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以德:江南绅商在国民政府崩溃之际维护地方秩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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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以德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政人员逃走而解放军尚未到达,江南各地出现了一段权力“真空”时期。在此前后,各地绅商们从自身和地方利益出发,通过一系列活动和努力使地方免遭破坏,也为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提供了便利。但这段历史较少被人注意,本文对此作了一些梳理。


一、江南绅商解放前夕的去留选择


江苏工商业发达,绅商经济实力较强,各地有商会组织和自己的领袖人物。早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中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此后,江苏各地陆续建立了商会。1932年,各地商会为加强联络,在镇江成立江苏省商会联合会。抗战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各省设立省临时参议会。抗战后,江苏各县也相继设立了参议会。绅商代表在各地参议会中也占主导地位。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时,江苏一些绅商代表进入国大,在更大政治舞台上取得了话语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江苏各地绅商形成了自己的领袖人物,如无锡的荣德生、钱孙卿等,常熟的毛柏生、常州的查秉初、镇江的冷遹、陆小波等人,他们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国共内战期间,绅商们在密切关注时局演变,以便为自身未来打算。


随着国共内战局势的明朗,绅商之间也在商讨如何应付时局演变。1948年7月,江苏省商会联合会召开第八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会长陆小波提出各地组织工商自卫队,加强地方自卫力量。建议得到了各地代表的响应。无锡商界领袖钱孙卿、李惕平、孙德先等人还商量在无锡组织团体,以加强相互联系和合作。1948年12月23日,钱孙卿在无锡主持召开座谈会,发起组成无锡县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无锡县参议会、省工业协会、县商会、县总工会、县农会、县教育会等多个社团参加。无锡县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为了保证能顺利运行,确定了钱孙卿、薛明剑、李惕平、徐赤子、冯晓钟等五人为第一至第五召集人,负责召集和主持联合会活动。当第一召集人因故不能执行任务时,第二召集人代行职权,依次类推,以保证联合会的会务进行,以应付时局的变化。


绅商的利益与地方联系在一起,也注意维护本地利益。1948年,江苏一些商会就曾因征兵等问题与政府发生了冲突。国民政府原定分两期征兵,后因兵源短缺改上半年一次征足。但任务完成后,南京的国防部兵役局宣布下半年将再征兵一次。5月26日,无锡县参议会议长李惕平公开呼吁各县拒绝接受征兵命令,通电请中央迅饬停止征兵以解民困。事件发生后,国防部电召江苏省、县团管区司令进京询问事情原委,召集各县议长进京谈话。李惕平没有出席,并邀请苏南各县参议会到锡开会反对二期征兵。1949年初,国民政府加紧征兵。2月9日,无锡团管区司令蔡润祺威胁地方士绅,声称要抓反对征兵的人。2月28日,苏南各县参议长会议上没有让步,一致要求暂缓征兵,并推李惕平等三人为赴省请愿代表,要求停止征兵、征粮。最终,苏南各地虽继续征兵,但效果很差,无锡征兵效果尤差。


1949年初,李宗仁上台后,开始谋划与中共和平谈判。但当时江苏省主席丁治磐则在整编军队,准备继续战争。绅商们利益在本地,企业搬迁也不容易。他们希望能维持和平环境,继续生产经营,因而支持国共和谈。2月3日,江苏各县参议会议长、省参议会议长以及各县代表80余人在上海无锡旅沪同乡会集会,决定通电请中央致力于和平,暂缓征兵,缓筑城防工事等事宜。4日,会议还决定成立江苏省人民安全保障促进会,发表共同宣言拥护和平,反对征兵筑防,保障地方安全。3月底4月初,苏南各地商界领袖冷遹、钱孙卿、庞甸财、陆小波等人出面,召集江苏省各县县参议会和县商会会长在上海无锡旅沪同乡会址召开座谈会。会上,钱孙卿提出协调苏南各县“应变过渡”,各地相互配合等建议。会议给国民政府发出通电,呼吁真诚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内战。


江苏省主席丁治磐很关注商界的活动,对绅商采取打压和拉拢并用手法。1月14日,丁治磐予在无锡县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对时局的意见。3月23日,丁治磐再度来无锡视察并召见了钱孙卿等人,对公私社团联合会的活动和钱孙卿施加压力。但随着失败局面的明显,江苏省政府开始着手撤迁机构,动员人员南逃的“应变”措施。丁治磐曾数次劝说陆小波南迁。丁治磐在南逃前还派人邀陆小波同车去沪,被陆小波婉言谢绝。


