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商鞅变法的反人民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9 次 更新时间:2017-04-16 15: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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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一、为何重提商鞅变法?

  

   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GDP总量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一些国人不怎么淡定了。先是思谋着何时崛起,一些学者拍出了《大国崛起》的多集纪录片,他们从世界历史上曾经崛起的荷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多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寻找经验与路径。应当说此时的思考方向并未丧失理性。

  

   而后一些年揣摩的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复兴","复"的一定是"史上曾有"之"兴"。如果这"兴"原本"史上从无",自然谈不上"复"。至于那个"兴"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文明还是邪恶,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史上哪个时期之"兴"是今日之"复"的参照系呢?

  

   今日的中华民族已经不那么狭隘,历史上曾被认为是敌国、异族和侵略者的女真、匈奴(蒙古)与满族人,已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自家兄弟。按照金戈铁马、开疆拓土的标准,自然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最为强大。这个横跨欧亚大陆,里海、黑海只是内湖的庞大帝国,所谓元朝只是版图一部而已。中华民族既然包括元朝在内,中华民族"复"曾经的"兴",自然非元朝莫属。惜乎国人将成吉思汗当作祖先,却被外蒙古人士所嗤笑,就是国人也并未形成共识。鲁迅先生73年前就曾指出:"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42)被毛泽东冠以"三个伟大"和"七个最"的鲁迅先生,被钦定为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的话自然不能轻易否定。也许是由于大元帝国国运不永,元朝并未作为上选。

  

   视线进入"我大清"。爱新觉罗氏的康乾盛世曾是属意的对象,这从CCTV曾经隆重推出对祖孙三代三个皇帝歌功颂德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可以为证。对于本国三代皇帝的歌功颂德,只有东邻的三颗太阳可以媲美。只因这个时期不过是中华帝国的"落日余晖",似乎并不吉利,只得作罢。及至《大秦帝国》从拍摄到重播,让人感到有人已将大秦帝国作为"伟大复兴"的参照系,也就是"回到秦朝去"。孙皓晖、黄健中等敏感的艺术家们积极配合,以侯勇、王志飞为主演的《大秦帝国》,从"裂变"到"纵横"再到"崛起",皇皇史诗,似乎再现了大秦帝国"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在《大秦帝国》第一部即"裂变"中,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商鞅变法。在编导者眼里,商鞅变法是秦国由弱到强的根本转折。无法信服的是,一个国家的由弱变强,并不必然地顺应历史规律,也并不必然地反映人民意志。比如,现代史上纳粹德国的短期坐大、暴力苏联的快速称霸,都是类似的例子。以剥夺民众为手段的民穷国富、弱民强国,其共同特点向来体现为极权主义与独裁主义。商鞅变法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政治变革,向来被人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改革,其本质也如上述。

  

   在一些人的理念中,并非仅仅出于对个人作品的敝帚自珍。《大秦帝国》小说与电视剧的作者与编剧孙皓辉,只因个人"对大秦帝国的狂热的崇拜"(2017年3月2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就试图以一己之力为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的大秦帝国正名。然而,大秦帝国从突兀崛起到迅速崩溃,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曾经进行过大量而深刻的分析与评价。这些分析与评价,汇聚了中华民族漫长而深厚的历史积淀,荟萃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与责任。其中既有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有文明与知识的积累与升华,当然也有许多往圣先贤的智慧与认知。这决不是当代某位作者的有限眼光与常识能够随便超越的。如果这种常识与眼光带有某种功利性,则更为有识之士所不屑。

  

   且不说作者是否有能力"全方位呈现秦的历史",但就其大言不惭地"全方位呈现和开掘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优秀核心价值观体系"(同上),将秦国暴政说成什么"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优秀核心价值观体系"(同上),这究竟是给中华民族增光,还是给中华民族抹黑?孙皓辉指责批评《大秦帝国》的人士是"文化上的不自信",并且义正辞严地宣布,"为秦正名,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确立民族话语权。"(同上)他这些话让人不禁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他们笔下的东西,同样不过"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51)

  

