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斌:我刻骨铭心的1978年的高考生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0 次 更新时间:2017-04-16 13: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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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进斌  

  

   1978年初,邓小平复出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此时,共和国虽然大地回春,到处涌动拨乱反正的暗流,但处在沂蒙山区老家偏僻乡下我们全家此时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苦苦挣扎期盼中,父亲的“摘帽”问题仍然看不到希望,自从父亲1957年在广西梧州市人民银行被错划成“右派”,全家被原单位遣返回山东莒南老家劳动改造,屈指算来已经长达二十二年了。在老家乡下二十多年所饱受政治、生活、人身的歧视、磨难,尤其是心灵上留下的深痛创伤一言难尽、不堪回首!我那时已二十一岁了,在偏僻乡下经过长达二十年劳动改造的家庭背景,自小受尽“红五类”歧视、凌辱的经历在心灵中留下强烈阴影,而长期形成的自卑、自弃心理又导致我的性格变得十分内向封闭,和同龄人基本没有交流,更由于长时期处在社会最底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信息渠道来源都十分封闭,基本感受不到外边发生的新气象。长这么大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对自己的人生前景预期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哪里断绠哪里卸牛”(当地一句俗语,意为活一天算一天)的悲观消极心理来敷衍人生。

  

   那年5月份,我们家才听到允许出身不好的人参加高考的消息,一番有意识地打听,又得知全公社一些大队的已结婚的民办老师们也都参加过1977年的高考并被录取的惊喜信息。这消息一传开,村里文革前、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们也都跃跃欲试。在经过一段时间认真地观望和打听,确信消息无误后,我和已结婚的哥也开始商量要参加当年的高考。        但商量来商量去,长期被贫下中农勒令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管制已经成为思维下意识习惯成自然。在多方小心翼翼地打听判断没有风险,待我们所在的大队里所有参加符合那年高考报名的人都报名参加后,我和哥哥才最后咬牙下定决心,报名一试。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兄弟俩报名参加高考的事还是被全大队的社员们知道了。全大队里人们得知这消息后,他们大多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嘲讽嗤之以鼻的态度。这也难怪,在红五类群体的眼里,象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历来只能是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逆来顺受的状态,丁点好事想都不要想。这种生存的舆论环境给我们兄弟俩相当大的压力。我和哥哥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定出一个方案,哥说他的文化课基础比我好,(他是文革中半拉子毕业的高中生)已经结婚分出去过,考上当然好,考不上也无所谓,复习就利用业余时间,毕竟他还要挣工分吃饭。白天带上书,歇工时能看。哥这样做主要担心请假复习万一考不上会被全大队社员们嘲笑的舆论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因没结婚,又是初中文化程度,考上与否压力会大些,所以就狠心咬牙决定不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在家一门心思复习功课,什么活也不要干,家里的家务活都由妹妹来承担,就这样我们兄弟俩顶着巨大压力开始了我的高考复习生涯。

  

   一开始复习功课,由于想法简单,我头一个问题碰到的是学习资料问题。全大队里那些同时参加高考的人都通过各种途径到公社中学找资料参加辅导班去了。我们兄弟俩之所以不敢起这样的心思,主要还是顾虑当时的“黑五类”子女身份,即使报了名心里根本也没有底。当时复习的资料相当紧缺,再加上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环境以及自卑心理,买也买不到,取借也无门路,我和哥决定自力更生,最大限度地利用家中原有的资料——因我三叔是文革前五十年代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参加工作走后,把当年学过的高中课本都留在家里,整整盛满了两个手工编织的芦席笼子。我后来不止一次的感叹,正是三叔留在家里的这两芦席笼子旧课本,使我在当时那种几乎与世隔绝、近乎绝望的环境中,支撑我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和主要精神食粮。于是,我便把这些书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从头到尾在家中细细地研读。

  

   那时正是乡村春夏交际春意盎然之际,不热不冷的天气,是庄户人最受用的季节。我记得在我亲自参与盖起的新房院里,我亲手栽的七八棵洋槐树花儿正开得一片雪白,芬芳四溢,蜜蜂蝴蝶嗡嗡嘤嘤,这种季节最懒洋人。我在屋中用土墼块垒成的桌上看书复习,由于长期在队里紧张劳动惯了,一旦闲下来却适应不了,看书总是不一会儿就打起盹来,虽然心里觉得这样是罪过,但总也抑制不住。没办法,从不吃辣椒我干脆找来红辣椒放在面前,眼皮一要打盹就咬上一口。在那近两个多月的复习时间中,我白天基本上是不出家门,主要原因还是怕村里人看见笑话。我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做贼心虚处境。实在需要我做的重家务活,我大都选在早晨临天黑前去做。

  

