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刚:马基雅维利关于恢复共和的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18-10-03 12: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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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  

  

   在这则笔记中,我想简略地介绍一下马基雅维利关于恢复共和的建议。由于不了解佛罗伦萨政制的具体情形,一时无法准确地了解这些建议中的细节。我只能局限在非常有限的方面,谈谈这个建议的基本原则和轮廓。

   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收录了三篇马基雅维利关于改革佛罗伦萨政治的文献,分别是《论小洛伦佐去世后佛罗伦萨的政务》(1520)、《致枢机主教朱利奥有关佛罗伦萨政府改革的备忘录》(约1522)、《1522年有关佛罗伦萨政府改革举措的草案》。三篇文献中的第一篇是写给利奥十世的,另外两篇则是写给美迪奇家族的红衣主教朱利奥(后来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朱利奥似乎相当欣赏马基雅维利,也曾建议他的堂兄教皇利奥十世起用马基雅维利。关于宪法改革的草案就是这位朱利奥授意马基雅维利起草的;第一篇写给利奥十世的文章可能也是如此。大约在1520年,马基雅维利就给朱利奥写过一篇有关宪法的报告《卢卡城事务概要》。

   这些关于改革的建议最后付诸东流,因为根本就没有实行。其中的缘由大概是背后的两位美迪奇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的改革。朱利奥两兄弟之所以会明面里考虑宪制改革,很可能是因为小洛伦佐(《君主论》献辞里的题献对象)去世后,美迪奇家族没有继承人来继承他们在佛罗伦萨的权力(1521年左右,关于改革似乎就已经是得到较为广泛讨论的议题了);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改革意愿,其原因又可能是因为朱利奥其实有私生子。所以,他们最后选择维持自己家族势力的办法是扶持朱利奥的私生子上台,把佛罗伦萨变为公国。马基雅维利的改革建议就出现在这个“伪改革的时期”。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的改革建议有自身特殊的优点,仍然值得注意。它的优点倒不是他所构想的共和国政体本身的优良品质,而在于它是一份“改革时期基本法”,一种关于“向共和国过渡”的方案。马基雅维利颇为自信地谈到:他了解教皇虽然赞同恢复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体,但犹豫不决,“因为您希望找到这样一种安排,使得您的权势在佛罗伦萨可以继续显赫,您的朋友可以安居乐业。我确信,我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安排”。有些宪法学家关注到了这些文献。《朝服》的作者对这个计划做了一个相当简洁的概括,兹录如下:

   他(马基雅维利)在起草这个建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问题:他必须让红衣主教朱利奥确信,在红衣主教和教皇的有生之年,美迪奇家族的影响力将是首要的。这样,与他对一种部分君主制部分共和制的政府的异议相一致,他提议了一种君主制,在这两个堂兄弟逝世后,再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发展为一种彻底的共和制。届时,它将成为一个自我运转的机器,按照宪法蓝图发展,而不是依赖于某人或某个家族的领导。

   这个概括的基础是1520年论政务文。但这个概括恐怕不完全准确。因为,马基雅维利在那里提出的方案,被他称为“共和国”:“在我的共和国中,您的权势不但得到维护,而且有增无减,您的朋友继续享有荣誉和安全,普通公民也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特别是最后一项“普通公民也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马基雅维利认为必须在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制的理由之一就是,美迪奇家族的竞争者很可能抢在他们之前,借助恢复大议事会这个共和国机构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这份改革方案,必须至少已经能够部分地满足这种共和诉求。在此意义上,马基雅维利就不可能先提出一种君主制。在另一处以,他还以另一种方式描绘了他的方案:“考虑一下整个这样一种组织,如果没有您的权威,那么,根据前面详细论辩和探讨过的标准,做一个共和国它什么都不缺。但是,如果考虑到陛下您和万人敬仰的枢机主教依然在世,那么它就是一个君主国”。这个说法的意思似乎是说,两位美迪奇在时,马基雅维利的方案就是一个君主国,也就是《朝服》作者所说的“他提议了一种君主制”。但是,在这个方案中教皇并不直接统治。他所有的权力都只是程序上的。他完全不符合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描绘的那种进行“直接指挥”的君主形象。教皇的这些程序性和监督性质的权力在其身后如何安排,待下文再行交代。这里的重点是,马基雅维利想出的办法,首先已经是一个共和国。