   我对大秦帝国的分析,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变法这一事件,真正的历史主角是秦孝公,商鞅不过是个建言者或倡议者。然而,如果他的主张得不到秦孝公的重视与支持,都不过纸上谈兵而已。我们之所以重视《商君书》,并把它作为分析秦国暴政的一个切入点,是因为它不仅是商鞅的理论文本,而且是得到全面推行的政策汇编。不过,《商君书》作为变法的理论文本与政策汇编,其中所反映的政治理念与统治思维,体现了一种露骨的君权至上、反人民、反文明、军国主义的本质。有人说,《韩非子》与西方的《君主论》不相轩轾、难分伯仲,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坏书之最。殊不知,《商君书》的年代不仅比《韩非子》还要早,更要命的是,该书的罪恶理论曾经在古代社会付诸实施,而且其罪恶影响至今仍未清除。

  

   二、反人民的商鞅变法

  

   一、维护君权专制。

  

   古代文献评论商鞅变法时确有一些赞赏的话:"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上)》,页75)"公孙鞅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同上书,页212)商鞅变法是对秦孝公"极身毋二"为前提的,他的所有政策措施都是以尊君主、治万民为依归的。商鞅的个人命运与变法的历史命运,都无法逃脱专制政体"人亡政息"的客观规律。在变法过程中,尽管他对太子的违法行径也作出处罚,但他很快就遭到制度的报复。当太子成为君主,不仅变法遭到废止,商鞅本人也遭到车裂之刑,此即所谓作法自毙!按照一些人的说法,秦国在西部的崛起,商鞅变法厥功至伟,然而,大秦政权灭六国,一华夏,始皇刚刚驾崩,旋即二世而亡,这并非帝国的宿命,而是君主专制的必然归宿。

  

   商鞅对专制制度的美化与强化,在《商君书》中随处可见。商鞅是极力主张君主"专其柄"的,他指出,君主"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180,算地第六。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与篇目)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权力都应当集中在君主手中,如此才能凝聚国家的力量。他不知道,在历史上,既有圣明的尧舜,也有暴虐的桀纣;在现实中,既有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也有废除变法的惠文王。他当然更不知道,权力一旦过于集中,国家就会成为危害民众与社会的"利维坦"。他眼中的君主是理想主义的,"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页397,画策第十八)一当坐上君主宝座,似乎就非常自然地具备了高屋建瓴,统驭万民的能力与水平。他对君主独断的论述似乎不厌其烦,情有独钟,比如,"权者,君之所独制也。"(页291-292,修权第十四)"权制独断于君则威。"(页292,同上)"君尊则令行。"(页476,君臣第二十三)这些理论在在说明,商鞅所维护的体制,所确立的权威,是专制君主的名为"一元化"实则"一人化"领导。这种体制其实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黑暗落后、最为臭名昭著的君权专制主义或者极权主义。

  

   商鞅的变法措施,自然是以秦孝公的名义发布的。他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曾经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措施。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记述道:"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页2231)变法措施出台,民众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一项变法措施,能够呈现这样一个转折过程,体现的正是合乎情理的上下互动。然而,为了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维护君主政令毋庸置疑的尊严,商鞅竟然禁止民众妄议朝政,说好说坏都不行,敢有说三道四者,一律流放边疆。从此以后,民众再也不敢对变法评头论足。一般说来,统治者推出某项政策,对于各方的表扬与赞颂无论是如实的还是浮夸的,通常会采取非常宽容的接纳态度;反之,对于任何一项决策即使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也往往难以宽容地视为恶意诋毁或不怀好意。至于民众对商鞅变法的态度,批评自然是不允许的,赞扬也同样不允许,可谓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枝奇葩。

  