随着国共战局明朗化,绅商们开始设法与中共联络,希望了解中共相关政策,看能否在解放后能够继续维持生产经营活动。1949年初,常熟毛柏生设法亲自去访问苏北解放区。2月,无锡荣德生、钱孙卿等人派钱钟汉等3人到苏北了解中共政策,转达“共产党来后能让工厂开工生产、做生意能有保障”的愿望。钱钟汉等人先后去了高邮、淮阴,见到管文蔚、陈丕显等人,钱钟汉与包厚昌、扬帆等人进行了迎接解放、护厂护商等具体谈判。


与此同时,中共也通过多种途径劝说工商界人士留下参加解放后的建设。李宗仁在国共和谈前曾派李明扬到淮阴先与陈毅接洽商讨和平事宜。李明扬取道镇江,由陆小波安排渡江去江北。李明扬返回时,陈毅让李明扬带话劝说陆小波留下等待解放。中共泰州军管会派陆小波侄子陆光国回镇江,向陆小波介绍苏北状况和中共政策,劝说陆小波留待解放。苏南各地下党也利用各种途径宣传中共政策。1949年2月,中共常州地下党支部章振之、徐星钊和陈焕益等人以“中共武进城市工作委员会”名义,给武进各机关、学校、工厂及一些工商界人土写公开信,希望各界人士做好保护各种档案资料及公共财产,维持秩序等。地下党还派人给商会领袖查秉初带话,劝说他留下。


绅商们根据对时局判断和对中共政策的了解,做出了去留选择。一些商人对中共成见较深,如常熟商会会长安蔚南虽与中共地下党有过接触,最终逃离了常熟。常州的刘国钧接到地下党让其保护工厂的信,而国民党要求其搬迁。左右为难中,他将大成公司在上海、常州两地资产点清造册,告诉手下,共产党渡江后把帐册交出去,自己暂避香港。但多数绅商,如无锡荣德生和钱孙卿、镇江陆小波、常熟毛柏生、常州查秉初等人都选择留下。


二、商会努力筹建武装力量


绅商们选择去留时,还着手恢复商会武装,以应付变局。民国前期,江苏各地商会曾拥有过武装力量。1911年11月,无锡一些商人躲避革命逃亡到上海,看到上海商会拥有武装。他们提议效法上海建立商团。无锡商界先将当时钱庄业的体育会改为商团,后逐渐加以扩充和训练。此后,其他各地也陆续建立了商会武装。民国前期,江苏一些商会武装拥有相当的实力。例如,1925年,江苏军阀齐燮远兵败后对无锡进行敲诈,遭拒绝后攻打无锡。无锡商会抵御了齐军进攻,使地方免遭涂炭。北伐战争期间,镇江商会接收了英国在镇江租界转交给北伐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限制各地商会武装的发展。1935年11月初,江苏省政府明令取消各地商团。


1948年7月,江苏省商会联合会第八次理、监事召开联席会议,陆小波会上提议组织各县、市、镇工商自卫队,以加强地方自卫力量。提议得到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各地绅商们开始恢复商会武装,陆续建立了工商自卫队并着手购置枪支,或整理了救火队等力量。其中,无锡工商自卫团规模较大,各区筹组了大队,各厂也成立了护厂护工大队。各地工商自卫队成立后,绅商领袖们控制了这些力量。如无锡由公私社团联合会掌握着工商自卫团的一切活动。商会武装力量建立后,开始参与维护地方治安等活动。例如,吴县跨塘镇“地方上的治安力量,主要靠镇上组织的工商自卫队,直至跨塘解放。”


江苏省主席丁治磐警惕商会建立武装的活动,曾表示反对,但商会未予理会。1949年1月,丁治磐在无锡县听取各界对时局意见时,钱孙卿以无锡县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召集人的身份提出,希望省政府给无锡工商自卫团增拨枪枝弹药。丁治磐当场予以拒绝。双方不欢而散。丁治磐还曾威胁要将镇江商界领袖冷遹送到苏北。3月23日,丁治磐来无锡视察召见了钱孙卿等人时,对钱孙卿和公私社团联合会施加了压力。江苏省政府还曾试图控制商会武装。1948年12月,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派人到无锡,试图将商团编入保安团。无锡绅商们抵制了这一企图。其他各地商会也设法保住武装力量。4月20日,武进县长王超一逃走前,向县商会会长查秉初提出借用枪支,被查秉初拒绝。武进三青团负责人虞铭甫逃跑前强迫查秉初去取枪,被查秉初装病蒙混过去。解放后,武进商会将这批枪支和子弹全部上交政府。顺便一提的是,一些中共地下党有打入各地商会武装的情况,如无锡丽新厂的工厂自卫团中就有地下党员龚朝品、周福庚等人。


