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以德:二次革命前后的文化心态与宪政挫折的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20-03-25 2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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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以德  


二次革命前后的文化心态与宪政挫折的探析

丁以德

   摘要:民国初年,中国引进议会政党制度开始了宪政试验。但革命前各派对宪政存在一些误读,以及传统一元政治文化的影响,导致革命后各政治派别缺乏必要的妥协,最终选择了暴力来解决问题。二次革命打破了辛亥革命后的实力均势,是民初宪政挫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二次革命;宪政;革命派;议会

  

   辛亥革命后,中国引进议会政党制度,开始了宪政实验。短短一年多时间,二次革命爆发,宪政遭遇挫折。当时议会政治的失败中,传统政治文化与新制度框架之间的矛盾有一定关系。

  

   (一)革命前:宪政被误读

   近代中国国家贫弱,遭受列强侵凌。摆脱列强侵凌,建立民族独立富强国家是国人不懈的追求。从自强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学习外国从技术层面走到制度层面。甲午战后,学习西方实施宪政逐渐成为拯救民族危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辛亥革命前,国人对宪政的认识存在误区,也成为后来实施宪政留下隐患。第一、当时将认为宪政看作是西方富强的根源。严复曾向国人介绍:“西洋富强之政何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1]1905年日俄战争结果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举国上下认为是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不久,国内就掀起了要求开国会、实现立宪的热潮。从西方政治理论来看,实行宪政目的是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一般来说,宪政可以较大程度上保障国民的权益,能保证统治集团可能的广泛的参与,保护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控制和有效统治。“共和的宪政之于美国,君主立宪制的议会政治之于英国,或许在结果上与其最终成为强大的国家有联系。但共和制、议会制本身并不是为了‘强大’而设计出来的。”[2]而国人对宪政作为富强工具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第二、把宪政制度简约为设立议会、内阁这样一个简单的层面。国人当时对宪政的实施条件和分权与制衡的理论并不熟悉,对其实施宪政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知之更少。当时认识一般停留在,“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世界一般标准(至少说西方标准,在当时两者是一样的),因此必须赶上去,应有一个国会以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以主持行政。当时外国的模式,大都表现为几个政党组成一个国会。”[3]将宪政简约为这样的层面也是民国初年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时国人对宪的有误解是可以理解的,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国人急于寻求一救国之路。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强盛时,将某种政治现象当成富强的本质。王亚南曾说,“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它在政治上,也许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4]另外,当时的宪政宣传还有某种现实的策略考虑因素。当时,革命派多宣传反满革命,而改良派则多宣传设国会、制宪法。为何出现这种差别?杨度如此解释:“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吾辈若欲胜之,则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仅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思。”[5]因而改良派以开国会、设内阁立宪政来对抗革命派的“反满革命”。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运用批判的武器,要求清廷加快政治改革步伐,进行开国会、立宪法的宣传组织活动。而革命派组织武装起来,对清政府实行着“武器的批判”。二者的活动都动摇了清土朝的统治。满清权贵的颧预顽固,使改良派也逐渐丧失了信心,和革命派走到了一起。加上,清政府最后几年实行的加强满族贵族权力的作法使汉族官吏离心离德,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清土朝即刻上崩瓦解。

  

   宪政的宣传,让国人对于议会和宪政产生许多美好向往,也使得建立宪政为大势所趋。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后顺应了这一趋势,引进了西方的议会政党制度。革命前的宣传可以说是新制度引进的心理基础,制度引进也适合当时的政治现状。清土朝垮台不是革命派一方面的作用,是革命派、改良派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势力合力的结果。辛亥革命后的结果,革命派获得一直希望建立的共和制度,立宪派获得梦寐以求的参政机会,袁世凯获得了总统名位,三派都可以接受。这种制度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平衡:军事上,革命派和袁世凯的北洋派旗鼓相当;政治上,革命派和改良派借助议会相争。

    

   (二)旧心态下的新制度建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大一统”的思想,认为政治权力是很难分享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是一种常识。民国初期虽建立新制度,但传统政治文化心态依然存在,新制度是在这种心态下运作并出现了问题。

  

   革命后,革命派由于首倡之功,在组建政权和建立制度上有一定的先手优势。革命党人充分利用了这个先手组建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政权。黄兴在如何组建政府时曾问询章太炎的意见。章太炎回答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6]章要求组织包括各种力量的政府,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今天很多人只引用章的前两句话,作为章太炎反对革命的证据,而忽视了章太炎的真正意思。就当时来说,团结各派力量,组建一个联合性质的政府,无论从政治现实还是从策略上来说应该都是明智的选择。蔡锷也曾电告南京临时政府:“现值肇造之初,万端待理,只宜惟贤是任,不必过存党见,使有弃才。”[7]可惜,国民党人当时并未这样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采取“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安排了一些立宪派和旧官僚担任总长,但直接任命各部次长(基本是同盟会会员)负实际责任,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同盟会的政权。这种取向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功臣自居;二是传统政权不能分享的观念。孙中山后来虽然让位总统于袁世凯,并一度打算十年不从政,专心从事铁路建设。就其心态而言,与其说是对宪政的支持,不如说更像是中国传统的“推位让国”。

