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英泽 冯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土改房屋分配及其变迁研究

——以山西省永济县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8 次 更新时间:2019-09-20 0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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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英泽   冯希  

   【内容提要】 土改时期的果实分配包括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但对土改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问题,很少关注房屋分配及其变化。土改之前,农村房屋的占有不平等,经过土改,地主、富农的部分房屋分配给无房、少房的贫雇农,初始分配之后,有的贫雇农长期居住在所分配的房屋中,有的则被地主、富农通过合法买卖、合情合“礼”的习俗,甚至借助非法手段重新获得,其中糅合了乡村传统实践逻辑,革命话语下的“反攻倒算”等复杂因素,研究房屋初始分配及其变迁过程,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整体性把握土改对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土改 房屋 社会变迁 乡村传统

  

   一、引言

  

   房屋是人们居住、生活的重要场所,不仅是家庭的物质载体、重要财富,也是祖先的记忆、家族的象征。①地处内陆的山西人“惟对于住所,却不惜巨费,建筑厦屋”。②在传统乡村社会,兴修房屋是家之大事,普通家庭甚至倾其一生之积蓄,富裕家庭则尽可能广置田宅、积累财富。房屋的规模、数量、建材等体现了家庭财富、社会地位等,同时,也可以反映家业兴旺或家道中落。作为一项重要财产,房屋可以买卖、出租、抵押、继承、转让。所以,除新建之外,购买、继承是获取房屋的主要途径,房屋拆除、重新分配亦多与此有关。

   土改以前,乡村的房屋分配并不平等。土改时期,地主的房屋与土地、牲畜、农具、多余的粮食这五大财产被没收,分配给广大农民,并颁发了土地证、房产证。经过土改,基本实现了房屋占有的平等化。

   目前学界对土改与房屋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见,相关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房屋与乡村社会分化,认为各家庭在房屋的数量、质量、形制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与不平等性,是认识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面向③,也是理解中共革命、土改的一个社会背景④;二是房屋占有与外来户入住权的研究⑤,土改时期的房屋分配,是外来户获得村庄入住权,提升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⑥三是房屋分配、变迁与农民心态研究,土改之后农民的心态发生了激烈的变化;⑦四是土改后房屋纠纷、修建、交易等。土改分配房屋后,旧主与新主两家住在一起,经常磕磕碰碰,难以和睦相处,有些拆房另建,引发纠纷。⑧有的干部则利用特权,频繁地进行房屋交易,合法买卖背后是侵占集体财产。⑨由此可知,已有成果对土改房屋分配及变迁研究虽有涉及,但缺少专门性研究,忽视了土改房屋初始分配之后,乡村社会的居住状况,房屋的买卖、承继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假定土改房屋分配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乡村住房的不平等,革命消解了乡村传统习俗;二是土改后不久,乡村新的社会分化仅仅体现在土地等生产资料方面。

   土改房屋分配在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土改时期,贫下中农分得了房屋,甚至有些家户,至今仍然居住在土改时期分配的房屋。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阅读档案的过程中发现,土改时期所分配的房屋有相当一部分后来发生了较大变化,原主通过合法、合情、合“礼”,甚至是非法手段重新获得土改时被分配的房屋,形成“屋归原主”的局面。如果细读材料,可以明显看出其中的不少案例反映了乡村传统的实践逻辑,也可以切身感受到部分案例确实符合革命话语下地主、富农对土改胜利果实的“反攻倒算”,甚至糅合了两者的因素。考察土改房屋初始分配及其变迁,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韧性,整体性把握土改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基于上述反思,本文利用村庄档案与访谈资料,探讨土改果实房屋的分配与变迁。研究发现,土改时期没收地主、富农的房屋作为斗争果实分配给贫下中农,土改以后至“四清”运动时期,作为房屋原主的地主、富农以合法买卖、合“礼”取得、合情还补、非法侵夺等形式重新获得被分配的房屋。其中,合法买卖是房屋获得者与原主基于双方平等自愿、共同商议的合法行为;合“礼”取得是房屋原主遵循乡村传统礼俗,并且受到村民广泛认可的合“礼”之举;合情还补是房屋获得者主动将房屋归还原主或是以其他形式补偿原主损失,体现情感,合乎情理;非法侵夺,即革命话语下的“反攻倒算”。无论是合法、合“礼”、合情的形式,还是非法侵夺的形式,“屋归原主”反映了土改以后乡村社会物质生活变迁的一个重要面向。然而,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阶级斗争得到强调的时候,土改时地主、富农被没收的房屋重新回归,会被视为对土改成果的严重挑战,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的重要议题。

  

   二、合法买卖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正式颁布,成为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政务院相继制定和公布实施相关的配套措施法规、政策。其中,《土改法》第二条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第二十一条规定:“地主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不合农民使用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管理,充作公用”。这些没收的房屋分配给无房、缺房的贫苦农民所有,同时给地主也保留了一份房产。经过土改,被没收和分配的房屋所有权发生了变更。房屋分配是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的重要内容。

   房屋买卖在乡村社会较为常见。土改之后,乡村的房屋交易不仅是传统的延续,而且具有法律依据。《土改法》第三十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之后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土地的权利”。⑩文件中虽未明确提出房屋的处理方式,但实际上土地证与房窑证归并在一起处理。11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出卖房屋,可以经过中间人评议公平合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赁的双方订立契约”。12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为农村土改分配房屋的正常买卖提供了合法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各个地区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通过土改,贫下中农分得了地主、富农多余的房屋。但是土改后不久,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房屋交易现象。例如,山西忻县就出现了引人注意的房屋买卖情况,“忻县143个村庄,农民共计42215户,自1949年起,已有8253户农民出卖房屋5162间,占总户数的19.5%。其中出卖房地户中雇贫农占61.7%,中农占37%,地主富农占1.3%”。13可见,作为土改分配果实的房屋,在土改之后就发生了买卖,贫雇农出卖房屋最多,其次为中农。