江苏省政府虽打压绅商武装,但苏南工商界人士有较强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绅商们应对也较得当,加上相互照应。如镇江陆小波劝说冷遹避入上海,通知无锡商界领袖钱孙卿注意防范。江苏省政府未能阻止商会建立武装。渡江战役后,这些武装在维护地方秩序中发挥了作用。


三、防止当地驻军的破坏活动


渡江战役前夕,苏南各地驻军和保安队等对内战前途已经失望,一些军队开始准备逃跑。他们逃跑前开始敲诈勒索钱财,如常州和常熟驻军曾以破坏地方进行威胁。各地绅商们小心与驻军周旋。他们或利用自身声望、人际关系和经济力量,或小心劝说、或满足军队经济要求,避免军队残破地方。其中,常熟和常州商会作了很大的努力。


一些地方绅商利用自身声望劝说武装力量不要残害地方。扬中县绅士倪文思在地方较有影响力,扬中县一些乡保长有时询问对时局的看法。倪文思趁机劝说他们认清形势,不要破坏地方。在倪文思劝说下,当地驻军减少了对当地的骚扰和敲诈,其中治平乡的副乡长王恒通、吴士章还收集了枪支弹药和各种表册,等待解放军接收。


常熟商会则以自身财力应付了军队的敲诈,让地方免遭破坏。常熟的驻军准备在逃走前勒索地方一笔钱财,他们驻军通过县政府民政局长顾立斋、红十字会负责人屈雨时向商会提出大米12000石作为开拔的费;声称如果不给就在常熟开战,并摆出打仗的架势来恐吓当地。为避免地方免遭战火涂炭,常熟绅商中的银行经理桑君维,纱、布厂公会负责人季贻苏和徐质彬和主要行业公会理事长等紧急磋商后,答应满足驻军的要求。商会筹措金钱时,一时数量无法满足要求。商会于是一面筹措钱财,一面派人与驻军谈判要求减少。4月20日前后,商会代表庞洁公、夏索民等人与驻军到深夜,并贿赂了驻军代表,使得常熟驻军逃跑前没有破坏地方。


4月15、16日,常州驻军准备逃跑前也派人到武进县商会勒索熟米6千石,限4月18日缴齐。武进商会答应了驻军要求,同时采取“缓兵之计”与来人协商减缓。经商会会长查秉初的请求后,军队同意延缓交付。查秉初采取拖延的办法,两次提出延迟交付。最终因4月23日常州解放,解放军逼近,驻军逃跑。商会保住了当地的安全,也避免了自身损失。


民国初年,南京、镇江等地曾发生过军队在撤离或调防时敲诈勒索、溃兵扰乱地方,商会运用金钱和武力维护地方安宁的先例。如1913年,军阀张勋部队经过镇江时向地方勒索4万大洋,否则要‘借镇江一条街’。陆小波从自己银号中先垫付了银元,保住了地方平安。1925年,军阀邢士廉向镇江工商界索取50万银元充作军饷。镇江商会一面由曾在任邢上司张宗昌的长官的冷遹出面,一面由陆小波以镇江商会劳军名义送5万银元。邢拿钱后撤军,镇江免受了涂炭。1925年,江苏军阀齐燮远和张宗昌战败后敲诈无锡,无锡商会武装进行了抵抗,减少了当地损失。


解放前夕,各地商会虽建立了武装,但无法与驻军相抗衡。为防止破坏,各地绅商利用自身声望、人脉和经济实力,劝说或收买等方式,防止驻军逃跑前残害地方。由于绅商们的努力,各地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


四、维护“真空”中的秩序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横渡长江,除苏州经过短暂战斗外,江南多数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望风而逃。但解放军和接管队伍到达苏南各地迟早不一,镇江最早,常州、无锡稍晚。因而,各地出现了或多或少一段权力“真空”状态。在此期间,一些散兵游勇和不法之徒乘机作乱。各地绅商们出面地方安全,直至解放军到达后进行接管。


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早已决定等待解放。渡江战役后,他得知军政人员逃走,立即赶到商会。他一面召集安排商团列队持枪上街维持秩序,一面令轮船业负责人准备轮船迎接解放军。在此期间,一些歹徒准备乘火打劫商家,被商团予以制止。附近丹阳县长王公常窜逃后,丹阳地下党和工商界头面人物王缑甫、束亮臣等人发动城区消防队员维持治安,组织小分队上街巡逻,制止了一些人抢米风潮,维护秩序直至解放军到达。 4月22日,武进县国民党军政人员逃走,当地开始人人心惶惑。商会领袖查秉初专门在大街步行,以安定人心,并随后在商会中召集各同业公会负责人,商量如何维持地方秩序。他一方面安排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活动;一方面提议召集全城消防队员持木棍,持棍上街昼夜轮流巡逻维护治安,直至解放军到达。