   为此,我们可以粗略地看一下马基雅维利方案的总体面貌。整个宪制的安排包含了三个主体部分,对应于三个不同阶层的人群。教皇的影响力覆盖了全部的范围。第一层以“六十五人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执政团及相关机构。他们属于大人物,教皇可以指定人选,但这些人选指定之后是终身任职的。第二层以“两百人会议”取代原来若干个不同的议事会,成员全部由教皇指定,也是终身任职。第三层则是开放大议事会,马基雅维利设想它可以是“千人议事厅”或至少“六百公民议事厅”。其成员由扩大到大多数公民的选举选出。教皇(当然应当把他的兄弟红衣主教也包括在内)几乎直接间接掌握了全部人事权力。但即使是直接挑选的前两个机构,由于一旦指定之后便终身任职,它们的成员便具备了独立性,而教皇的权力实际上也就受到了限制。至于民选的大议事会,虽然在过渡阶段不能独立地发挥治理功能,但是,它恰好成了教皇只能进行间接治理的工具:马基雅维利设计了一个限定任期的“十六旗手团”,其产生方式由教皇决定;它的功能,除日常监督外,还包括根据一定比例的异议,撤销“二百人会议”的决议而将其提交给大议事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教皇将能间接地影响具体的治理内容,尤其是保护自己及其盟友的利益。然而,这仍然是间接的,因为这个“十六旗手团”除通过程序诉诸公民外,不能自行作出任何决定(用马基雅维利的说法,教皇只是“垂拱而治”)。

   这个方案怎么看都不可能是一个马基雅维利笔下“一人决定”的君主制。问题是,如果它已经是一个共和国,那么它又怎么向共和国过渡呢?还有这个必要吗?有两个原因,涉及“过渡”的两个层面。因为下文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作说明(见本文第三部分),所以这里先简要地罗列如下:第一,两位美迪奇想要维持他们的世俗影响力,但他们本质上是外在于共和国的事物。这样,“过渡”的意思,首先是指剥离美迪奇的人身的过程,也可说是溶解他们的过程。第二,大议事会作为共和国满足公民参政欲望的机构,为了教皇及其势力的安全,不能“立即恢复他们全部的权力”,而是“有必要部分地恢复,部分地许诺”。为此,一个过渡方案,就其为“过渡的”来说,是由这种政治许诺界定的。于是,“过渡”的含义就自然表示这项政治承诺的兑现过程。

   改革方案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共和国,因此它的过渡也不像《朝服》作者声称的那样,要在教皇—君主“死后”逐渐发展成一个共和国。相反,这个发展在教皇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强调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容易让人产生“恢复帝制,再造共和”的幻想。之所以说“恢复帝制,再造共和”是幻想,并非说它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它需要的条件过于特定,从而往往可遇不可求。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曾经以戏剧性的对比,突显了这个难题:“因为匡正城邦的政治生活,要以一个好人为前提;借暴力手段篡夺共和国的王位,却要以一个恶人为条件。然而鲜有好人愿意运用卑鄙的手段登上王位,即使他有着良好的目的;也鲜有恶人在登上王位后打算行善,即使他有过运用自己以卑鄙手段篡夺的权力去行善的念头。”换句话说,最伟大的君主追求荣耀,但通常君主们不具备关于荣耀的知识。他们更容易满足于《君主论》在献辞中说的那些通常的货色,满足于廉价的奉承。或许可以这样说:不仅恶念是自然的,愚蠢或短视也是自然的。有时,彻底的“现实主义”同良好的自我感觉塑造出的幻觉世界,并不那么容易分清。