   两个多月的复习日子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临考试前,我和哥又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这就是数学课兄弟俩都不会,兄弟俩自小就都偏好文科。我的数学课更是白纸一张,主要是如下原因所致,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正读小学3年的级的我在班里就被同学们贴了大字报,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我当时还不明白为啥我就成了刘主席(文革开始前课堂黑板正上方,并排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俩位主席的画象)的孝子贤孙?接着就被学校勒令退学,从此后多年在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劳动改造。直到1970年“复课闹革命”后,大队恢复成立了初中班,我的一个四叔从邻县初中回大队任教,我一次次哀求父母让我再上学得到同意后,我才又一次回到课堂。因小学没读完,数学基础没打好,再加上初中在“复课闹革命”的气氛中上的断断续续,数学一直是弱项。好在语文和史、地、生课是我的强项。我初中毕业顺利地考上公社高中时,中学教导主任亲自到我们大队政审,他们把我叫到大队党支部的办公室,当教导主任向村里一位支部副书记了解我的家庭出身政治表现时,他那句“他父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能有上学的资格吗?”的反问,令在场的我听后如雷轰顶,天旋地转,差点瘫软座下。为此我又一次被剥夺了求学资格。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数学基础也不好,根本辅导不了我。数学基础不行单凭自己在家复习是找不出头绪徒劳无益的。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得选择放弃考数学。哥说他事先写好一封信,内容的大意是说明我们兄弟俩因父亲“右派”问题的牵连,一直在农村饱受歧视、压迫,没有得到好的学习机会,现在允许我们“黑五类”子女高考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希望以此找到报效祖国的机会,殷切希望阅卷时有关领导和老师们能理解我们的处境和遭遇云云。哥说他写好两封信让我先抄好一份,小心隐藏在贴身裤腰里,到考数学交卷时就将这封信交上去,为这样做事先我们兄弟俩还得费煞苦心,将这封信严密在裤腰带里藏匿好,既不能让监考的老师发现,考数学科时又得装做在做题,还得耗上考试时一半时间才极其小心把信弄出来当做试卷交上去,由于做贼心虚,我在考场被心惊胆战地作弊折腾得大汗淋漓。

  

   高考的日子终于在我们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来临了,第一天,为了怕社员们看见,我们兄弟俩是抱着一种既悲壮又隐含做贼心虚的心理参加高考的。那天我们早早地起来,吃了比平时要好得多的早饭,捎带中午的干粮和水,做贼般地偷偷步行离开村到12里路远的公社驻地参加考试。第一天考语文,由于我复习的语文资料的知识陈旧、缺乏和面窄,有些试题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咋回事,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考文言文那篇,是唐太宗和宰相封德彝在讨论治国选贤任能的话题,而我根本就没见过这样的文言文,主要意思都译错了,待考完交卷后,听周围同学们一说,我才如雷贯耳如梦初醒,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在考政治、地理两门课时,由于没学过听过一些时事政治题,还有一些从未听说不知道该如何答的试题,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凭自己对题意的理解来答题。待紧张的三天考完后,我自己估算了下,由于语文考砸了,数学又是零分,政治、历史等课也答得不好,彻底地没希望了,心里后悔莫及,一旦考得分数太低的事实传回全大队,正印证来社员们事前讥讽我不知天高地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说法,回生产队后更加重了自卑做贼心虚的心理,在队里干活时有人问起这个话题,我总是拼命引开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后悔当初做出了这么个愚蠢的决定。那段等待考试分数公布的时间内,我和哥其实都度日如年。我曾几次做梦梦到确实考砸了,被社员们无情嘲讽,想跳井的心都有的梦境,从梦中醒来心还在咚咚跳,身上头上出汗的情境。

  

   高考分数张榜的日子在我们兄弟俩紧张不安等待中终于到了,那天,我们兄弟俩一起抱着忐忑不安地心情去公社驻地张榜前,找到了红纸黑字上我们兄弟俩的姓名分数,我哥考了293分,我考了254分,那年我们山东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是300分。而同村和我们一同参加高考的七个高中毕业生,最多的还不足200分。这一下,我们兄弟俩一下在全大队甚至全公社都出了名。特别是哥,只差七分就可以上大学了,如果数学课不是零分的话,他极有可能就此改变一生的命运。但命运是不可假设的,不少人听说后都为他惋惜。我连高中都没上过,在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没有听过老师一门课甚至一次辅导的状况下,完全在闭塞的环境中靠复习老课本考出这些分,自我感觉还行,当时考虑原因,主要是三叔的那些课本我看得遍数太多太熟再加上长期自学有一定经验和基础的缘故,自此,我的自卑心理稍微轻些。

  

