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民主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9 次 更新时间:2016-12-19 13:28:40

进入专题:   民主   自由   公权利   私权利   代议制民主  

马岭 (进入专栏)  

  


   摘 要:  民主与自由关系密切,但不能等同。实行民主是为了保障自由,其本身也需要自由的辅助。公权利比私权利距离民主更近,它本身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民主选举、民主监督都不完全属于权力、而主要属于权利范畴。民主与自由可能和谐,也可能冲突,民主机制本身可能构成对自由和权利的压制,还可能出现多数人暴政;自由有时也可能妨害民主,如对私权利的沉溺使人们对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漠不关心,而失去分寸的自由也会使民主陷入僵局。

   关键词:   民主;  自由;  公权利;  私权利;  代议制民主

  

   一、民主与自由的区别

  

   虽然民主与自由有密切关系,但民主不是自由,自由也不是民主,民主与自由是两个概念。

   民主的主体是许多人(全体或大多数),自由的主体是个人;民主是众人为公共利益决策,如决定一项立法、决定某项公共设施的建设、决定战争与和平,自由是为自己做决定,如我是否要对某问题发表言论、是否参加某次集会、是否需要迁徙、是否信教,是否要加入某团体、报考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职业等等;民主属于权力范畴,自由属于权利范畴;民主姓“公”,自由姓“私”。

   达尔教授在“民主是什么”的图示中列出了5项: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1]笔者认为,其中“有效的参与”基本属于表达自由(让其他成员“知道”其看法),属于权利范畴,“投票的平等”是决定权(力),“充分的知情”属于知情权(利),“议程的控制”是程序性权力,“成年人的公民资格”是参与民主的权利主体之条件,因此只有“投票的平等”和“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完全属于“民主”的内容,其余三项基本上都是民主的条件,是权利问题而非权力问题。

  

   二、民主与自由的联系

  

   民主需要自由,自由也需要民主,实行民主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而民主本身又需要自由的辅助,总体上说,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

   (一)民主与公权利、私权利的不同关系[2]

   自由是一个体系,涵盖了许多不同的自由,其中有些自由与民主关系密切,有些与民主关系疏远,前者如选举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监督权等,它们基本属于公权利的范畴,后者如人身自由、劳动权、救济权、人格权等,它们大体属于私权利的范畴。私权利纯粹是为自己的利益做决定,与公共利益基本无关,公权利虽然也是决定自己的行为,但这一行为往往与公共利益有关,如对某社会问题是否发表言论以及发表什么言论,是否要参加一次反战的集会、选举谁做为代表进入议会等。[3]因此并非所有权利都与民主有关,而是权利体系中的公权利才与民主有关。但“有关”并不是“等于”,不能说公权利就是民主,虽然公权利针对的是权力,但公权利本身显然不是权力,公民拥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只是“讨论”公共事务,并不能“决定”公共事务,公民的意见可以极大地影响公共决策,公共决策要充分考虑民意,但公共决策通常是政府作出的,而不是公民作出的。如果公民们能够就公共事务作出决定,即全民公决,那才是民“主”(公民作主),但也仅仅是民主而不是自由,自由是民做主之前对公共事务的了解(知情权)、发表意见(言论自由)等等。公权利是实现民主的条件,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如果对一件事情连自己的看法都不能表达,怎么可能对该事情做主?没有信息公开,没有充分的意见发表,没有开放的讨论,仅仅是“民”做主(投票),不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大多只是一种被架空的伪民主。

   如果说公权利与民主有密切关系,它更多地体现了权利者的“意志性”,那么私权利则更多地体现了权利者的“利益性”,它们与民主关系较为疏远,大多表现为一种间接关系,如公民的受教育权落实的越充分,越有利于民主的实现;公民的就业越有保障,信仰越自由,人身越安全,参与民主的积极性就可能越高;在我国目前的一些地方,私权利受到太多压制也促使人们产生对公权利的强烈需求,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是要求保障健康等私权利)。民主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的私权利,也只有民主才能更好地保障个人的私权利,“生存、食宿、健康、爱情、尊重、安全、家庭、朋友、满意的工作、闲暇,等等,几乎人人都需要。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模式,彼此不太可能相同。我们的需求能不能满足,满足到什么程度,取决于选择的自由,……民主,与人类曾经设计的其他任何政治体制相比,为这种自由和机会提供了最好的保护。”“专制统治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疾病、饥荒和战争毫不逊色。”在20世纪30-50年代,苏联“有数百万人因政治原因被捕入狱”,2000万人受到残酷迫害;希特勒对集中营里600万犹太人进行了疯狂杀戮,“还有不计其数的反对派、波兰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以及其他他希望灭绝的团体成员”被迫害致死;“红色高棉在波尔布特的独裁领导下(1975-1979),屠杀了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4]……而这些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民主国家并非完美,但它比其他类型的国家能更好地保障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能给公民们带来更好的就业环境、更多的医疗健康保障、更高的教育水平,更持久的富裕和繁荣,而专制体制往往不能。[5]但民主与私权利之间的这种关系仍然是相对间接的,民主与公权利之间才是非常直接的关系,二者间甚至具有一定的重合,可以说公权利本身就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二)公权利与民主的密切关系

