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之九

————《辛丑条约》后的件只战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5 次 更新时间:2020-02-06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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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件只战役发生在广宗县,说件只不能不说广宗。在“壮丽七十年”里,广宗县不甚出名,但在古代这却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所在。在古代,这块地域叫“沙丘”。由于黄河流过境内,商纣王在这个生态丰茂之地设置过酒池肉林;战国时属赵国,以胡服骑射名世的赵武灵王在“沙丘政变”中饿死在沙丘宫;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最后一次东巡返程途中病死于此地,从而发生了史上第二次“沙丘政变”。


直到西汉平帝时期,皇室在这里设了一个封国——“广宗国”,才有了“广宗”这个名字。东汉末年,皇甫嵩在此发动广宗战役,一举歼灭了黄巾军主力,成为《三国演义》这部名著的开篇故事。史书上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其确指的地域就包括广宗(古沙丘)一带(《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3263)。然而,氤氲在这里曾被曹孟德高度赞扬的河北民风,却被袁世凯大加诋毁,他向清廷如此描述,此地“民风素号刁强,盗贼尤为充斥,动辄聚众,治理綦难。”(《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页1359。此书以下简称《续编》)


件只村,位于广宗县城北35里。在我家乡东南方也只有一公里。改革开放前,件只村是人民公社驻地,现在是乡政府所在地。我的小学五、六年级(时称完小)就是在件只村读完的。也正是在小学六年级时,我赶上了邢台地震和“文革”爆发。因此,在件只村上学那段经历,对一个少年的记忆是深刻的。“件只”这个村名很奇怪,当地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都说“件只”这个地名与“燕王扫北”有关(“燕王扫北”可能是“靖难战役”的错误表达),惨烈的战祸,使得这个村庄只剩下“人牛八口”。这就是“件只”这个村名不太确切的来历。


本文所说的“件只战役”,是指20世纪初义和团被八国联军和清廷联合绞杀之后,此地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清廷官军与景廷宾起义军之间的战役。对于件只战役,在我此前的阅读经历中没有什么印象,最近在翻阅中国近代史料时才得知这段史实。在时代背景上,这次战役涉及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在历史人物上,涉及慈禧太后与袁世凯。这场战役的核心人物则是广宗县一位当地人——景廷宾。


景廷宾系直隶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东召村人,1861年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他小时读过私塾,33岁中武举,在北京某王府担任“扈从官”,1898年因丁母忧回乡。景廷宾为人豪爽,惩恶扬善,广受乡里敬重。一些朝廷官员在奏折里也称景廷宾“平日本为乡里敬服。”(《续编》,页1521)就景廷宾本人来说,身有功名,家境殷实,并不具备反叛朝廷的政治、经济动因。景廷宾的铤而走险,极似于《水浒传》里的林冲,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不自量力,大发雌威,公然向全世界宣战,其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太后与皇帝弃城逃跑,俄国占领了我东北全境,清廷被迫与当时世界上的11个资本主义强国签订了《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廷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廷偿付各国海关银4.5亿两(按当时的中国人口,人均赔付一两白银),从1902年起,到1940年止,在39年内全部付清,本息合计白银9.8亿两。


然而,深重的国难,似乎与慈禧太后这个肇事者没有关系,她照样养尊处优,奢侈糜烂。全体中国人民反而成了代价与韭菜。当时赔款,其实是两笔,一笔是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国家赔款”,一种是李鸿章以“乱由民作”(《续编》,页1535)为借口的“地方赔款”。李鸿章把庚子事变的国耻仅仅归咎于拳匪的盲目排外,因此要求义和团猖獗的地区,必须额外承担教堂、教士的损失赔偿。


由于当时列强之间的利益纠纷与勾心斗角,《辛丑条约》侥幸逃脱了我国国土被瓜分豆剖的悲惨命运,然而,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却是史无前例的,而制造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慈禧太后,不仅保住了脑袋,而且重操大权。晚清70年,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然而,这次的赔款不一样,就是清廷自己也承认:“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页956)1901年十月二日,湖广总督张之洞鉴于赔款数额巨大,拟请各地督抚联合会奏清廷减免,他在电稿中指出:“各省分派赔款为数过巨,筹措万难。”“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尽力搜括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朝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续编》,页1216-1217)张之洞的预感不幸应验了,景廷宾起义正是朝廷强行搜刮摊派的结果。


直隶(今河北省)是义和团的重灾区,因此,在“国家赔款”之外的“地方赔款”,摊赔最多,负担最重,各州县约1231万两,占全国地方赔款总额的55.26%(《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361)。清政府严令催逼,地方官不敢不办。因此,河北各地“反洋差”和抗拒“地方赔款”最为激烈。


