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17-03-20 22: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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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  

   摘要:  专政是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重要概念,但迄今为止尚未获得充分的理论化。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概念,同时作为一个继承自列宁主义传统的概念,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包含自身特定的时间性。这一时间性在专政克服它所针对的历史障碍时完结。这一历史任务是在“敌一我”框架和“先锋队一群众”框架之中展开的,最终在于人民的历史性生成,以奠定人民主权的基础。而平等原则的发展恰好凝结了专政概念实质内涵的发展状况,成为观察专政概念历史状况的便利窗口。

   关键词:  专政 平等原则 社会主义宪法

  

一、当前的理论状况

   本文的目的是要描述专政概念在我国宪法上的思想状况,为此我们需要从特定的角度涉及宪法史的某些课题。在我国,专政概念和平等原则首先都是通过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来获得规定的;因此,专政概念同平等原则就具有了系统的联系。联系有关平等原则的阐释,将会为我们的目标提供一个便利的考察视角。

   或许可以稍显夸张地说,迄今为止,专政的问题尚未在我们的宪法学上得到有效的理论化。它的含义既能无所不包(凡无产阶级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关系都可以被包括在内),又只能用来表示最狭义的暴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概不难理解,但无论如何这种状况本身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这倒不是说“专政”没有发展,甚至也不是说与“专政”有关的实质和根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没有发展;关于它的理论研究的确发展着,但往往是在另外的理论资源支撑下取得学术进展的。陈端洪先生关于根本法的论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相关的尝试,[1]但他以主权或制宪权的“双重代表”说来描绘我们根本的“法权结构”,[2]则表明他实际上是把专政问题略过了。[3]在以“不成文宪法”为名的更粗糙的理论化尝试中,专政问题则更被回避掉了。[4]这些不同的理论尝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试图不经中介地去把握“党的领导”。而这种做法,也就冒着遗漏专政概念中特殊的时间性的风险。[5]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人民民主专政,同以罗马法上的专政官为典型的古典专政有极大的差异,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都被理解为历史事物,是为了应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临时的”措施,就此而言它也是时间上有限的事物。所以,把它视为古典专政概念的某种发展,仍然是言之成理的。[6]

   与上述情形相对,在对专政概念的直接反思中,郑成良先生更切近地从社会主义政法思想传统出发,正确地强调了专政的这种时间性,即专政存在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把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界定为“社会大革命的历史时期”,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专政的结束”。他更把这个结束的时间点定位在“从改革开放开始”:“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由专政体制向法治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7]这个论点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是,既然在专政结束之后开始的是一个“专政体制向法治国家转型”的时期,那么这个显然既非“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的体制、又非已经建成了的法治体制的体制,是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另外,把专政理解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这对一般的专政概念来说同样是成立的;[8]但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忽略了马列主义传统中专政概念的现代特性。[9]有限的时间性的确是马列主义传统中专政概念的基本特征(实际上这正是它的历史性承诺),但这里的时间维度不仅指革命暴力持续的时间,而且主要还不是这一意义上的时间。正如下文我们对列宁专政思想的简述中表明的,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专政,其时间性的重点在于革命主体的政治成熟时间,专政概念的实质也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它是一种内部包含了复合结构的权力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专政的思考还需要更彻底地从马列主义思想传统的内部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说的时间,都是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说的。“历史时间”与“制度时间”不同,因为“历史时间”的测算是一个政治一社会过程,而“制度时间”则是法律化的自然时间。如果能够同时阐明专政概念的时间属性和具体结构,那或许我们就能够收获“历史时间”转化为“制度时间”的可能性。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所在。本文仅尝试描述专政概念在我国宪法史中展开的方式。

  

二、对列宁主义传统中专政概念的简要说明

   列宁在与考茨基的论战中,为专政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相应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0]这个定义日后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公式。其中“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被镶嵌在基本的敌对关系之中,这也是后来将专政解释为对敌专政的根据。但即便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讲,由于对敌斗争服从的是必要性或必然性的要求,采取的是权宜和应变手段,因此它不受法律约束的特点,必须同时要求“我们”自己一方内部的关系服从于对敌作战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在这种专政的技术意义上,“我们”自己的内部关系也不是法律关系,遵循的也不是合法性原则。能够恰当描述这种内部关系的不是法律,而是将权力集中起来的人格或机构的权威。实际上,“不受法律约束”所指的,只能是自己不受自己的法律约束。这正是罗马专政官的集权特征和搁置宪法的状态。