  

   革命党人的举措带来了消极影响。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的党人所组成政党坚决反对同盟会。这些人在政治目标上和同盟会其实非常接近,道本相同却不相为谋。谁的责任?不能简单将责任归结于这些人身上,革命党人在革命后举措不当,无疑要负一定的责任。当然袁世凯也希望独占政权,南北议和时,袁世凯就提出南北政府都解散,由他组织政府。他的要求当然被革命党人拒绝。由此可以发现:民初的孙中山、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政治取向不同,但是他们认识的出发点和心态却是基本一致的。

  

   相比之下,改良派由于自身力量薄弱,没有独占政权的希望,他们也在政治活动中很快倒向了袁世凯。当然,梁启超还有另一层意思,他认为袁世凯在当时能保障国家安定,而革命派的反袁斗争会“非陷国家于无政府不止。”[8]由于这种认识和革命前后与革命党人的过节,他们选择了支持袁世凯。

      

   革命派利用自己的先手优势构建了制度。但孙中山让位于袁后,革命派对袁世凯并不放心,便考虑从制度上对袁世凯进行约束,于是在制定的《临时约法》中把原先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9]其次,。《临时约法》中强调议会对内阁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规定议会有“议决一切法律案”、“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等各项权力,而内阁对议会的制约却不多。其实,西方三权分立原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相互制约。“如果行政权没有制约立法机关越权行为的权利,立法机关将要变成专制;因为它会把它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权力都授予自己,而把其余二种权力毁灭。”[10]革命派从一种功利的角度出发制定了对己有利的游戏规则。但政治学上认为“各社会集团之所以达成妥协,是把它作为实现其利益的有利框架。”[11]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立法和行政部门权责不合理,又没有好的协调机制。这种制度缺陷是民初政局动荡的又一原因。

    

   (三)政党政治的尝试

   新政治制度框架给当时各政治派别提供了政治参与机会。各派人士都想一试身手,于是纷纷组党,想在政治上分一杯羹。革命后,政党林立,合纵连横。这种现象本身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在实际运作中,“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观念相当模糊,目的不明确且意见相左;而党派政治作为一种政体在中国政坛上未经过试验。实际上政治党派此时不过刚从传统中脱胎,开始成形而已。”[12]章士钊对此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是故党派分歧,万非国家之幸,吾国人向来有重人不重政策之弊,以后之将有多数党派,相与混争,直意计中事,是用为之隐忧耳。”[13]以后的事实也证实了章士钊的担忧不无道理。

      

   民初首届唐绍仪内阁由于不容于袁世凯,不久倒台。唐内阁垮台后,同盟会认为是混合内阁意见不一,容易造成政局动荡,因此提出组织单一政党内阁主张。黄兴甚至和袁世凯商量,要求赵秉钧内阁成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单一的政党内阁。“当时讥讽国民党的新闻,说这不是‘政党内阁’,实是‘内阁政党’。”[14]袁世凯针对同盟会的“政党内阁”主张提出:“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材与不材,不问其党与不党。”[15]袁的观点得到共和党等反对同盟会的党派支持,共和党声称“吾党迭次讨论,以超然总理混合内阁为日前救时之要策。”[16]

    

   北京参议院时期,议会内部主要是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同盟会和国民党,以改良派为主的早期的共和党和后面的进步党。双方由于历史现实的矛盾,在议会中纷争不已。这种党争导致“参议院自开院以来,除历次与政府扰乱外,其所积压之法案至五十四件,政府无法可守,审判庭无法可用。”[17]革命之后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民心渴望和平、富强,谁要能够抓住这一点,并将其与自身的立场结合起来,无疑会占有政治上的优势。而当时热心政党活动的人忙于党争,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倒是作为局外人的严复看得更清楚,“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刘一外能强,其刘-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18]孙中山也曾提醒过宋教仁等,“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有大设施。盍内力日竭,外患日迫,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自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19]当时议会中忙于政争,反而忽视了自己的职责。这也败坏了政党的声誉和议会的名声,也动摇了宪政的民意基础。不久就有人提出:政党是祸乱的根源,“苟为救国计,非毁尽一切之政党,而本吾真正纯洁之民意以为治,未能济者。”[20]

    

   (四)暴力革命的选择

这一时期议会政党制度即使很不规范,但毕竟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随着形势发展,和平方式被抛弃,暴力方式被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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