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之十一

——百年功罪义和团:戚本禹如何 背弃先贤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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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一般认为,吴永口述、刘治襄整理的《庚子西狩丛谈》,是一则信史。刘治襄在书末悲愤地写道:“今试问吾国工何以窳,商何以敝,教育何以不振,自治何以不兴,乃至军队不能具饷需,官吏不得领薪给,全国以内……皆憧扰憔悴,蹙蹙然似不得安其生者,是何以故?一言以蔽之曰:以经济窘迫故。经济何以窘迫?曰:以赔款故。”(《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页168)


刘治襄所说的“赔款”,是指《辛丑条约》强迫清廷支付的战争赔款。因义和团动乱引发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廷被迫与各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就是天文数字的对外赔款。历史学家郭廷以写道,清廷的赔款总额为4.5亿两白银,这是按当时全国4.5亿人口计算的(人均赔白银一两),这个数额相当清廷五年的财政收入。赔款分39年还清,至1940年为止,本息合计高达9.8亿两。如果加上地方教案赔款及金价损失,实际赔款当在10亿两以上。这意味着清廷每年要向外国列强赔款2500余万两白银。


刘治襄接着说,——“何以有赔款?曰:以庚子义和团之故。因义和团而有条约,因条约而受压抑、受剥夺、受限制,国际地位遂一落而千丈。”(同上)刘治襄是说,这场浩劫是由义和团动乱造成的。这意味着,义和团并没有沉重打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皇权势力(这有义和团的“扶清”纲领为证),也没有沉重打击八国联军侵略势力(义和团倡“灭洋”,却被列强与清廷联手所灭),而是沉重打击了中国人民。


有识之士在对庚子年间(1900年)清廷的内政、外交进行反思时,除了对外国列强的强盗行径和满清朝廷的荒唐决策进行谴责外,那就是对义和团动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从总体上讲,都是对义和团的否定。在这里,且以梁启超与严复的论述为例:


1901年,也就是在签订《辛丑条约》当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6年,页22)梁启超是说,义和团动乱在中国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从官方到民间,到处充斥着义和团式的思维方式与社会基础。


严复曾与义和团发生直接冲突。1900年6月,他主编的《国闻报》因发表《论拳匪》一文受到义和团的威胁而远避上海。1902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主客平议》,文章叹息:“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页119)严复指出了义和团有所谓“爱国”的一面,然而,事与愿违,他们所谓的“爱国”,适成为最大程度的害国,他们的行径才是货真价实的“爱国贼”。


1936年10月17日,鲁迅临终前指出:“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77)义和团是戊戌变法的反动,这是我看到的最明确的论述。不仅因为两者之间在活动面有上层与下层的不同,参与者有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不同,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其主旨,一为开放维新,一为盲目排外。梁启超后来成了立宪派,严复后来成了复辟派,然而在当时,他们二人都为维新变法在舆论与宣传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时的主张无疑体现了历史与时代的进步。


进入20世纪的清朝政府已是油尽灯枯,尽管慈禧太后试图通过立宪挽救其穷途末路,时间不再等待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寿命。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他们所从事的才是真正的“革命事业”——对于2000多年的专制政体而言,建立民主共和才是真正的政治鼎革,真正的翻天覆地,真正的沧海桑田。从此,中国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身份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正因如此,辛亥革命的志士们,才会在中国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充分吸取晚清政治的历史教训,为新政体的建立与发展进行思想、文化与政治准备。


早在1903年,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先行者与领导者,辛亥革命前就曾指出:“观于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幸中者矣。然彼等特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设使肯弃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锐之快枪,则联军之功未能就效如是之速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3)孙中山的论述比较肤浅,在思想水平上仍然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层面。他认为,义和团的失败,因其不知运用先进武器,当然他也指出了义和团的“排外之心”与“狂妄之举”。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的说法,指出满清当局与义和团关于列强分割中国,不过是建立在虚幻的“阴谋论”之上的。1924年4月20日,已经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作为国民党领袖,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同上书,第九卷,页315-316)


1903年5月,当时已经蜚声华夏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出版了被后人称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革命军》,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狙,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今译“加里波第”,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民主派领袖——笔者注),为国民添祸乱。”(《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页35)在他看来,“有破坏、无建设”的革命,是“野蛮之革命”,这样的革命,是与“文明之革命”相对立的,不仅不能达成革命之目的,甚至会“为国民添祸乱”。义和团的行径,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是在辛亥革命的风潮中成长的,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最初的创作(主要是短篇小说),大都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1912年6月27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非洲)、澳(澳洲)野人。”(《鲁迅全集》第十五卷,页7)义和团动乱肆虐之时,年轻的鲁迅远离京都,还在绍兴的乡下读书。他是后来通过文献、史料了解义和团的,从他的日记来看,鲁迅首先认定义和团的行径远离文明。


胡适比鲁迅小10岁,义和团动乱时,尚在少年时期,辛亥革命时,在美国读书。他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人物。1914年7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胡适日记全编》0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387)尚在学生时期的胡适,就呈现了清晰的历史观。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比如我们传统教科书所称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方面当然是正义的;而义和团事件无论如何无法以正义而论,他以“拳匪”称之,也说明了这一点。


