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玖: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5 次 更新时间:2016-04-06 16: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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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玖  

   范文澜是一位经学底蕴极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生在研究文史风气甚浓的浙江绍兴,自幼习读经书。“追踪乾嘉老辈”,是家族对他的期望。父母的课督,叔父的鼓励,使他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经史功底。他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毕业后又在北京、沈阳、天津、河南等地高校任教,讲授经学、古典文学及文学史等。特别是他对《文心雕龙》的校勘和注释,为他赢得“范雕龙”的雅号①。范文澜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和撰述,是在1940年1月到延安以后。几年之内,他成为延安史学界的权威,在延安学术界享有盛名。中共领袖人物对范文澜非常尊重,称他为“范老”,尽管当时范文澜的年纪不过五十岁上下。范文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奉献了《中国通史简编》——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这是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努力摆脱旧学影响、艰辛探索的成果。虽然如此,旧学还是在范文澜的史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经学对范文澜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范文澜的经学成就及对其史学的影响,对于全面理解范文澜的学术,把握范文澜史学的特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范文澜的经学背景

   1893年出生的范文澜,与毛泽东同岁,与顾颉刚同庚。这个时代的人,在他们求学阶段,中国学术正处在由旧向新转变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他们是身经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代。诵读儒家经书,是他们幼时的日常科目。到了上学的年龄,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于是他们进入新式学堂就读。除了经史科目,他们还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外文等。范文澜生长在一个读书世家,虽然传统学术日渐式微,但他受传统经学的熏陶却未曾减弱。参加革命后的范文澜,对自己的过去不愿回首,但1940年,也就是他到达延安不久,他应《中国青年》之邀,依然写了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从烦恼到快乐》。从他对自己接受传统学术教育的“烦恼”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幼时受到的经学训练是极其严格的:“书房里共三个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②这是范文澜从否定传统经学教育的角度所作的回忆。但不可否认,这种严格训练,为他以后成为一个国学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晚清以至民国初期,今、古文经学都出现了大师级的学者。范文澜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本科国学门,1917年毕业。在北京大学的四年,他受到经古文家大师的熏陶,并被视为最能继承古文经学衣钵的学人。这期间,他受三个学者的影响最大,他们是黄侃、陈汉章、刘师培。此三人均属古文经学的重要学者,当时在北大讲授经学、小学、文学史等。其中,黄侃是章太炎高足,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师从章太炎,学习小学、经学,颇得章氏之法,在音韵训诂、传统经学方面卓有成就。章太炎也很赏识和器重这位弟子。由于他们在音韵学、小学方面的精深造诣,故音韵学曾被时人称作“章黄之学”。黄侃治学勤勉严谨,博达宏通,精益求精,其研究所得不是定论不轻易示人,并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著书,尝言“年五十,当著书”。意思是五十岁以后才著书立说。陈汉章是清末举人,读书很多,学问以渊博见称,学生给他取绰号“两脚书橱”。顾颉刚是他的授业弟子,陈氏为其授中国哲学史课。顾颉刚说:“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③刘师培出身于朴学世家,曾祖、祖父、伯父三代治《春秋左氏传》,尤以曾祖刘文淇的《左传旧注疏证》最为有名。刘师培少年老成,很年轻时即获大名,他在经学及《左传》方面的造诣连章太炎都很称赞。章太炎与他在东京时结为金兰,后来关系破裂,刘氏投靠清廷两江总督端方。辛亥革命后被逮,但章氏惜其才,保他获释。刘师培1914年初进入北大,主要讲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

   范文澜在回忆文章中说到北京大学时的生活及自己的治学旨趣。“那时北大的教员,我们前一班是桐城派的姚永概。我们这一班就是文选派了。教员有黄季刚(黄侃)、陈伯弢(汉章)、刘申叔等人。辜鸿铭讲西洋史,其实根本不讲课,上课就骂洋人,说只有中国才是礼义之邦。那时北大有点‘百家争鸣’。姚永概上课宣传桐城派,骂文选派。黄季刚上课就骂桐城派。”④“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范文澜是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的,民国初年,他很佩服鲁迅,经常登门拜访。但五四时期,看到鲁迅写白话小说,他深为不满,为鲁迅惋惜。他说:“‘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我甚至荒唐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了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谒见他。”⑥

   范文澜受黄侃影响很大。他继承和发扬了黄侃的学术,在南开大学任教时,为学生列出要研读的文论名著有“《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并指出“《文心雕龙》为重要,尤宜先读”,所依据的课本就是他编的《文心雕龙讲疏》。⑦在该书《序》中,范文澜特别提到黄侃对他的教益:“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⑧梁启超当时也在南开大学讲课,他对《文心雕龙讲疏》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⑨《文心雕龙讲疏》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内中征引和发挥黄侃的议论甚多,且凡引用黄侃的话,均称“黄先生曰”。据统计,“仅《原道》、《征圣》二篇,注解中引‘黄先生曰’者多达十处……其余各篇的注和述评,引用黄侃的议论多类此。又有大段引黄氏《诗品讲疏》以作参考者。”⑩其后,范文澜又在《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详加考校,撰成《文心雕龙注》,《例言》有云:“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著其姓字,以识不忘。”此书三册,上册是本文的集校,中、下册是注释。上、中册出版于1929年,下册出版于1932年。1936年开明书店合并出版。《黄侃日记》1931年3月7号提到范文澜,说“焯又借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及范《文心雕龙注》上。”(11)这说明,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出版后,寄给过他的老师黄侃。

