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帆:饥饿与人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0 次 更新时间:2006-06-19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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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帆  

卡夫卡晚年最珍惜的一个短篇小说是《饥饿艺术家》。他在去世前一个月通读该篇作品时,不禁潸然泪下。他的一位密友后来回忆说,卡夫卡那次流了很长时间的泪,“那必定是一种可怕的、不仅是心灵上的紧张,而且是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上的重逢。”多年以前,我在第一次读到它时,心灵也的确有一种震撼感——那位不惜以“肉”的毁灭换来“灵”的至美的艺人,真正体现出了对艺术的献身精神。但饥饿,极度的饥饿对普通人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年三月的一天,我坐在重庆市云阳县那阴暗的档案馆里,体受着如雷轰顶的滋味。但这次震撼我的不再是饥饿艺术的诗情画意,而是饥饿带来的人性畸。

1960年4月15日出版的《云阳工作》在第二版上有篇报道,说县法院最近公判了一批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罪犯,其中高坪公社红平区队有一个名叫李志英的人被判了死缓。但报道中未详说李志英的案情。我在县检察院已交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编号为“(1960)1002号卷”的案卷。李志英的案情很简单,她那个卷宗只有薄薄的几页纸。其经过是这样的:

1960年1月2日晚,李志英因为9岁的亲生女儿下午偷吃了别人的饭,心里已很窝火。等她叫女儿去睡觉时,见女儿不去,顿时操起小板凳来打。第一下打在头上,她女儿喊了一声“妈”;李又往其心脏部位打了一下,这个叫“彭丫头”的小女孩就瘫在地上,再没醒来。李自去睡觉了。次日上午,李志英将女儿的衣服解开,用菜刀将尸体剖开,将其肺、肝与心炒来吃了,而后又去借了顶罐,将尸体砍成几小块煮起,准备中午再食。后被路过的生产队长发觉,扭送到了公安机关。她后来交代说,她不是故意要将女儿打死的,但之所以将女儿失手打死了还要吃她的肉,是因为自己太饿了,伙食团已几天未给她饭。(另一个原因是李志英自己没讲,被别人揭发出来的。就在吃女前的一个月,她就听说“人肺可治肿病”,于是邀约邻居去将他们伙食团一个无人掩埋的死人弄来吃,但被邻居拒绝。)她承认自己这样做是有错误的,希望法院能原谅她。

(我在检察院另一份材料中发现,该县一位有高中文化的地主分子于60年2月[即李志英食女后的一个月]将一死人的肉弄来吃了,还对旁人说,人肉吃了可以治肿病。材料上未提他是怎么吃的,也未说他因此受到什么刑罚,尽管可以料想,他作为地主分子肯定早已备受折磨。有没有文化、是贫农还是地主,这些人类的次生界限已被阳间还是阴间这条生死线所遮盖。在活人都顾不过来的情形下,吃死人也就算不得什么弥天大罪了——当时只是说这位地主分子“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

我们也许应该痛心地指斥食女而不知耻不知罪的李志英是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和道义;不过,我们更要看到,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因为他还能有饭可吃。而仅仅是饥饿,极度的饥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重新还原为动物。饥饿是远比人性强大和可怕的力量。我在乡间进行口述史访谈时,农民们回忆起那些岁月时常说一句话:“要脸面的就活不了命,没羞没耻的才不挨饿”。的确,在饥肠沽沽、哀鸿遍野的时候,也是“人皆为盗贼”的时候。

盗窃、诈骗和偷杀牲畜成了1958—1961年的中国农村的主要犯罪类型。云阳县在这四年间共起诉了842件各类案件,其中仅盗窃与偷杀牲畜案就有323起,占了其中的38.4%。在此非常时期,猪、牛、羊统统遭了“人瘟”。人的残酷性首先表现在对牲畜特别是母畜上。1959年7—12月,全县有193支牲畜被偷宰,40支被借故私宰,47支被毒死、勒死或打死,15支被饿死、掀下岩跌死、掀入水池或粪坑淹死。总之,在弄死牲畜上什么手段方便就用什么手段。至于说那些年的小偷小摸,就几乎成了普通农民的共有经历。尽管他们现在回忆往事时有的承认“也去捡了些可以吃的东西”,更多的则予以否认,但没有谁说“办伙食团的时候”自己能吃饱的。连续几年在伙食团都饿肚子,而终究能活下来,这说明回忆者多少还是各有其活命的办法的。而那些循规蹈矩、不偷不骗、体质衰弱的人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殉葬品。(成分不好也是遭灭顶之灾的一个导因。高阳公社杨柳区队一个晏姓富农全家饿死了5口人,只有一个7岁的儿子幸存下来。)

云阳县1958年以前每年都还搞一个非正常死亡的统计分析表,但从1959年起,就再也没有进行非正常死亡的统计了。我们只能从人口统计中得到如下的数据:从1957年到1961年,云阳县总人口减少了92405人,其中农业劳动力减少了30579人。