   公权利基本可以概括为选举权和监督权,这与代议制民主中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两个环节刚好是吻合的。代议制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三部分,其中真正属于权力范畴的是民主决策,而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中都有大量的权利属性——民主选举是公民通过选举权的行使产生权力人,进而构建国家的权力机构,民主监督是公民通过行使监督权实现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它们一前一后形成了对民主决策的夹击,这既是权利(公权利)对权力的夹击,也是权利(公权利)对民主的辅助。有学者认为,“权利是民主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主体制内在地就是一种权利体制。权利是民主统治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种建筑材料。”[6]笔者认为此处的权利应是指公权利,此处的民主应是指间接民主,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权利”通常就是指这些具有民主色彩、在民主过程中运作的公权利,有些民主权利(如选举权)“既是民主定义本身的一部分内容,又是民主的一个前提条件”,[7]有些民主权利(如监督权)也是“民主定义本身的一部分内容”,但不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而是民主的后置性保障措施。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共同构成了代议制民主,这可以说是对古代直接民主的一种重塑,是将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运用到人数众多的大国后所作的创造性发挥,是民主在新时代下的与时俱进。间接民主对直接民主的这种取代,其内在的变化之一就是民主中加入了大量权利因素,选举权和监督权都是权利,但又都是代议制民主的组成部分。

   选举权和监督权都只存在于代议制民主中,在直接民主中是不需要选举和监督的,但不论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都需要言论自由,然而言论自由在其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如言论自由在直接民主中,主要表现为民主决策前公民们的自由讨论,讨论过后由讨论者进行表决,即我们讨论,我们决定,此时我们讨论中的言论自由与后面的决策权力紧密联系,可以说浑然一体,因此这里的言论自由可以视为民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即使这种讨论也仍然是言论自由,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仍然与后面的表决权不是一回事)。在间接民主制下,公民的言论自由也可以是民主决策前的自由讨论,但讨论过后不是由讨论者进行表决,而是由代表或官员们进行表决,我们在讨论中的意见只是他们表决时的参考,即我们讨论,他们决定,此时我们的言论自由与他们的表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权利(言论自由)与权力(决策权)的主体是分离的,他们决定时要考虑我们的意见,但他们不是我们,因此这种模式使他们在决策时可能忽视我们的意见。在直接民主制下很难想象我们不讨论就直接决定,但在间接民主制下,我们不讨论他们就直接决定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代议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代表们是否变质,是否还能代表民众。而保证代表与选民之间密切联系的主要是选举权、罢免权,而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直接民主制下是民主决策的一部分,在间接民主制下却通常只能在决策前为决策提供参考,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决策后对决策的评议,属于事后监督,是监督权的一种实现形式,当然也包括在民主选举中的自由讨论。[8]

   选举权是代议制的基础,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代议制民主,但选举权不是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是民主决策,[9]民主选举只是选出民主决策的人,它是民主决策的前提,但它本身不是民主决策。笔者认为选举权是具有权力属性的权利,而不是具有权利属性的权力,也就是说,在选举权中,权利和权力的因素都存在,但二者并非半斤八两,而是以权利为主。[10]选举权的公权利性质以及其中的权力属性使之成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这种公民选举权相关的选民罢免权也具有这种权利(公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因而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11]

   民主监督基本上由一系列权利构成,如批评权、抗议权、情愿权、控诉权等,通常表现为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作为权利它们与权力有密切关系,而且通常只与民主权力有密切关系,在专制权力体制下,公民一般没有这些监督权力的权利。它们是权利,由公民个人行使,但不是权力,不是做主的权力,也不是监督的权力——监督作为权力属于特定的机构,如监察部门、审计部门,或属于有关机关的特定职能,如人大的监督权、检察院的监督权等,监督作为权力是他们的职责,必须履行,不可放弃。而监督作为权利则属于公民个人,监督权对他们而言具有可选择性,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可以是为了公共利益(如对官僚主义提出批评,对改革建言献策),也可以仅仅是为自己的利益(如为增加工资而集会)。[12]如果说选举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那么监督权基本上只具有权利的属性,而不具有权力属性(如具有权力属性就不仅是批评建议,而是能直接改变某一法律、政策或决定)。

由此看来,在代议制民主的三个环节中,有两个(民主选举、民主监督)都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权力范畴的问题,而主要属于权利范畴,而唯一真正属于权力范畴的民主决策,又基本上属于“官”主而非“民”主。这的确令人对“民主”有些沮丧,但这是事实。正视这种事实并不是要放弃民主,而是不宜在国家层面搞直接民主,国家层面只能是代议制民主;也不是说直接民主就应当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一定的场合(如一个村、一个单位、一个社团内)、针对一定的事务,直接民主仍然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它是中国目前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13]更不是说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是直接民主(在国家层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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