无锡商界力量比较强大,拥有工商自卫团有几千人。1949年初,钱钟汉到苏北访问时,曾向扬帆等人提出让商界来“过渡维持”直至接管,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混乱。当地县政府对无锡绅商活动也有所耳闻。4月23日,无锡县长李资打电话给钱孙卿,通知军警即将离锡,地方治安交由钱孙卿负责维持。钱孙卿随即布置工商自卫团维持地方秩序。 4月24日,包厚昌率领解放军到达无锡。因接管队伍尚未到达,包厚昌让他们继续协助维持地方秩序。接管部队到达后,包厚昌在5月2日宣布工商自卫团停止活动,武器由警备团接收。


解放军到达金山、高淳等县城时间更晚一些,维护治安的难度也要更大一些。4月22日,高淳县长谢承勋逃离后,县商会长陈安愚和县中校长周震东、前任县长张鼎、吴济堃等人成立“高淳县地方秩序维持委员会”。高淳商会合作在10天“真空”期间,商会日夜有人值班,准备给过往军队或散兵游勇的饭莱、茶水,以防止他们破坏地方。26日、27日两天,高淳县就先后打发两批散兵游勇的骚扰。5月2日上午,解放军到该地后进行接管。而金山县吕巷镇在国民党败退后,当地几家名气较大商号决定商会出面维持地方治安。各商号分工合作,分别进行筹款、供应等不同活动,以应付散兵游勇。在解放军到达之前,他们应付了一些散兵游勇的骚扰,特别是一股冒称解放军的李永乐武装匪徒。该股匪徒到当地后,当地商会和工商通过招待和提供钱财,小心打发走了他们,使该镇免遭破坏。


江南绅商们出面维护了秩序,各地秩序井然,基本没有遭到破坏。这种状况超出了中共预想。陈丕显到达苏南后报告中共中央,发现“许多地方敌政机关仅首要分子逃跑,一般机关和公营企业均大部齐全,公私立学校全未停课,很多地方在我未到或初到时,便已自动造清册等待接收,但仍有很多疑虑。”这种局面为中共开展接管工作提供了良好基础。


五、思考与结语


一般而言,每当政权更迭之际,旧政权和社会秩序已经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不法之徒乘机而起,都是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时期。但国民政府崩溃之际,江南绅商们出面维护了秩序,使地方免遭破坏,顺利渡过了政权交接时期。


那么,江南绅商何以会出面维持秩序,原因大致如下:


其一、绅商们对国民党统治已经彻底失望,不愿为国民党陪葬。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腐败日甚一日,最终人心丧尽。无锡商界首领荣德生曾如此评价,“曾忆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初三,闻日本投降之胜利消息,人心振奋,欢声如雷,爆竹喧天,数日不绝,人民盼望自己政府来临,犹若大旱之望云霓。及至重庆政府派员来沪,人人以战胜者自居,忘其一切,接收类于劫收,胜利冲昏头脑,骄傲自满,识者忧之。迨之三十五、六年,每况愈下,民不聊生,税率之重,税法之苛,人民几同剥肤之痛;官吏私囊之饱,品德之坏,不顾民心,肆无忌惮,官僚习气之重,人民莫不寒心。至三十七年后犹甚,视民力若牛马,等民意如敝屣,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於民,可不深长思哉。”绅商们对国民政府统治已经极度失望,得悉中共相关政策后,选择留下迎接解放,并维护了“真空”中的秩序。


其二、江南绅商阶层一直参与地方各种事务,也有维护地方秩序的能力。民国时期,江南绅商们一直参与筹办学校、参与市容卫生、赞助慈善事业、革除社会陋习等当地事务。绅商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中间力量,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当国共内战局势明朗之际,旧政权控制社会的力量解体之际,他们出面填补了这段权力 “真空”,避免地方破坏。


其三、江南绅商在维护地方秩序时,应有双重利益考量:一是维护地方秩序,不仅当地免遭涂炭,同时也减少了自身利益的损失;二是希望以此获取中共好感,以便解放后能继续维持生产经营活动。1949年初,钱钟汉在去苏北谈判期间,也曾提出希望解放后能够继续维持生产经营活动。


总之,江南绅商出面维护地方秩序,对自身利益、地方,为中共的接管均有益。对这段历史的发掘梳理,也可以丰富一些对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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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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