   范文澜早期的经学观点,倾向古文经学。他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是他全面论述经学的著作,由十三章组成,依次为经名数及正义、周易、尚书、诗、周礼、乐、仪礼、礼记、春秋及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也就是说,该书“概论”的内容是《十三经注疏》中的“十三经”。旁征博引是《群经概论》的一大特征,反映了范文澜对经学史和各家观点的娴熟。范文澜对前人观点的征引,既注意全面性,又在不同观点的比较中表明自己的看法,可谓述而有作。特别是书中有不少节,直接用自己老师的成文,更反映出范文澜经学的家派特点。如内中有六节均直接采自刘师培的文章名,下署名刘申叔先生,这六节依次为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毛诗词例举要”、第九章的第十三节“左氏学行于西汉考”、第十四节“周官左氏相通考”、第十五节“左传荀子相通考”、第二十节“公羊荀子相通考”、第二十二节“穀梁荀子相通考”。第九章的第八节“左传时月日古例”,也基本用的是刘师培的观点,该节移录了“刘申叔《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诠微》”。有两节直接采自陈汉章的文章,即第一章的第五节“今古文家法”、第七章的第七节“仪礼行于春秋时证”,均在下面署名陈伯弢先生。书中多处出现的“陈先生曰”,此陈先生系指陈汉章。有时则写作“陈师伯弢”。有一节采自黄侃的文章,即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三传平议”,下署名黄季刚先生。书中的“黄先生曰”,此黄先生系指黄侃,有时直写为“黄师季刚”。有一节是专门介绍章太炎的著述,即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题目为“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这些节目的设置,一方面说明它们在范文澜看来是经学中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表明范文澜赞成师说,以继承发扬师说为己任,而不在乎研究的独断性。在没有署名老师的章节,范文澜都有自己的挖掘和发挥。

   在今古文两家有争议的地方,范文澜大都表明自己支持古文家的观点。如对于《周礼》,今文家认为是伪书,该书设立专节“周礼不伪证”,引用汪中、陈澧、陈汉章、黄侃等人的观点和论证,否定今文家的看法。最后说:“读陈先生此文,可知春秋时诸侯虽不能共秉《周礼》,而典制之遵用者,自《左传》一书观之,已多至六十证,《周礼》之非伪书,的然无疑矣。”(12)对于今文家攻击的《左传》,他引《史记》、《汉书》有关《左传》的记述和评论,表达自己的看法:“案《史》《汉》之言,昭明若此,谓左氏不传《春秋》,特汉博士嫉妒道真之辞耳。”(13)范文澜征引了刘逢禄否定《左传》的观点,接着又引述章太炎对刘逢禄进行驳斥的文字,并发表白己的看法:“章氏所云,驳诘明快,足以张左氏学者之目。”“刘歆、桓谭、王充三说,皆足正当时俗儒妄谓左氏不传《春秋》之谬。”(14)他对章太炎驳斥刘逢禄的文章非常赞成,说“章氏驳刘说极是”,“案章说甚辩,足以塞刘氏之口。”(15)在《仪礼》篇数问题上,他批评今文家皮锡瑞武断:“皮锡瑞《三礼通论》力主十七篇并非残阙不完之说,可谓武断。”(16)对于晚清今文家力攻《逸礼》,他持反对态度。他说:“清儒邵懿辰力攻《逸礼》,以为伪作。丁晏辨之曰:‘位西谓逸礼不足信,过矣!当依草庐吴氏别存逸经为允。’至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臆断,且逸礼古经,汉初鲁共王得于孔壁,河间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为歆赝作也。”“皮锡瑞辈称逸礼即非伪造,亦必孔子删弃之余,殆未必然也。”(17)当然,他对今文家的观点并不一概排斥,他对皮锡瑞的经学成果就很重视和尊重,有时还专节介绍皮锡瑞的观点,如第九章的第十八节,标题是“皮锡瑞说存三统”,第十九节的标题为“皮锡瑞说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对皮锡瑞合理的观点,他也予以肯定,如他说“皮氏论《大戴》次序合于礼运说甚精当。”“皮氏力主王制为今文大宗,其说甚是。”(18)对皮锡瑞比较正确的论断,书中也予以引述,如在第七章的第六节“仪礼读法”,他赞成皮锡瑞的看法:“皮锡瑞《三礼通论》谓‘《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合以分节,三者备则不苦其难’。”(19)

   范文澜倾向古文家是明显的,但他也具有不为家法所蔽的自觉意识。对今、古文家的不合理观点,他都进行批评。如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他认为,今文家、古文家的看法都有其偏执的一面:“今古文家之所以辩难纷纭,终古不决者,皆各有所蔽而不明因袭之理也。今文家以孔子为无前圣人,《春秋》制作,必欲归之孔子而后快。古文家以孔子全述周公旧典,若影之于形,了无意义。其实皆非也。”(20)不过,他这样对古文家进行批评在书中比较少见,在今古文的对立中,他基本上是支持古文经学。他是古文经学阵营中的一员。他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候深信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21)从他的《群经概论》看,范文澜的这个回忆实在是坦诚的自白。

  

   二、范文澜对经学史的研究

《群经概论》侧重于论,主要论述十三经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各经的名称、作者、卷(篇)数、传授过程、各经的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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