   山西省永济县也出现了土改分配果实房屋的交易。贫下中农分得了地主、富农多余的房屋,但是在天灾人祸、家庭条件、个人意愿等因素的影响下,一部分人出卖了所分配的房屋。永济县栲栳村卖出分配房屋的有12户,其中贫农有10户;卖房屋34间,其中贫农卖出29间。14风伯峪村合作化以后,有36户卖了65间房子,其中15户属于贫下中农,共卖出土改分得的房屋35间,超过被卖房屋总数的二分之一。15东坦朝村也有15户出现了买卖土地和房屋的现象。16碱庄村在土改后(1947年)的几年中间,全村有17户卖房卖地,共卖房屋5间,地45亩。17虽然这些被卖的房屋中有一部分是中农以及“翻身”的贫农所买,如孙常村的贫农张永昌,在1958年以前曾买过同队贫农社员孙友元的院基,18但也有一部分房屋是回到了房屋原有者的手中。

   由于缺乏全县范围的统计数据,档案资料记录的数据统计标准又不一致,我们只能分类统计贫苦农民所分配房屋被地主、富农收(买)回的情况。有的档案资料记录了被没收房屋的总户数、收回房屋的户数。土改时姚村被征收房屋的有8户,其中3户收回,占被征收房屋户数的37.5%;南梯村被征收房屋的有11户,收回户占45.45%;马铺头村土改时被征收房屋的有11户,房屋回到原主手中的有6户,占总被征收户数的54.54%;方池村被征收走房屋的有5户,3户的房屋回到了原主手中,比例达到60%。由此可见,永济县土改分配房屋回归原主的现象较为普遍,所占比例大体在30%—60%之间。19

   有的档案资料反映了贫困农民失去土改所分房屋的户数。例如,长杆村和孙常村各3户,栲栳村10户,风伯峪村15户,马铺头村33户,东坦朝村15户(该村有29户在土改中分房,失房户占到分房户的51.72%)。20

   有的档案资料只单纯记载了地主、富农收回房屋的数量。5间以下的有南郭村、碱庄村、南梯村(各有4间、5间、5间);长杆村与小朝村各有9间;小张村有13间;南湖村有15间。数量较多的有平壕村20.5间、栲栳村29间、风伯峪村35间。21

   地主、富农通过合法买卖、合“礼”取得、合情还补及非法侵夺等形式收回土改运动中被没收的这些房屋,具体情况较为复杂。

   (一)贫农出卖房屋

   传统时期,房屋作为农民的不动产之一,遇到灾荒等家庭危机,房屋经常被用来买卖或者典卖,以此换得钱粮渡过危机。土改时,贫下中农分得土改果实,大部分致力于发展生产,但也有些贫农由于种种原因而出卖土改分配果实,其中房屋占有很大一部分。贫农出卖分配果实房屋有以下几种情形:

   因病卖房。虽然土改后农民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其经济基础并不牢固,俗话说,“三场病,一场空”,一旦家中有人生病,医药费便可拖垮一个家庭。栲栳村贫农张二小,土改时分得了23亩土地和3间上房,一家人原本指望能过上好日子。不幸的是,张二小在土改后不久便得了重病,从此不能劳动,家中土地无法耕种,没有生活来源。更糟糕的是,为给他看病,家里还欠下不少外债。为还债,他卖掉了土改时分得的3间上房。22舜帝村贫农张百会的老婆病重,但家中无钱给老婆看病,无奈之下,他将土改时分得的2间房屋卖给地主姚立功。23

   因缺少生产资料,生活无法维持而卖房。土改之初,农业耕种仰赖于劳力与牲畜,若缺乏生产资料,则无法生产生活。东坦朝村有些贫农,因为缺少劳力、牲口,无法正常生产,以致家中没有生活来源,不得不出卖土改时分配到的土地、房屋以填补家用。例如贫农马福禄因缺少牲畜,有地不能种,为维持生活出卖了土改时分得的土地、房屋。富裕户薛登伦等则买回了土地、房屋。24

   因家庭破碎卖房。1950年,定远村贫农冯正全因为夫妻不和而离婚。他本身患有一些慢性病,不能干重活,前妻留下的女儿第二年也出嫁了,只剩下他一人,家庭破碎,生活无望。他将土改时分得的13亩地和3间房全部卖掉,独自到外地生活,下落不明。25

   因耕作不便卖房。土改初期,大部分农民徒步去田间耕种,耕作距离的远近影响到生产效率。风伯峪村的贫农樊喜信居于中条山的山麓地带,因为分得地主的房屋处于村庄中心地带,与自己所种土地相距较远,耕种不便,于是他将土改时分得的房子出卖,自己搬到中条山上一孔窑洞内居住。26

   因独立居住的意愿将房屋出典。土改时,一个院落的房屋可能会分配给多户人家,他们同居一院,难免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摩擦,甚至纠纷,有些贫农为了避免纠纷,会主动协调,以实现独居一院。例如,小朝村杨林娃在土改时分到没收地主薛亮的半座房院,杨林娃为了避免生活中与地主家庭的摩擦与纠纷,想要独住一院,但现金又不足,为此,1951年他将原来分到的3间厢房通过村长、党支部书记出典给薛亮,立写契约,典价为4石麦子,典期3年,用典来的款项支付房价。27

因不习惯自己生产而卖房。土改前,一些单身贫农以扛长工为生,吃住全由地主、富农负责。无论庄稼收成好坏,他们只需安心干活,便可以赚得自己的报酬,且有吃有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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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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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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