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之十

——八国联军占领区:国民劣根性之“顺民习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2 次 更新时间:2020-02-12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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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办培训的宋山木早已锒铛入狱,但他创造的词语却成了“网红”。在搜索栏输入“正能量 宋山木”这俩词儿,百度就能给出“正能量”的最初来历,原来“正能量”不过是他骗奸女学员的借口。宋山木所谓的“正能量”,其本意竟是他射入女人体内的精液。 如此看来,“正能量”其实是令人恶心的、隐晦的流氓语言。恶心归恶心,在今天的网络上,它却成为官媒与“粉红”的惯用语。官媒与“粉红”代表了主流,即使不情愿,对这种语言也无法回避。今天的话题,同样要邂逅这类语言,文字别想成为“洁本”,只好忍住恶心,使用一下同样的用语。 当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或个人遭遇外来压力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些名言,反映的是凛然气节,体现的是冲天豪气,这些往往被说成“正能量”,因为这样一些精神、气质,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体现了一种“英雄哲学”。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每当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或政治迫害时,总有一些这样的英雄人物,比如西汉的卫青、霍去病,唐代的郭子仪、颜真卿,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清朝的林则徐、冯子才等等。这些光彩夺目、彪炳史册的人物,尽管他们的精神和壮举影响很大,然而,就整个民族来说,他们毕竟是少数。 在我们民族的心理上,也有着渗入骨髓、根深蒂固的、丑陋的东西,比如,“有奶就是娘”、“好死不如赖活着”、“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然也有的婉转一点,“宁作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种生存智慧或生活哲学,其实是十分庸俗、十分卑鄙的“汉奸哲学”、“奴才心理”,也可以说是“顺民习性”。这些当然要被算作“负能量”。在我们的国民中潜藏着这种心理的,就人数而言,远远超出那些英雄人物。 众所周知,在汉民族漫长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全局性的异族侵略或国家灭亡,那就是蒙古人灭亡南宋与通古斯人灭亡明朝。网上有一则资料——《盘点历史上十大著名屠杀:蒙古帝国大屠杀居首位》。蒙古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对欧亚大陆进行了极其野蛮的大屠杀。死在其铁蹄之下的各国人民数以亿计。据史料称,南宋人口当时近亿,在蒙古骑兵蹂躏之后,到元帝国初期,人口竟然减半。仅以蒙古军队在四川的大屠杀为例,1236年(宋端平三年),蒙古太子阔端率大军攻掠四川,竟然屠杀140万成都居民。明杨慎《全蜀艺文志》与《成都县志》都有记载:“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正因如此,在我国,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向来认为蒙古人是外来侵略者,并非中华民族。鲁迅先生的《三闲集》、《且介亭杂文》和中共“四评”苏共的文章中都有定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嗜杀成性的杀人魔王,作为受害民族,不仅当时充当蒙元的顺民,数百年后仍然有人认其为祖宗,又是“一代天骄”,又是立碑建庙,甚至自豪地宣称,“元朝时我国领土最辽阔”。据说,中国人认领成吉思汗为祖宗,曾遭到了蒙古国民的不屑与嘲笑。他们的提法是,蒙古是“征服民族”,中国曾经是蒙古征服的一部分。 满清入关是汉民族遭受的另一次全局性的劫难。作为通古斯人的后金政权,在入主北京,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对明王朝的臣民实行了极其野蛮、残暴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同化政策,激起了汉民族的强烈反抗。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在坚守10天之后,城池沦陷,80余万扬州军民残遭清军屠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十日”。同一时期,由于嘉定人民抵制清廷的“剃发令”,遭到清军疯狂围城与进攻。在侯峒曾、黄淳耀率领下,全城20万军民浴血奋战,竟然残遭清军三轮大屠杀,幸存者只剩53人。这一重大惨案,史称“嘉定三屠”。然而,在辛亥革命后,一些本为汉族的国民,辫子被剪,竟然如丧考妣,视为背叛了祖宗,一些人甚至死后的殓衣也要满人装束。毫无疑问,经过满清朝廷260多年的残酷统治,大多数汉民族已经成为女真人的“顺民”,满清人已经成为多数汉人的祖宗。 外来的侵略者,无论是蒙古人,还是通古斯人,只要他们成了国人事实上的主子,久而久之,国人就会以其“稳固”的奴隶地位为满足。不仅如此,他们反而极其阿Q地认为,他们不是蒙古骑兵、八旗劲旅马刀下的“亡国奴”,竟然美其名曰,华夏文化“同化”了异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此可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为荒唐的运用。蒙古统治中国不到百年,成了一些国人的祖宗;女真人统治中国260多年,更是一些国人的祖宗。在现代史上,占领中国大部长达8年的日本侵略者,幸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打败了,如果日本如同蒙古、满清一样,对中国的占领长期化,一些国人是否也把日本人当成祖宗?有资料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协助日军侵略中国的中国人——伪军,人数高达210万,中国事实上是“二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唯一国家。正是我们民族的这种“顺民习性”才导致了整个民族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顺民习性”其实是“汉奸心性”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224)对于一些国人来说,“列国周齐秦汉楚”,“城头变幻大王旗”,“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走马灯”式的内贼外寇,谁来做他的主子,是姓刘的皇帝,还是姓朱的天子,是蒙古饿虎,还是满洲豺狼,甚至日本鬼子,“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既然无可选择,无可奈何,也只好匍匐在地,拜见新主了。


