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孔子”形象的现代转折——章太炎的孔子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5 次 更新时间:2017-04-01 1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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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章太炎是最重要的转折点。章太炎将经学视为史学,因此,孔子删定六经的贡献,不再是为后世立法,而是书写历史、传播历史的工作。章太炎对经、儒、素王等概念的重新认识也改造了这些传统关键概念,使得孔子不再是传统所理解的素王、圣人,而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这改变了传统的孔子形象。在章太炎之后,现代学科兴起,孔子在现代学术中被视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从而剥落了孔子身上的一切神圣光环。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经学瓦解,现代学科建立,其中最典型的表征莫过于对孔子的评价。在传统学术中,孔子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对孔子的不同评价,直接决定了对经学、儒学的不同看法。大体而言,两汉今文经学认为孔子作六经,立一王大法,所以孔子是立法的“素王”;汉唐之间古文经学抬高周公的地位,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从周”,是圣王时代文献的整理者,是“圣人”;宋明理学则认为孔子是“道统”中的承前启后者,传六经以教人,因此,孔子是最后的“圣人”和“先师”。而在现代学术转型中,对孔子的评价关键在于将孔子与六经分离,夷经为史,夷孔子于诸子,孔子成为“思想家”、“教育家”,成为诸子中儒家的代表。于是,孔子走下“圣坛”,成为《论语》中那个有教无类的老师。而在这一过程中,转折点是章太炎。[1]章太炎将六经视为古史,将孔子视为史家,开启了对古代学术的新理解,影响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新学”。

  

一、孔子的底色:“古良史也”

  

   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既有基于现实而发、前后有所变化的议论,也有根于自身立场而作、一直未变的看法。从表面上看,章氏早年所作《诸子学略说》①,对孔子大加诋毁,中岁之《检论·订孔》②,视孔子为“良史”而有所肯定,其后对孔子的评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晚年讲学,更是多次肯定孔子。

   章太炎一生对孔子的评价多随机而发,尤其是辛亥革命前的政论文字。章太炎在1922年致柳诒征的信中说:

   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甚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2](P741)

   章太炎在此非常明确地承认,早年的“诋孔”是为了对抗康有为提倡的孔教。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论孔子之言,多有互为龃龉,自相矛盾,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非学术之使然。如1897年9月7日在《实学报》上发表《后圣》,称孔子为“水精”、有“制作”,是为了表彰荀子为继孔子之“后圣”[3](P37)。1899年5月20日发表的《客帝论》,称“《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4](P85),是以《公羊》传《春秋》,孔子为素王,而其目的则在于论证当时可以孔子后代为帝。但同年12月25日,章氏在《亚东时报》上发表更有学术性的《今古文辨义》,马上又变换立场,言“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也”[5](P109),则是为了通过驳廖平之尊孔而反康有为之学说。

   但是,透过章太炎政论的言辞迷雾,章氏对孔子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看法,这个看法不是随一时议政所变化,而是由章氏一生的立场所决定,这个立场就是章氏自述的“唯专信古文经典”。在今文经学中,孔子作《春秋》,立一王大法,《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最重要的是其“义”,是孔子之义,即《公羊传》所发明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强调孔子“述而不作”,即便其“作《春秋》”,也只不过是据鲁史而笔削,《春秋》之正传是《左氏传》中的历史事迹。章氏一生谈及孔子者不计其数,而最基本的观点,是其1902年重订《訄书》、新增《订孔》一文中对孔子的明确定位:

   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6](P51)

   以孔子为“古良史也”,实在是石破天惊、前所未有之论。而将孔子拉到下接左丘明、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刘歆的脉络中,同样是发前人所未曾发。在历史上,对孔子的认识确有不同的侧重,如今文家视孔子为有德无位的“素王”,古文家视孔子为述而不作的圣人,理学家视孔子为至圣先师。而章太炎直接将孔子视为“良史”,其实是为了与今文家的“素王”之说相对抗。章太炎以六经皆史官之遗,即史书,而孔子以私人的身份而非史官的身份删削六经,那么孔子便是史家。

   章太炎的古文经学研究最有力之处便是他正确地看到,要谈孔子,最重要的是作为经学整理者的孔子,而不是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家的孔子,而且要谈作为经学整理者的孔子,最重要的是通过《春秋》来看孔子。章氏早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左传读》(成书于1896年,先于《訄书》初刻本三年,时年章氏29岁)、《春秋左传读叙录》,而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则是《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作于1929年)。③可以说,《春秋》学是章氏经学观的基本底色。《春秋》的今古文中,《公羊传》为今文,《左氏传》为古文。而《左氏传》的注解中,汉代贾逵、服虔多引用《公羊》、《穀梁》二传,而晋初的杜预才真正做到排斥二传,把《春秋左氏传》之学变成彻底的史学。章太炎对《左氏传》的看法,早年从贾逵、服虔,晚岁从杜预。其《汉学论》云:

   余少时治《左氏春秋》,颇主刘、贾、许、颖以排杜氏,卒之娄施攻伐,杜之守犹完,而为刘、贾、许、颖者自败。晚岁为《春秋疑义答问》,颇右杜氏,于经义始条达矣。[7](P23)

   而发生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因为章太炎发现:“刘、贾诸公,欲通其道,犹多附会《公羊》。”[8](P361)由于东汉时立博士的是《公羊传》,所以《左氏》学者在解释不通之处多引《公羊》为证。而杜预则完全依传断经,故《左氏春秋》杜预学才是真正彻底的史学。章太炎自早年之学至晚岁之论,都是在寻求一条将经学彻底史学化的道路,并且,他既将六经视为史籍,那么删削六经的孔子,最重要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史家。

   孔子既然是“古之良史”,章太炎对孔子最大的肯定,一是“作历史”,二是“布历史”。

   就“作历史”而言,章太炎以为六经都是史。《国故论衡·明解故》云:

   《六经》皆史之方,沿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9](P356)

   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所载章太炎的白话文演讲《经的大意》,说得更加清楚:“《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个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古人的史,范围甚大,和近来的史部有点不同,并不能把现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这样看来,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10](P71)也就是说,章太炎的经学观是“夷六艺于古史”,那么其孔子观必然是夷孔子于“良史”。《诸子学略说》云:“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即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11](P286)如果说《诸子学略说》以后经过了章氏的自我否定,不足为据,那么《国故论衡·原经》之说则愈明。章氏云:

   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且仓颉徒造字耳,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世犹蒙其泽。况于年历晻昧,行事不彰,独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诒后嗣,令迁、固得续其迹,讫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实仲尼、左丘明之赐。[12](P302—303)

   章氏经学之根柢在《春秋》,《春秋》主《左氏》,对他而言,谈《春秋》必接《左氏》,而后是《史》、《汉》,因此,章氏言孔子,亦多与左丘明并言,而后接司马迁、班固。他甚至认为,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司马迁、班固不能称为圣人,只因为孔子是史法的开创者,司马迁、班固是传承者。其言曰:“仆以素王修史,实与迁、固不殊,惟体例为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创者难,世无孔公,史法不著……宣尼一出,而百国宝书,和会于左氏。邦国殊政,世系异宗,民于何居?工自谁作?复著之《国语》、《世本》。纷者就理,暗者得昭。迁、固虽材,舍是则无所法,此作者所以称圣也。”[13](P154)这种对孔子的看法是建立在将经视为史的基础上的,如此,孔子的删削六经的行为便成为整理历史的行为,甚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也只是因为他开创了历史的写作方法。而在现代学术中,这完全是一个“史”的系统,而不是“经”的系统。

   就“布历史”而言,章太炎强调孔子传播六经是传播历史。在由《訄书》修改而成的《检论·订孔》(1914年发表)中,章太炎一改《訄书》之非孔,而是加上了一些“理解之同情”的文字:

   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自老聃写书征臧,以诒孔氏,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14](P423—424)

   此处之“老”即老子,为周代史官。而孔子的贡献在于将老子所送的秘府典籍布于民间。章氏既认为六经之要义在于“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那么孔子之伟大就在于将秘府中的史籍整理以教弟子,使此后诸子皆得以窥见这些古史。这样,孔子便是一个史学教师。

   章氏对于孔子的贡献,即便是在极力诋孔的《诸子学略说》中,也不敢抹杀,其中概括为:“虽然,孔子之功则有矣,变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绝千古。”[15](P291)这样,孔子之所以卓绝,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和史学家。这种思路与评价,已经与后来经过“现代”与“科学”洗涤的孔子观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了。

  

二、孔子的历史功绩

  

   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更集中的是在与康有为论战的文章《驳建立孔教议》中。此文畅论章氏心目中孔子的贡献:

   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加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今之不坏,系先圣是赖!是乃其所以高于尧、舜、文、武而无算者也![16](P196—197)

   “制历史”的是作《春秋》的孔子。章太炎认为,在孔子之前,史书之记录少。“自孔子作《春秋》,然后纪年有次,事尽首尾,丘明衍传,迁、固承流,史书始灿然大备,榘则相承,仍世似续,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17](P196)作《春秋》的孔子,在章氏看来,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创了编年体的写作,使真正的史学得以确立。这与《国故论衡·原经》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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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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