   那年秋季公社中学开学后,特意办了一个高考复习插班。从当年落榜但分数在220分以上的落榜生中挑选了二十多名学生参加了这个插班。在复习班任教的班主任是我姥姥家一个近门的表姐夫,他听说我的情况后,就动员我也参加插班。为这事,全家人也商量了多次,去不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年夏天,从广西梧州市人民银行父亲原单位来人宣布给父亲右派问题平反,长达二十多年压在全家头上的这座大山终于掀开了,全家人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舒畅;第二原因是,在父母问题没平反之前,因母亲身体多病不好,怕活不到我成家立业,在给我当时说媳妇极为困难的严酷环境中,春天已经托亲戚好不容易说下一门对象,女方全家都不同意,但她本人却坚决同意,并和女方已经定下9月我要结婚的婚期。当年虽然还允许结过婚的人参加高考,但来年怎样谁也说不准。最后全家人要我自己拿主意。我思来想去,想想我两次被无情剥夺读书的惨痛经历,觉得二十多年没有我的出头之日,如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如今我一定要争回这口气,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一试。就这样,已经近十年没有摸过课本的我,第一次凭自己的本事进入到当年考取梦寐以求中学,开始了高考的第二次复习。

  

   在公社驻地中学参加复习班开始后,我每个星期六下午步行12里地回家一次,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推磨烙好瓜干煎饼后,再炒上一大瓶咸菜,下午背上再赶回学校,学习的生活既清苦又紧张。主要原因是我在的插班里大多数学生年龄才十八九岁,在全班里我算大龄学生,听老师讲课有困难,特别是数学课,因我的数学基础太差,老师讲的题听不懂又不好意思问,完全是自己在那里硬憋,由于课程跟不上,心里又急又无可奈何。那段时间晚上做梦的场景经常是做数学题不会而急得抓耳挠腮,直到现在我做梦时,仍经常出现这种梦境,可见当时它对我的大脑刺激是多么深刻。加之长期封闭形成的自卑内向性格使我和同学们有隔阂,课上课下基本上没什么交流,完全是自己在埋头苦憋。复习一个多月后,班里考了次课目测试,我的成绩在中等以下,这令我更加如坐针毡,寝食难安。

  

   那年9 月中旬,我结婚的日期到了,虽然在这之前我几次提出因复习高考要求推迟婚期,但全家人和周围亲戚邻居没有一个支持我的,在他们看来,婚期自古是一诺千金的大事,怎能随意改动,无奈之下,我只好闷闷不乐地接受。结婚的那个星期,我向学校撒了谎说病了请假,在这种时候结婚,我根本没有惊喜和高兴,只是例行公事地按当地婚俗走一圈后,又急忙回学校复习。自此,心里又多了个提防结婚的消息走漏的心病,梦中又多了时常为此焦虑的梦境。

  

   这样枯燥的高考复习生涯又过了两个月,眼看到年底,我的那位表姐夫一天找到我说,学校已经接到上边的通知精神,1979年的高考,结过婚的人就没有报考资格了,你就不要再复习了。我听到后,竟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不知说什么好,心里直骂是那个王八蛋将我结婚的消息透露了。我还不甘心,又找其他人打听,在证实消息准确后,我黯然神伤,只得背起铺盖,在一天下午趁校园里没有人时,悄悄地谁也没告诉,告别学校。回家后一连好长日子都长嘘短叹命途多桀,老天爷为何对我如此刻薄不公啊!后来,我才知道,我结婚的消息就是这位表姐夫透露出去的,为此,日后我恨他好多年。

  

   父亲的问题平反后,几费周折,我才被招工到县里皮鞋厂。到单位一看,才知是个手工做坊式的集体单位,效益也不好,经常发不上工资,宿舍就是阴暗潮湿的防震棚。单位的现实情况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和期望,面对繁重而又枯燥乏味的手工活,我的高考梦越来越强烈,随着共和国的拨乱反正后一派大好形势,以我自己敏感的判断,我想形势一定会越来越好,困难只是暂时的,我自此下定决心要靠自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自学的途径来圆大学梦。形势果然如此,1982年中央电大在全国首次招收文科专业班,我所在的县里成立中文专业班,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考试成绩名列全县几百名学生第三名。经过三年艰苦地学习,1985年终于顺利地毕业,取得大专学历证书。此年我正是而立之年,而立之年圆了大学梦,也算我人生一大幸事。更重要的是,正是这段艰苦地学习,不但全面系统打牢了我的知识基础,提高了我的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为我日后改变自己的命运搭建了坚实的平台。

  

   近四十年光阴弹指间,我已年届花甲,回首前半生,因青少年时代两次被剥夺读书权利忍辱负重的经历让我历历在目、唏嘘不已,特别是1978年夏天的那场高考,令我终生都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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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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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郑慈 2017-09-16 21:32:08

  我们会向胜利者送上鲜花,我们却很少向失败者表示敬意,毕竟他们也作过了努力。

郑慈 2017-09-10 15:48:27

  写得真好,山东录取线分数高,换个省没准78年就能进大学门了。不过,现下能有作者这样文字水平的的大学毕业生恐怕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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