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漫与》中写道:“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鲁迅全集》第4卷,页604)回头再说这“顺民习性”。顺民与奴隶庶几近之。无论奴隶还是顺民,并非都是外敌压迫下的产物,其实,内贼的压迫更是司空见惯。顺民似乎都有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含垢苟活的表象,但它们的区别还是存在的。“有奶就是娘”、“好死不如赖活着”,此类顺民,已经对外力的压迫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了,似乎冥冥之中,顺民就是“人生宿命”,就是“奴才哲学”。“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顺民,有点像“打熬着,不平着,挣扎着”的奴隶,虽然自知顺民的滋味不好受,只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宁作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与“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的奴才相差无几,他对充当顺民的境遇予以“赞叹,抚摩,陶醉”,甚至以犬的“太平”傲视人的“乱离”。至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类的“顺民习性”,更容易成为“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这其实是对自身叛卖、投降行为的辩解与借口。


在清廷统治的260多年里,国人的处境仍然是鲁迅先生所概括的两种状态,“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全集》第1卷,页225)近来翻阅近代史,这是一段令所有国人感到堵心、感到耻辱、感到悲愤的历史。在这些历史资料中,竟然发现,一些国人不是在20世纪中叶的日本侵华时期,而是在上个世纪之交的“庚子国变”期间,就已经屈辱地充当了日本的顺民。由此可见,国人心理上的“顺民习性”有着多么悠久的传统。1900年8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弃城西逃,帝国首都被八个外国强盗所占领,京畿遭到侵略者的残酷蹂躏,无数百姓的生命与财产遭到前所未有的杀戮与劫掠。“洋兵将北京分区占管,俄军界内,存者惟狗而已;法、意军界内‘触目萧条,几无人迹’;德军界内,惨况倍之,利玛窦以来的天文仪器亦搬运一空;英军界内,‘虽有人烟,亦甚寥寥’;日军界内虽‘熙熙攘攘,往来如市’,但户部近三百万两的存银,则全为所有;美军界内‘安堵如故,市肆全开,人心静谧’。这次事变,外人遇害者约三百,中国人之死于洋兵的恐千万计。”(《中国近代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231)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痛心地写道:“天津、北京一带为义和团的集中地,与洋兵有过两个月的战斗。联军占领之后,情况大变,天津民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铺户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仇外当然不可,媚外尤为可痛。”(同上书,页236)从郭廷以粗线条的记述中,可以清楚地感知一些国人在外国占领之下逆来顺受、忍辱偷生的“顺民习性”。


