”,而是北伐期间共产党人出于某种目的杜撰的一种说法,后来则在大陆一直沿用至今。6即使有此争议,也并不影响海峡两岸的学者肯定“一大”之后国民党确定民众运动方略及其对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连当时的国民党人,特别是一部分对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的国民党人,大都承认“一大”之后国民党的重新改组并开始重视民众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民党基层组织在全国范围的迅速发展,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和声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在此之后,国民革命运动也确实明显出现了新的局面。胡汉民作为参与国民党改组的负责人之一,即曾指出这次改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国民党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开始实施注重民众运动的新方针。7连初始维护、继而又反对容共的戴季陶,也曾强调“中国民众运动的大发展,是在国民党改组以后”。而国民党改组之后民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政治的保障力的伟大”、“组织能力和范围的扩张”、“舆论支配力的形成等三个方面的原因所致。(5)(p146)。

  

   从实际情况看,1924年的改组确实使国民党所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重要阶段。国民党重视并开展民众运动,也是在改组之后出现的新现象因为“国民党改组之后,受“苏俄经验”的影响,己经变成了动员性的革命政党,动员群众成了推动革命的必要手段。(1)(p266)。此时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尤其是孙中山及其忠实的追随者,己经充分意识到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以民众为后盾,而不是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此也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己。(6)这种新的认识,与以往国民党的传统思想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国民党从事的商民运动,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而兴起的。

  

   二、国民党在商民运动初期的态度

  

商民运动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但是,商民运动的兴起与整个民众运动的开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相对滞后。1924年初国民党改组后开展的民众运动,具体说来主要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乃至妇女运动,并不包括商民运动。“一大”闭幕的次日,国民党又召开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军事、调查八个部。其中青年、工人、农民、妇女等部,即是领导相关社会群体进行民众运动的具体机构在此之后,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专门领导青年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的机构,国民党也随之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众运动的新时期因而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改组以后,“吸收苏俄的革命经验与组织系统,设立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妇女部、农民部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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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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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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