   相反,如果改革的起始状态就已经是一个共和国(尽管它维护了教皇的势力),那么,它一旦启动,除非以暴力的方式中断,就会是不可逆转的。只有这种不可逆转性,才可能让那种作为许诺而存在的共和国成分能够兑现,从而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也能够被当作是真实的,以此满足未来才能实际满足的政治需求(否则,一项过渡方案可能不仅不能平息竞争性的权力诉求,反而会成为相互猜忌的根源)。所以,马基雅维利方案的特点其实主要不在于未来的共和国“将成为一个自我运转的机器”,而在于这个向未来演化的进程本身就有自我执行的强制性。

  

  

   马基雅维利的方案看起来是很偶然的产物。就是说,他恰好遇上了可能考虑共和制政府形式来维持自己势力的教皇。所以,尽管改革方案一开始就是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诞生却仍然与一个“君主”联系在一起。情形似乎是这样:一个君主“时刻”,就像历史的一瞬间,同过渡共和国开始的时刻重合。这种重合本身仍然像一个奇迹。但马基雅维利对旧制度历史的分析,其实是在呈现一种必然性,一种基于历史的必然性。我觉得,奇迹和历史必然性在这里并非反题,而是展示了那种重合事实归根结底是个知识问题。比当事人的善良意志更重要的,是历史知识,是开阔的视野。套用一个古典的公式,在这里,美德即知识,知识即美德。

   马基雅维利表明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就是,佛罗伦萨是“公民习惯了平等的城邦”。在这样的城市里建立君主国,“何等艰难”。这不禁让人回想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的分析。在那里,是否习惯自由生活是一条很重要的区分标准。针对征服了一个共和国的君主,马基雅维利提出建议说:保有一个被征服的共和国,最有效的办法可能是将它毁灭。其中的原因是:自由的名义和自由的古老秩序“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正是自由记忆的这种顽固性,使得在那里建立君主国的尝试不得不采取那种“对于任何希望被视为仁慈和善良的人来说都是残酷的、不可取的”做法。马基雅维利在作分析时,很少运用规范性的语言。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规范性”的含义就是那种不因失望而被放弃的期望。马基雅维利关于自由所说的这种“永远不能忘记”的性质,或许是最强烈意义上的规范性了。确实,马基雅维利也说,在一个习惯了不平等的地方建立一个共和国也一样是极其困难的,但他却没有说过奴役的记忆是永远令人念念不忘、心向往之的。要说奴役的记忆不能磨灭,那也只能从反面说,从而也无非就是说自由的不可磨灭。因此,在自由的习惯和受奴役的习惯之间存在某种差别,这种差别似乎只有引入规范性的层面才能予以澄清。

   总之,佛罗伦萨宪法改革的历史前提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美迪奇家族的特殊势力;另一个则是佛罗伦萨人的自由记忆。这两个前提曾经融合在一起,而如今则分裂了:“那时,主政的美迪奇家族,成长、受教于本城公民之间,所以,他们秉政劳民,甚得支持。如今他们变得如此显赫,鹤立鸡群于普通公民,由此他们之间的那种融洽无间不复存在,因而也难得支持。”这样,在两个前提之外,还增加了第三个前提,就是“时势”,或者说两个前提之间的历史关系发生的变化。在这三个条件中,需要特别考虑佛罗伦萨的自由记忆对于其政体的塑造作用。马基雅维利似乎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意思:自由在佛罗伦萨有了历史性的开端,却始终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佛罗伦萨建立过的任何政体都不是“纯正的”。问题并不是《朝服》作者概括的那样,马基雅维利有一种对“部分君主制部分共和制”的异议——更精确地讲,问题根本不是“混合”,因为“共和国”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原本就是指“混合”政体——问题在于某种“叠加”式的混合产生的两张皮“名实分离”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分析的起点是一个早期的共和制,“一种由贵族主导的共和制形式”。这个政府“弊病丛生”。在这些弊病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缺陷,与此后的政体发展存在特别密切的关系。一个是“执政团威望不足,却又大权在握”。大权在握,就是按照“法律”它“无需批准就能够处置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还能够召集人民召开公民大会”。但是,这个法律上大权在握的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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