其实,这种悲惨而又可耻的一幕,几天前在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已经发生了。英国旅行家兰道尔跟随八国联军到过天津和北京,他记录了联军占领天津后的亲身见闻:“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们(天津居民)每家挂起一面甚至两面用纸或布做的休战旗。个别特别小心的人在自己前胸后背的衣服上缝了白旗,以免手里拿的旗帜还不够保命。……那些用英文、德文或法文写在房门或休战旗上的求饶字句更是令人发噱。它们字迹颤抖,多半来自不太懂英文或法文的中国人之手:‘我是一个可怜的人,请联军军官不要抢劫我’、‘大日本救命’、‘这里属于英格兰的朋友,请不要杀人’。常见的是‘法国保护’或‘法国万岁’。恳求德国皇帝的也不少。多数哀求字句是针对日本人的,这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人可以用汉字来写日文,这两种语言读起来是相同的,还因为中国人把日本看成是这次战争的领头国家,最为可怕。甚至于他们的小休战旗也往往是用日本国旗的颜色来装点的,很少看见英国或美国国旗。”(《中国和八国联军》上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页197-199)


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记述出自外国人的手笔,特别是作者也来自侵略者的国度,因而不足采信的话,那么,下面这条史料则出自我国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狄葆贤的亲历与目击。作为国人,当他看到本国同胞种种令人尴尬、令人作呕的行径,他的文字自然不同于外国人的淡然与平和。“哀莫大于心死,痛莫甚于亡耻。夫城郭堕,社稷墟,父老为牛马,妻孥作婢妾,此痛何如也!然迫于时势之不获己,腼颜求活,君子亦姑谅之。若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编(遍)悬门巷,箪食壶浆,跪迎道左者,不胜指屈。(其时,朝贵衣冠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师者綦众。今悉讳其名。——清廷官员迎接侵略者的军队,如同迎接本国的凯旋之师,种种丑态,不一而足。官员如此,岂仅百姓!——笔者注)迨(北京)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万民匾’、‘联衣伞’,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覩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又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为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厚’、‘德长胜’等,甚至不相联属之字,竟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义(意大利)诸界亦莫不皆然。彼外人讵能解此华文为歌颂之义,而丧心亡耻一至于斯。”(《平等阁笔记》,弥勒出版社,民国七十三年,页3-5)为此,狄葆贤“仿古谣谚,撰都门即事绝句”两首:


匾联辉耀张金屋,衣伞蹁跹迎彩旗。

处处壶浆低首拜,原来十国尽王师。


排外原非历史耻,劳师毋乃国民羞。

郎君热血侬清泪,枉作无情江水流。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也是目击者,他在著作中同样记述了联军占领北京后,京城“顺民”的种种表现:“八国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并且划分了各自军队的巡防区域,中国人就开始适应这种新的关系,就像水根据容器改变形状一样轻松。日本人由于和中国人使用同一套书写系统,因此率先进入了这一新领域。三天之后整个城市都插满了印着红色圆盘的小旗,无数房门上都出现了‘大日本帝国顺民’的字样。有一段时间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国人,旗帜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根据个人情况把具体国家的名称填进去——这可谓是对‘爱国主义’令人惊讶的补充。街头碰见十个人,八个手里都会拿着各国国旗(只是做工粗劣的模仿品,一下雨图案就会淋得不成样子)。中国人经常建议彼此不要‘学外国人’,现在却是这么个结果,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并非只有旗帜成为向陌生异国表达忠心的手段,英语本身也惨遭蹂躏。哈德门街头用破布拉出了‘归日本’的英语横幅,另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一座不久前还是义和团总部的庙宇门前现在已经刻上了‘上帝基督民’的字样。街巷的剩余部分也插满了请愿的标语——‘官老爷留情,我等顺民’”。(《动乱中的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页253-254)在这个外国传教士的记述中,有一句话格外刺目,中国人“就像水根据容器改变形状一样轻松”,那意味着可以接受任何人做主子。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有奶就是娘”、“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动写照么?