蔡元培,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他更为人们所知的职务是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夏,蔡元培在《华工学校讲义》中,曾经如此评论义和团:“不观乎有清之季世乎?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以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然一经庚子联军之压迫,则向之排外者,一转而反为媚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页436)这段阐述,文字简短,道出了义和团动乱的实质,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一场由慈禧太后错误操纵的、被守旧的满清贵族利用的、由愚昧狂热的底层民众参与的、以盲目排外为特征的社会动乱。


孙中山于1917-1919年间定稿、一向为其所重的《建国方略》中,也有涉及义和团的论述。他指出:“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孙中山全集》第六卷,页234)孙中山这一论述,言简意赅,一语道破了义和团的形成过程,之于前述数则,深度明显强化,他把义和团视为清廷排外政策的组成部分,而“杀洋人、围使馆”这种严重违反近代外交规则的行径,正是导致八国联军侵华的直接原因。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是著名学者。辛亥革命后他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从国外引进了早期的共产主义理论。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其著名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219-220)他这篇论文的主旨是论述东西方文化的,他正是从义和团排斥西洋文明的反动倾向中,强调了“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的重要性。


陈独秀头衔很多,最重要的有这样几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他还是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中,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与学者之一。1918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克林德碑》一文。克林德是当时德国驻华公使。他在义和团动乱中被杀害,正是八国联军侵华最直接的导火索。在北京街头为克林德立碑,是载入《辛丑条约》的。这个纪念碑,随同“一战”后德国战败被拆毁。陈独秀在文章中写道:“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59-360)陈独秀的文章,不仅带有思想的穿透性,而且具有历史的预见性。


1919年6月1日,李大钊在论述思想自由时,再次强调了愚昧排外与禁止思想自由的反动性,他指出,“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这种愚暗无知的结果竟造出来一场义和拳的大祸。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呢?”(《李大钊全集》第二卷,页344)李大钊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事实上他在当时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鲁迅对义和团的评价一以贯之,1925年6月16日,鲁迅在《杂忆》中写道:“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鲁迅全集》第一卷,页238)鲁迅的文字深刻而尖利,在短短的文字中,他道出许多政治家需要用鸿篇巨制来阐述的思想。想一想,历次政治运动中,无数正直而善良的人士遭到无妄之灾,不都是被加之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等各种捏造的罪名而惨遭杀害的么?


胡适对义和团的评价是一贯的,1928年6月24日,他在《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中写道:“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煞!”(《胡适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32)如同他的“充分世界化”被误解为“全盘西化”一样,胡适这一论点也容易引起误解。这让人想起另外的命题,即国人往往把“落后就要挨打”挂在嘴边,却往往不肯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总是落后,为什么“挨打”的总是中国?不能不说,胡适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句“万恶的帝国主义”,一句“西方敌对势力”,就把对方一笔抹煞了,至于敌对势力优劣何在?长短如何?却拒绝思考,拒绝与闻,于是“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可惜的是,胡适的预言后来竟然变为现实。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辛亥革命时期或受辛亥革命影响的思想者,在他们留传下来的文字中,他们对于义和团的评论,其思想与观念多数是一以贯之的,只有两人例外,那就是担任了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和实行“三大政策”时的孙中山。此时的他们,大概囿于革命立场的思考,回避过去的意见,罔顾历史的事实,无视基本的逻辑,片面地将庚子国难归结于外因即八国联军一方,为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与野蛮杀戮进行辩解。有幸的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清醒的学者,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他穷困潦倒的江津晚年生涯中,学人的良知再次返回了他在《克林德碑》一文的立场。


回溯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思想者对于义和团动乱的反思,有几点论证的警句与思维的火花特别值得珍视。梁启超指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陈独秀指出:“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李大钊指出:“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胡适指出:“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


笔者特意摘取这几位思想家的论述片断,即可看出,时间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他们的思想仍然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历史在他们身后几十年再次重演了。


1967年3月30日,最高权威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是一篇来头很大的檄文,最高领袖亲自对文章进行审读与修改。此文的政治意义是吹响了批判最大

“走资派”的号角(文中不点名地批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文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为半个多世纪前的义和团动乱张目与喝彩。


文章对义和团是如此定性的,“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动乱既然如此“伟光正”,当然是不许妄议的,因此,作者声色俱厉地强调,“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如果运用戚本禹这块“试金石”来检验,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这些思想先哲和革命先贤对义和团的所有评论,显然都是“假革命”与“反革命”。戚本禹在文章指出,“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一片“红海洋”中的义和团,像不像“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这与“文革”中大批出现的“反修路”、“反帝桥”如何?戚本禹没有提到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与当年义和团强攻东郊民巷外国使馆如何?甚至1939年就来到延安,全程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白求恩式的医生汉斯·米勒先生,“文革”中在北京街头散步,竟然因其长相遭到红卫兵的盘问与围攻,并被扭送派出所。


想想前述几位思想家的言论,历史是如此惊人的重复!诚可谓“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他们都是天才的预言家,这是中国国情的悲剧,还是中国政治的误区?不要以为这段浩劫已经成为历史,这些思想家的预言仍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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