广宗县摊派京钱2万吊。在民众抗议的压力之下,知县王宇均东挪西借、剜肉补疮,以缓解民怨。岂知在此当口,王宇均被免职,1902年9月,魏祖德上任,此人欲壑难填,借机敲诈,企图中饱私囊,从而引起全县绅民的公愤。各村联庄会推举广宗县武举景廷宾为全县联庄会(联庄会是当地地主士绅控制下的“保卫身家”的武装组织)总团团总,聚众抗拒“洋差”。此事惊动了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考虑到八国联军仍然驻扎在京津地区,慈禧太后即将“回銮”路经顺德府(今邢台市),袁世凯怕事情闹大,随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广宗处理此事。顺德知府如松斥责了魏祖德的错误行为,恢复其前任的处理办法,与景廷宾等人商议协调,将每亩40文减为14文或谷子2合,不足部分则由自己捐廉补齐。景廷宾同意这一方案,矛盾本已得到缓解。


没捞到好处又丢了面子的魏祖德,却故意扩大事态,竟然强迫景廷宾一人承担全县摊赔之款,并秘密报告袁世凯派兵镇压。本已平息的官民矛盾,却因魏祖德的私欲而激化。由此可见,景廷宾起义的根本原因是“乱自上作”而非“乱由民作”。高润生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过一段公道话:“恐有不肖绅董,藉势作威,任情勒派,良民有此滋累,刁民即因此讹传,积衅之端,实由于此。”(《续编》,页1442)


接到广宗县官民对抗的禀报后,袁世凯采用了软硬两手:一面派大名、正定两镇练军前往“维稳”;一面对知县魏祖德撤职查办,并免去该县的摊捐款项。袁世凯的手腕,一方面瓦解了联庄会的斗志,另一方面,由于大兵压境,对景廷宾及东召村民构成了压力。1902年正月二十四日,清廷官兵对东召村实施了暴力镇压。一方是朝廷的正规军,一方是村民的联庄会,实力极其悬殊。面对清军的猛攻,景廷宾率众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清军对东召村民实施了野蛮屠杀,甚至邻近的西召、板台两村也遭到洗劫。王乃征在奏折中称:“本年直隶之乱,始于广宗剿杀三村,……遂致板台屯、东召村、西召村三村之民,咸遭惨毒,奇冤莫雪。”(《续编》,

页1521-1522)崑岗则奏称:“枪礮齐施,瓦屋立碎,三村老弱妇女,同日惨死无孑遗。”(《续编》,页1470)袁世凯作为当事者,当然不承认,他向朝廷的奏报只是声称:“毙匪不过百余人,言者谓惨杀三村,未免骇人听闻。”(《续编》,页1537)


经过东召事件,景廷宾们终于认识到,百姓的苦难,不仅来自洋人,首先来自朝廷。景廷宾率众转移到巨鹿县厦头寺之后,决心拥兵自保,于是公开打出了“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旗号,并以联庄会为基础组成了起义队伍。清末思想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明确指出:“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四卷,2014年,页184)而这正是景廷宾与义和团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此时,冀南各县义和团旧部纷纷加入,一倡百应,不期而至者三、四万人,他们的力量得到壮大,景廷宾自任龙团大元帅。


1902年4月23日,起义军在厦头寺对清军发起了首次进攻,清廷武卫左军一支100多人的小部队遭到起义军的歼灭性打击,击伤管带鲍贵卿,击毙清军50多人。此后,起义军纵横于直隶南部地区。4月25日,在威县境内击毙法国天主教神甫罗泽浦。4月28日,又攻击了威县张家庄教堂。起义军一度威胁到威县与广宗县城。此时的景廷宾部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术,直到当年五月才在件只村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景廷宾出身武举,懂韬略,会打仗,加之队伍迅速扩大,具有很强的反抗能力,“其人大抵善放鸟枪,能去人数十步之外”,“匪人类皆奋不顾身,枪如珠贯。”(1902年5月13日《申报》)说明起义军成员作战是很勇敢的。


由于事态迅速恶化,且涉及法国传教士被杀,5月4日,慈禧太后谕令袁世凯“迅即添派营队,将该匪首擒获,尽法惩治,并将余匪从速剿灭,务绝根株。”(《续编》,页1406)袁世凯在5月21日的奏折中,数次提到景廷宾避居“件只老巢”的情况。“景廷宾以广宗县属之件只村为老巢,……聚众已至两万余人。该逆(指景廷宾)伪号大元帅,……竖立师旗,文帖悖谬。”“该逆据守老巢,意在负隅自固,以逸待劳,其死党咸萃于此,而附近村庄多其援应,……”(页1429-1430)奏折对景廷宾的“件只老巢”是这样描述的,“贼巢树林深密,四面坚筑寨墙,高及一丈五尺,濠亦深宽,墙垛列排旗帜,寨门牢闭,密布枪礮。”(《续编》下册,页1430-1431)件只村乃至广宗县,都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腹地,一马平川,百年之后。即使我作为当地人,也很难想像百年之前景廷宾部构筑的“件只根据地”是怎样的。