从这些史料来看,京城被占领之后,这些“天子脚下”的中国臣民争做“日本顺民”,似乎颇为扎眼,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的相通与相似之处。这其中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侵略强盗的虚伪狡诈与故作正经,从而展现了一幅十足的“狼外婆形像”。《庚子大事记》有载,“洋兵入城之后,日本先占户部银库,以库内尚存银三百万两之数,此次日本劫得公私两款,较他国为多焉。”(《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册,页28)“东城戛戛胡同宝中堂府第,有银三千万两,藏于井,由其仆引线捞出;该家人托友婉言,以十五万两为报效,日本不听,悉数载还东瀛。”(同上书,页30)许多史料证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这些外国强盗进行了一场毫无顾忌的抢劫比赛,而其中获利最多者就是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掠夺大盗,竟然充当起帝都沦陷区的“大救星”。这似乎是37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时“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预演。“(1900年闰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因民间乏米,开旧太仓以发粜,每老米一石,易银二两五钱。于是后先将京、通各仓粮食,悉数以轻价发粜;故京师虽遭兵燹,而米粮可无愁匮乏,市价亦平。日本于兹既市美名,又得沽价,京、通十七仓之粮食,所得不赀,可满其欲壑矣。”(同上书,页34)从这种情况来分析,战乱之中的北京百姓,竟能从日本手中买到廉价的粮食,因而甘当日本“顺民”,这样的报道显然存在一些为其假象所欺骗的部分。


从事历史资料的整理,最应强调的是客观与中立,应当最大限度地排除感情色彩与倾向性。《庚子大事记》的作者杨典诰,履历不详,从其留下的史料推断,应为清廷的官绅。他对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记述是相当详尽的。其中有这样一段,“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自是各界一律照办。美国为地球上称极治之国,今观其来京举动,不若各国之横行强夺,奸淫惨杀;惟一意保护地方,俾阛阓高枕无忧;当与日本同为环球文明第一国也。”(同上书,页35)强盗似乎也有好强盗与坏强盗之分,至少他对美国占领区的社会治理是赞许的。在这段记录中,又提到了日本,从而使上述引文得到印证。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侵略者,无疑罪恶昭彰。然而,一些侵略者却“老虎戴捻珠——冒充善人”。许多史料证明,在占领北京的军事行动中,德军是后继者,但其行径却是最为凶恶、残暴的。德国以其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杀害之借口,不仅要求各国接受了德军统帅瓦德西作为八国联军的总司令,而且在这之后,德国“台面上”的政治、军事行动以及“台面下”的杀戮与抢劫,在所有侵略者之中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的。史料记载,“(1900年闰八月)初五日,自德人分界以来,虽出示安民,而各兵之骚扰如故,致居人不安,陆续尽室以行,仅留笨重器具。……德界官绅以德人横行,日拉大车挨胡同搜括,且每日早晚两次拿人作工,无不痛心疾首。”(同上书,页31)当德军得知美国占领军得到北京居民的“万名伞”之后,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其驻区的官绅主动索要。“德人见美界人民制万名旗伞,用鼓吹送至美提督各官,铭其保护之忱;于是德人欲仿行之。有数兵官至魏染胡同广源银号,问其执事,言美界绅民既送旗伞于美官,德界亦宜如是,尔其首倡此举为要。广源执事答言,德界百姓因劫掠骚扰,均迁徙出境,街巷竟不见一人,万名伞等一家一名,今家家逃避,何从得其名乎?德官言,尔既住此,印一名伞亦无不可。后又令舌人到店言之,于是该银号于无可如何之中,设法劝办,勉送两伞以了事。”(《同上书,页35)由此可见,这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式的“顺民习性”,或者确如狄葆贤所说的“迫于时势之不获己,腼颜求活”。然而,德国占领军作为的侵略强盗,做了婊子还要别人为其竖牌坊,倒是无耻之尤了。


鲁迅关于“奴隶”的两种状态,也可用来描述“顺民”。周作人在称引《平等阁笔记》史料后评述说:“中国自唐以来即常受外族的欺凌,而其间之本族政府又喜以专制为政,人民的一线生机盖唯在叩头而已。‘德政碑’、‘万民伞’可也,牌中写‘兴、盛、昌、水’亦可也,皆以标语表示叩头,至其对象之为中为外则可无论也。”(《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83)一个用刀笔刻划状态,一个用淡墨剖析原因。兄弟二人南辕北辙,在这点上却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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