   如果人们用今天的"主权在民"去要求商鞅,显然是苛责古人。然而,较之同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商鞅的政治思想也极其落伍与反动。比商鞅还要早200年的晋国政治家、音乐家师旷曾当面向晋侯指出:"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国君如果是一个重视人民利益的好领导,人民怎么会把他赶走呢?"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君主如果不能为人民创造福祉,还要给人民带来灾难,这样的君主又有什么用?赶走又有什么不可以?他下面这些话甚至有些现代意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页1016-1018)这段议论,不仅蕴涵着君主应当从政为民的思想,而且还有君主一旦使"百姓绝望,社稷无主",百姓还有把他赶走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师旷不但确立了辅佐君主、监督君主的意见,而且直接否定了君主"一人肆于民上"的合法性。与商鞅差不多同时期的孟子,其政治思想也为后世所称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页31、328)对于"无道"的君主,孟子甚至提出了应当推翻与废除的理论根据。这在那个时代,无疑于犯上作乱。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极其讨厌孟子的主要原因。商鞅变法所极力维护与推崇的君主专制措施,较之孟子的思想境界,其差距岂可以道里计?这也正是后世的专制帝王往往内法外儒的根源之所在。

  

商鞅是君主制度的维护者与纵容者。他在主持变法过程中,曾经作出了秦国迁都的重大决定。秦孝公十五年(公元前347年),商鞅发动了对魏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并取得胜利,"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页2232)商鞅这次迁都是一次精心的政治盘算。他首先满足了秦孝公追求霸主权威的欲望。巍巍殿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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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真理探索者 2017-04-21 18:28:49

  支持本文作者。
  大秦帝国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观念体现出(1)满脑子帝王思想,现代文明在他头脑中一片空白;(2)狭隘的地域观、民族观,直白地说就是民族自大狂。
  中华民族复兴难道还要继续行秦政制?作为法学教师的孙会不会主张当今中国法律直接沿用商鞅之法?

2017-04-19 13:26:51

  汉武帝后就没有什么法家,哪来的秦政!!!!战国时代还有把越王剑,据说到现在还很锋利,你倒是说说这后来死的人都是被这剑杀的,没有法家的周,没有法家的汉代以后,有多大区别??为什么不直接反家天下????

清华乔木生 2017-04-19 09:25:21

  清华乔木生生圣
    至今仍笑项羽弱
    霸王别姬江东谡
    马列没读孙子膑
    诸葛也对隆中热
    赠尔轻轻鹅毛扇
    不过赵州桥塌了
    张飞当阳夸张良
    武墓前头铁像铸
    回头君笑贵妃枝
    红尘诗圣胎投错
    汉唐遗风酒且醉
    烽烟褒姒蹙眉额
    酒池肉林杭州汴
    京城纸贵老虎多
    文人贵骨武惜死
    放翁废名八方阁
    不生不灭法变法
    法治人权商鞅策

路西法 2017-04-18 17:28:20

  如笔者之流的当代学者黔驴技穷,当真可叹。孙先生写这部书,是希望激励当代中国人,要顺应历史潮流,敢于创新,敢于实践,为实现民族之崛起而不断奋斗。站在历史的角度,2200多年前刚从奴隶社会走出来的中国人走专君主制有什么问题?同时期的罗马共和国同样慢慢走向帝制。在战争日益残酷的战国时代,生存下去才是根本。没有足够的国家实力,国都被灭了,作为一个亡国奴,你还有什么权利好谈的?这是历史局限性。就正如二战德国发动了战争,英国如果不进入战时状态,你拿什么抵抗侵略,反击敌人?如笔者之流的学者,总是以为孙先生要把2200多年前的药方拿来治今天的病,殊不知孙先生要弘扬的是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强烈的民族奋斗意识。骂都骂不到点子上,可见笔者之流实际上就是不学无术、只知呻吟的草包。

张志恒 2017-04-17 10:02:39

  中国千年之政皆秦政,认识中国政治,必须了解秦政,了解秦政必须商鞅、韩非子,也就是“法家”。再回过头来和世界相比,中国人苦难太多,战争和屠杀远多于世界其他地区,政权走马灯一样变换,也反映的是不讲信用,缺少契约观念,没有真法治,只有恶法乱行,至今困扰国民,起源在于秦,在于“法家”,在于商鞅!可谓历史不堪回首!

严雅晖 2017-04-16 18:07:52

  沉渣泛起,形势使然

cat 2017-04-16 16:09:30

  一个字,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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