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 次 更新时间:2020-05-11 21:01:30

进入专题: 士族   民变   社会变迁   南北朝   隋唐  

韩昇  

   摘    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 逐渐远离乡村 ,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关键词:士族; 民变; 社会变迁; 南北朝; 隋唐;

  

   一 魏晋南北朝士族的乡村社会权力根基

  

   士族是汉兴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阶层, 而门阀士族政治则是魏晋隋唐特殊的政治社会形态。汉代士族与魏晋以后的士族变化很大, 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与升降》1一文中曾经做过探讨。显然, 我们不能把魏晋以后的士族视为汉代士族的简单延续, 而必须做动态的把握, 细致考察其间的变化。尤其是晋末中原丧乱, 人口大规模迁徙, 给整个士族社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旧士族阶层。高高在上脱离乡里的大士族被摧垮。其中携众迁徙逃亡者, 或者在迁居地定居土著, 形成新的房支;或者在迁居地政治斗争中衰败;部分留在当地者, 承祧宗嗣。不管哪种类型,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同以往。总体而言, 趋于衰微。

   其二, 新兴士族阶层。这部分最引人注目。在动乱中他们乘时而起, 或为聚众自立的坞壁豪帅, 或为建立功勋的军将。这个阶层人数庞大, 遍布各地。当他们有所成就、家族安定之后, 便逐渐向传统社会回归, 注重自身或后代的文化教育, 重建儒家的伦理秩序, 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声誉。

   在南方, 来自北方的大士族虽然通过扶植东晋政权而得到延续, 甚至一度膨胀到“王与马共天下”的地步2, 但在南朝宋、齐、梁、陈政权嬗替中, 曾经主宰东晋政治的士族纷纷落马, 早先不受重视的次等士族崛起于长江中游3, 大大改变了南朝士族政治的格局。在北方, 由于内乱和胡族进据中原而形成的遍地坞壁, 彻底改变了北方士族社会的形态, 大批新士族崛起, 那些远溯汉魏的老牌士族其家世承袭疑问不少, 颇有军功新贵的冒牌和同姓寒素继承门户的情况4。此变化的广度和深度, 完全可以视为士族阶层的更新。最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 在于这些士族深深地扎根于乡村社会, 左右地方政治, 形成深厚的权力基础, 使得国家政权不得不与之妥协, 获得他们的合作, 以建立统治体系5。

   士族拥有莫大的势力, 根源于其宗族聚居的大家族形态。《通典》卷3《乡党》引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说:

   文宣之代, 政令严猛, 羊、毕诸豪, 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 清河张、宋, 并州王氏, 濮阳侯族, 诸如此辈, 一宗近将万室, 烟火连接, 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 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 河南侯氏几为大患, 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 心意亦异, 若遇间隙, 先为乱阶。

   “一宗近将万室”, 并非夸大之词。国家掌握的乡村户籍, 多见大族形态, 如上引《通典·乡党》称:“后魏初不立三长, 唯立宗主督护, 所以人多隐冒, 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 谓之荫附。”而且, 这种情况其来已久, 《晋书·慕容德载记》说:“百姓因秦晋之敝, 迭相荫冒, 或百室合户, 或千丁共籍。”即使到厉行析户的隋代, 大族聚居的情况仍比比可见, 如《隋书》卷72《孝义·郭俊传》:“郭俊字弘乂, 太原文水人也。家门雍睦, 七叶共居, 犬豕同乳, 乌鹊通巢, 时人以为义感之应。州县上其事, 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诣其家劳问之。治书御史柳 巡省河北, 表其门闾。”同卷《孝义·徐孝肃传》:“徐孝肃, 汲郡人也。宗族数千家, 多以豪侈相尚, 唯孝肃性俭约, 事亲以孝闻。”也就是说, 家族聚居的形态, 是其权力的根源。隋末杨玄感起兵时, “华阴诸杨请为乡导, 玄感遂释洛阳, 西图关中”6, 就是明证。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区分。第一, 武断乡曲者并非都是士族, 强宗大姓亦多如此。豪强与士族的区别, 关键在于文化。士族能够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就因为他们掌握文化, 懂得治理国家;而豪强虽然可以凭藉势力控制乡村, 却难以对国家政治直接发生持久而强大的影响。本文特别关注士族, 是因为他们既能控制乡村, 又能影响国家政治。第二, 士族虽有文化, 却同样垄断乡党。荥阳郑氏, 天下望姓, 但“ (郑) 羲长兄白 , 次小白, 次洞林, 次叔夜, 次连山, 并恃豪门, 多行无礼, 乡党之内, 疾之若仇”7。要截然区分武断乡曲的豪强与左右政治的士族, 并非易事。

   强宗大族雄踞乡间, 武断乡曲, 地方官员不能不与其妥协, 甚至依靠他们, 才能贯彻对地方的统治。《魏书》卷40《陆馛传》载:北魏陆馛任相州刺史时, “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 以友礼待之, 询之政事, 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 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 以为假子, 诱接殷勤, 赐以衣服, 令各归家, 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 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 无敢劫盗者。”这绝非个别典型的事例。崔宽任陕城镇将时, “三崤地险, 人多寇劫。而宽性滑稽, 诱接豪右, 宿盗魁帅, 与相交结, 倾衿待遇, 不逆细微, 莫不感其意气……诸镇之中, 号曰能政。”8到了唐代, 与大姓的关系仍是治理地方的关键。《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上·王方翼传》记载:“永徽中累授安定令, 诛大姓皇甫氏, 盗贼止息, 号为善政。”显而易见, 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王朝对士族大姓的依赖程度颇高。这是我们研究隋唐历史乃至唐宋社会变革的基本出发点。