   换言之,专政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一方面涉及敌友之间的非法律关系(从绝对敌人的观念出发,敌友之间不存在共同的道德,也不存在共同的法律);[11]另一方面涉及“我们”内部搁置法律关系的状态(这同样也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只不过与一般专政概念不同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中“我们”内部的所谓“搁置法律关系的状态”不仅是由敌人问题产生的,而且也是由人民自身的历史状态产生的;为了克服这种可疑的历史状况,专政者动用超法律的力量。更进一步说,这里的搁置不是搁置某一既存的法律,以便正常状态达成时(如敌人被击退时)能够恢复它;相反,它搁置既有的(本质上也是过渡性的)法律秩序,是为了创制新的、更好的法律秩序。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现代特征便集中在这个强烈的启蒙立法者形象之中。据此,理解作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的专政进而理解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同时联系概念的两个方面:首先是“敌一我”这个区分为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搭建起来的基本框架。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依托于敌人的概念。其次是实行专政从而集中了权力的人格、机构或组织同其人民之间的特殊而临时的关系。就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后一个方面决定了它的特殊性,以区别于一般意义的专政。

   那么,该种现代的专政所要克服的历史障碍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描述,被列宁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实例和典范。在这个实例中,权力虽然是集中的,但它是集中在自我治理的整个阶级手中。这样的专政是一个世界历史事物,其历史使命在于通往后国家的、也是法律消亡的状态。但俄国革命发生在落后的国家,这一特殊性质带来了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公社摹本的苏维埃也因此具有了与公社本身不同的含义:

   “……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2]

   “通过劳动群众”与“为了劳动群众”的对比鲜明地界定了苏维埃的宪法地位。由于苏维埃本身就是劳动群众的组织,[13]所以列宁这里强调的是,在一般的劳动群众之外有另外一个行动力量—也就是“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了劳动群众”而存在,而作为劳动群众之组织的苏维埃,其功能就转而成为“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14]列宁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一方面,苏维埃是最高的民主制形式和类型;[15]另一方面,它的实际构成者和承担者—劳动群众—却又欠缺“文化水平”或治理能力。这是由发生了革命的国家自身的落后性质决定的。甚至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同样欠缺这种能力,更何况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非无产阶级同盟的代表。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程度问题。因此,在敌我的框架之中,套嵌着一个内部结构化的人民。它指向专政概念的第二层主体结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党)一人民”。用列宁的话讲,“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而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16]对“现在的人”要“组织和教育他们”。[17]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层关系类比为启蒙时期启蒙思想家同有待启蒙的民众之间的关系,或者类比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监护关系,[18]虽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与它们是根本不同的。

   基于上述理由,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这些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化的威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较不开展的、政治上较不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19]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专政”的实质界定,恐怕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更明白的了:一种具有实际优越性的“集中化的威力”,由一个先进阶级承担的“集中化威力”,并且这个阶级组织为一个先锋队政党,以便对人民进行“引导”。[20]

   概括而言,列宁的专政概念确定了它所要克服的历史障碍就是人民的不成熟状态。无疑,除这个主体条件外,还有极为重大的其他条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问题,但这些客观经济条件仍然可以被整合到主体塑造的问题上,即人民的不成熟状态是与客观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专政在一般意义上指“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具体则是由“人民(统治)一敌人(被统治)”以及“人民(先锋队/领导一群众/被领导)”这个复合结构来界定的。而且从“专政”用语的历史来看,由于先锋队组织和群众之间的“领导一被领导”关系真正传达了专政作为具体“管理形式”的内涵(列宁与考茨基的整个争论就是为了要证明,专政不是状态,而是一种具体的管理形式)。因此,作为历史事物在苏维埃具体化了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保留了古典专政作为一种特殊政制设计的传统含义。否则,除马克思笔下并被列宁理想化的巴黎公社这个世界历史事物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实的阶级专政或联合专政,就会停留在考茨基式的自发状态上。

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同样也不能从理想的世界历史事物的角度来理解。它是具体的历史事物,也处在列宁主义专政概念的传统之中。与列宁的论述相呼应,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也应当被理解为包含了对敌人的镇压和党的领导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与“不受法律约束”之间的联系,虽然在列宁的经典描述中未曾得到具体的说明,但在实践中、包括我国政法实践的历史中,却有激烈而生动的表现。当然,这个概念自身能够被证成的最终根据仍然离不开同世界历史的联系,但其联系的方式只能是,通过完成那个政治成熟的历史过程,而将自己转化为人民自我治理的状态。也因此,专政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同专政的结束问题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它的结束具有双重的含义:一种是作为世界历史事物的专政本身的消亡;另一种—用列宁的术语讲—是从“为了苏维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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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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