袁世凯参与围攻件只的兵力怎样呢?一路由武卫右军、自强军、新军、练军等步兵、骑兵、礮兵等多兵种组成,约2000人,由武卫右军统带段祺瑞任总指挥,从省城保定南下。另一路由右军右翼第二营组成,从山东调来,会同游击马龙标部西上。两路大军从北、东两个方向对件只村形成钳形攻势。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也参与了对景廷宾部的行动。“四月初二日,德日两国驻京军队统领,派出士兵4000数百名,会同法军2300余名,于初三日由前门外乘火车,往冀州助剿广宗土匪。”(1902年5月20日《申报》)


清军对件只的进攻,从战术上讲,可称为集中兵力,斩首行动(捣穴擒渠)。“段祺瑞以二千数百人分三路进攻,张腾蛟步队居东,马龙标步队居西,礮队居中,分伏马队于左右两翼,”(《续编》,页1430)8月5日,袁世凯在为参加“件只战役”的官兵请功领赏的奏折中称,景廷宾“先肇端于巨鹿,嗣踞广宗之件只村为老巢,……诸军定捣穴疾趋之计,直进薄件只村,而附近村庄四面环列,皆其丑类,悬军深入,近于冒险。然不如是,则节节进攻,旷日持久,不惟多杀胁从,亦恐多损土卒,此不浪战之得策也。件只村深沟高垒,固守不出,以老我师,诸军蹈瑕猛攻,猱升肉薄,一鼓克之;幺麼窟穴,即日荡平。”(《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569)颇有得色!


5月8日夜,由步兵、骑兵、礮兵组成的清军从北、南两面将件只村团团包围,经过大炮几轮火力准备,步兵正面冲锋,马队两翼夹击,件只村承受了空前的压力。清军马队诱敌,义军不为所动,即双方展开礮攻。义军使用抬枪、土炮顽强反击。虽有“附近各村,竖旗助势”,但起义军毕竟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炮火,清军终于从东门突破,义军“犹复持械巷战,短兵格斗”。在遭受了巨大伤亡之后,景廷宾不得不率部突围。清军攻进件只村后,残余的义军与村民遭到了血腥屠杀。武卫右军统带段祺瑞,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得尤为恶劣,因而获得清廷的青睐,赏戴花翎,并授予“奋勇巴图鲁”称号。(《段祺瑞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页14)作为清军的重要战利品,终于从件只村南找到了法国传教士罗泽浦的尸骨(《续编》,页1432),也算袁世凯向清廷与法国的一个交待。


景廷宾率领残余部队转移到成安县(属今邯郸市),再次遭到清军“围剿”。起义军拼死抵抗,损失惨重。景廷宾转战到冀、豫边境的临漳县,身陷重围,弹尽粮绝,终于被捕。7月25日,景廷宾在威县被害,终年42岁。以景廷宾为首的直、鲁、豫“扫清灭洋”起义,坚持斗争不到半年,终归失败,(《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一卷,线装书局,2002年,页71)但它转战3省24县,沉重打击了垂死的满清政府,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的强烈反抗。


历史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按照传统理论,景廷宾“扫清灭洋”的武装斗争,符合唯物史观和我党关于农民起义的政治定义,向来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刘治襄先生作为吴永口述历史的记录整理者,曾经感慨地说:“其尤所不解者,自遭此次巨厄(指八国联军侵略北京),逼订片面和约,层层束缚,我四万万人民之自由生命,不啻已置于他人砧俎之上,择肥分鲜,听其宰割。全国民众,顾乃淡漠相视,一如越人肥瘠,萧然绝无所与。”(《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页165)正是景廷宾等人的奋起反抗,表达了民间对列强凌辱中国人民权益与尊严的怒火,也多少挽回了中华民族的一点颜面。


然而,在当时条件下,先是由于义和团肆虐京津,后由西太后莽撞宣战,所招致的八国联军侵华,不仅对满清王朝,也对中华民族构成了重大生存威胁。中华民族要向各国列强支付天文数字般的赔款,从此使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苦难深渊。景廷宾起义之际,《辛丑条约》刚刚签字,京津地区的八国联军尚有10余万人。这些外国侵略者以清除义和团残余势力为名,北至张家口,西到娘子关,南到保定府,四处侵犯,烧杀掳掠,甚至公然杀害清廷地方官员。此外,在《辛丑条约》的条款之中,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是触目惊心的,条约允许外国驻兵保护驻京使馆,“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条约允许外国控制北京至沿海地区(北至山海关,东至天津、塘沽)的交通;条约要求摧毁中国沿海的海岸炮台;条约对清廷实行武器禁运等(《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260),这些屈辱的条款,清廷只能屈辱地接受。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假如景廷宾起义,或如义和团鼎盛时期,或如太平军肆虐之时,特别是景廷宾在纲领上仍以“灭洋”相号召,甚至已有杀害法国神甫的具体事证。当彼之时,在满清朝廷已经无法保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八国联军会不会对我全境实行武装占领,对我国土实行裂土分赃?假如这些假设成为历史事实,就对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程度而言,如何评价景廷宾与袁世凯,也许真的会成为一个问题。幸亏这只是一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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