   造成士族政治长期延续有诸多原因, 最为关键者, 可以从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去探寻。

   在文化方面, 魏晋以来连绵不断的动乱, 造成国家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和学术家族化, 是社会长期分裂和士族政治经久不衰的深层文化原因。在暴力肆虐时代, 文化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突出。但是社会秩序恢复与稳定之后, 国家不能掌握文化的主导权就不能建立起新的统治意识形态, 无法形成国家认同的向心力, 难以建构以制度文化为核心的礼法秩序、伦理道德、舆论风尚, 自然也无法达成国家的深层统一和政治秩序。故稍懂历史且有抱负的政治领袖无不致力于文化建设, 确立国家的文化主导地位。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问题, 首先是政治问题。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专制集权体制下, 最容易形成精英政治的局面。和平时期, 狭窄的官吏选拔途径只能以文化为考察标准。在文化成本昂贵的时代, 具有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 便占有绝对的优势。区别士族的标准, 关键在于门第 (婚宦) 和门风 (礼法、家学) 。无论在家族或者在官场, 两者互为表里, 水乳交融, 家族重“礼法”, 仕进重“品状”, 皆本于儒家伦理, 此点至为根本。舍文化而惟取官宦论士族, 则无异于官僚豪强, 难得魏晋隋唐士族政治之神髓, 而只能对没有灵魂的士族政治社会躯壳做表面的分析, 也无法区别同宋以后官僚政治的不同特色。

   在地方势力强大的社会, 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 首先在于获得地方领袖的认同, 所谓“得人心”者, 并非如现代社会之得广大民众之心, 而是得代表地方意志之士族阶层之心。对于拥有自身社会基础、以文化相高尚的士族, 不能用武力屈服, 也不能像对待国家官吏般使唤命令, 必须通过政治与文化的手段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争取士族阶层的过程, 就是重建政治社会文明的过程, “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真谛就在于此。《北史》卷24《崔逞传》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后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 皆将来奔。至陈留, 闻 (崔) 逞被杀, 分为二辈, 一奔长安, 一奔广固。 (道武) 帝闻深悔, 自是士人有过, 多见优容。”行伍出身的北齐奠基者高欢忧惧“吴儿老翁”梁武帝9, 道理尽同。因此, 即便是仇视文化的君主也不能不屈尊妥协, 对士人爱恨交集, 既迫害之, 又不得不重用之, 演出双重变奏。

   士族对此当然洞若观火, 因此, 他们必然坚持文化的立场以自固。士族所坚守的文化, 核心是礼法学术, 亦即所谓的“士业”10, 不学无术, 不遵从礼法道德, 被称作“不修士业”, 由此可知当时判定士族的关键在于文化。注重门第, 严守礼法, 即可获得尊重, 哪怕是皇室亦感敬畏。《北史》卷24《崔传》说:“ (崔) 一门婚嫁, 皆衣冠美族, 吉凶仪范, 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妹为妃, 敕其使曰:‘好作法用, 勿使崔家笑人’。婚夕, 文宣帝举酒曰:‘新妇宜男, 孝顺富贵。’跪对:‘孝顺乃自臣门, 富贵恩由陛下’。”连皇室都担心不合礼法而被士族耻笑, 足见文化之威力。故崔敢对皇帝以门风自诩, 把礼法同富贵区分得泾渭清楚。

   士族文化凝固成的“士业”门风, 非暴力所能摧破, 亦非一时风气流转就能改变, 而具有稳定持久性。

   在经济方面, 魏晋五胡十六国士族强势发展的原因, 是社会动乱造成的经济破坏和战乱造成的宗族流民聚居。这时期出现的国有土地制度, 发轫于军事体制, 适应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离散的形势, 目的在于稳定社会和恢复生产, 具有很大的强制性。豪强大量拥有依附人口, 以及国家政权的不统一, 都在加强以乡村为根据的私家大族势力。国家和私家大姓的生产方式, 都具有封闭、强制、静态管理、着眼于解决衣食生存、缺乏同市场联系等初级经济的特点, 虽然落后, 却适应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 因而获得长期存在的基础。

   由此看来, 要彻底改变士族政治的局面, 就必须在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 根本改变士族据以强大的基础。而这两方面, 都属于社会改造长期事业, 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 魏晋隋唐士族社会的瓦解, 必须从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迁上去认识和把握。

  

   二 隋末民变历史作用的局限性

  

   魏晋南北朝为士族门阀政治时代, 殆无疑问。但是, 士族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究竟延续到何时, 则见仁见智。或以为士族政治延续于唐代11;或以为隋末大规模的民变12铲除了无数豪强大族, 故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也随之瓦解13。后一种见解立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之上, 认为“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中起着关键作用。到底隋末民变的结果如何?有必要略加考察。

首先, 我们来看看隋末反抗运动的领袖及领导权的转移。隋末民变的领袖成分十分复杂, 今举其大者约可分为三类:1.出身乡民、无赖者, 有窦建德、翟让、刘武周、高开道、刘黑闼、徐圆朗、杜伏威、辅公祏、李子通、林士弘等;2.出身贵胄大族者, 有杨玄感、李渊、李密、萧铣、祖君彦等;3.出身豪族官吏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士族   民变   社会变迁   南北朝   隋唐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253.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