在云阳县数以万计的非正常死亡中,除了饿死的外,还有一大批因偷盗被活活打死的。当时在农村中,只有一种人是不会挨饿的。他们非但不挨饿,而且还有打人致伤、致残、致死的力气与乐趣。这就是某些明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智慧和生存哲学的基层干部以及围绕他们转的积极分子们。我曾向当时一位以民兵连长资格代理村支书的人问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你们那时也挨饿吗?”他顿时有些不以为意地笑了:“哪有饿死支部书记的道理?”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开一个小灶。他们自己偷偷吃得肚肥肠圆还不说,竟又还特别恨那些因吃不饱而小偷小摸的普通农民们。就是这位如今笑谈伙食团的马连长,亲自动手或指使积极分子将5人当场打死或打后致死,逼死1人,打残2人,而村民中挨过不同程度的打的多达59人之多。许多年来,村里人一提起马连长就不寒而栗。(尽管他因此坐过一段时间的牢,但不久就被释放回家了。此后多年,他一直为自己的“冤案”而上访,希望恢复自己的党籍。现在他一家在村里有三栋最漂亮的小楼,是村里的首富。)

象马连长这样草菅人命的基层干部在全国都远不是个别的。最高人民检察院1960年专门呼吁各级检察机关要与“严重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作斗争”。云阳县61年6—7月这两个月,就发生了基层干部打死人、逼死人、打残人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17起,其中共打死、逼死12人。但农村干部因打死人而坐牢的仅是少数。云阳县1958-1961年间起诉的842起案件中,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只有48起,仅占其中的5.7%。饥饿将老百姓逼到了生存的边缘线上,逼到了人性崩溃的极点;同时,也将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权威抬高到了空前的地步,将人对人的仇视、压榨和摧残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农民对干部的任何一点拂逆和不满都可能直接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于是,饥荒的岁月也就成了奴性肆虐、人心似铁的岁月。马连长们何止是不会挨饿,他们实际上是那个蛮荒时期蛮荒王国的国王———多少村民的生死命脉都完全操持在他们手里啊!云阳县当时有位公社党委书记叫张步轩,他掌管的公社名为“太平公社”。就是这位太平公社的一把手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捉住小偷,象打野猪一样跟我整,整死了不抵命。”同时,他还指使下面安“孔明枪”来打小偷,并私设监狱。公社干部谁若对小偷打罚不严,就要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后来工作组发现,仅1960年春天到该年9月的时间里,就有769人挨过毒打,有39人被打死、逼死,有21人被打残打伤,打后被迫逃亡的74人,还有270户(即总户数的35.9%)被罚过款。有一个叫杨群尤的女社员,因偷吃红苕种被生产队长抓住后,与其还未成年的儿子刘永富被捆绑起来用扁担毒打。行凶者将杨群尤的粪便打出来后,竟迫使杨的女儿将粪便喂在刘永富的嘴里吃了。同时,还将杨家全部的家财一搂而空。当晚,杨群尤上吊自缢,其女于第二天上午被气死,活着的两个小孩刘永富与刘永贵日无衣服换洗,夜无被盖取暖,整天痛哭流涕。在张步轩治下的公社,仅1959年就死了1616人。社员底下喊张步轩是“张老虎”,比1949年前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还要让人害怕。(张步轩虽于60年7月被捕,但不久就出狱了。后以干部的身份回到他的家乡,安度完了他高寿的余生。)

人们常说“食色,性也。”但在食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多少人能顾上性了。这正是古人所说的“饥饿起盗心,饱暖思淫欲。”在云阳县检察院58—61年起诉的案件中,与数不胜数的盗窃案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强奸案屈指可数。这四年只起诉了35起强奸案,仅占起诉案件总数4.2%。极度的饥饿可以减少强奸案的发生,这恐怕是大饥荒所带来的唯一的社会益处吧。但与此同时,人们正常的性活动也大大减少了。一位过来人对我说,那几年人们很少干那种事,因为实在是没有精力和体力。农村那几年的出生率特别低,出生的孩子夭折的特别多,存活下来的多半体质也特别弱。空前的饥饿带来了空前的禁欲,畸形的岁月产生出畸形的人口。而62年后开始持续十余年的人口高峰又成了对大饥荒时期被强抑的生育需求的畸形补偿。

如果说监狱外的自由人尚且饿着肚子,那进了监狱的犯人就更是难以维生了。那几年由于粮食严重供应不足,而劳动强度又很大,加上管教干部随意打骂、卫生居住条件差等因素,死亡象流行病一样席卷了各个监狱,以至于到后来狱方不得不将大量老弱病残犯人和劳教分子清退出狱,以降低监狱的死亡率。四川省万县地区各监所1959年上半年已清退了858名人犯出狱,但在9—11月之间死亡人数仍高达701人,比1—8月死亡的448名上升了56%。梁平县一个劳改农场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7月就死亡了犯人498名,平均每月60多名,占全部收押犯人的40%以上,而60年6—7月病犯达300多名,占当时在押犯人的一半多。这个农场的犯人几乎是非死即病。由于死人太多,常常是三、五个或十几个塞在一个坑里,有的头部和手脚都露在外面,有的衣服也被剥光。有位女犯生前向干部提的请求是:一是死后不要将衣服脱光;二是坑挖深些,土盖厚些;三是不要与男犯埋在一起。云阳县有的犯人吃不饱饭,就把死麻雀和已腐烂生霉的骨头捡来吃。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曾这样写道:“当你作为国家一个腐烂的细胞死去的时候,你甚至失去了临死前咒骂它一句的快乐。”

在西方,“奥斯维辛以后”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哲学家阿多尔诺更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论题:“奥斯维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但在中国,居于主流的意识形态至今不敢正视这段苦难的岁月,他们暗地里期盼着大家早日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不过,人们也自有官方所褫夺不了的社会记忆留下——我将永生难忘村民们说起“吃伙食团的时候”那种余悸未消的恐怖、悲凉和哀叹的表情。它将作为我们这个民族最深重的苦难记忆永铭人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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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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