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史学史研究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23: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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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玖  

  

   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人,回族,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曾在上海文治大学、开封中州大学读书。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研治中国哲学史。后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从事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外交通史等课程的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三十多年,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研究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等,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办并主编《史学史研究》。

   白寿彝著作繁复,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中国交通史》《中国回教小史》《咸同滇变见闻录》《秦始皇》《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回回民族的新生》《学步集》《史记新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等;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中国史学史》《回族人物志》《中国回回民族史》等在学术界影响深远的著作。白寿彝逝世后,其学术传人整理编辑了《白寿彝文集》。

   他在历史学领域辛勤耕耘70年,成果丰硕;投身高等教育事业62年,桃李满天下。此外,他还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长期兼任全国人大的多个职务。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连续担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白寿彝先生出生于一个有穆斯林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白吉甫在开封和郑州开办电灯公司、饭庄、剧场等,母亲也广受敬重。这个家庭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教育,家中聘请了当地很有名的私塾先生,讲授四书五经。白寿彝幼年时期即阅读了大量的介绍科学文化的书籍。在一位开明私塾先生的建议下,他进入了由加拿大人在开封开办的圣安德烈学校。当校长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时,他回答说:我要了解世界。

   从爱国者到共产党员

   1925年,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纱厂工人顾正红,激起上海人民的愤慨。5月30日,英国军警镇压为伸张正义而游行的群众,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使白寿彝深受刺激,他与友人张铸千、赛成惕等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后,他便不愿继续留在外国人开办的学校读书,感觉那是一种耻辱。他来到上海,入文治大学学习。这时他才16岁,爱国心强烈,胸怀鸿志。他28岁时出版的《中国交通史》是我国第一部交通史专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寿彝先生在该著中写道:“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做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这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蕴含着他的爱国激情。

   白寿彝十分关心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1937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参加了顾颉刚先生组织的西北考察团,深入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对西北地区的教育问题尤为关注。他对考察工作的执着深得顾颉刚先生的赞许。民国时期,寿彝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大学任教,走的是旧学路数,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尊重的。他与几位左翼人士如楚图南、臧克家等堪称好友。他很早就关注侯外庐的研究成果,二人“神交已久”。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自觉地把爱国情怀融入历史教学工作中。他发表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等多篇论文,强调指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可能更宽广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一方面是通过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而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他关心国家发展,认为历史工作者肩负崇高的社会责任,研究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他说:“了解过去,为的是更好地了解现在,很好地观察未来,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作为回族的优秀代表,白寿彝1949年9月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白寿彝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诚为国家学术文化事业建言献策。他追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195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认真对待政治学习,晚年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依然督促党支部定时开民主生活会,并积极参加。他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党支部,各方面工作都很突出,多次被评为校级和市级优秀党支部。

   勇猛精进的学术气魄

   白寿彝是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身。此前他受著名学者胡朴安、顾实、嵇文甫、郭绍虞教泽,在燕京大学则亲炙于陈垣、张星烺、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黄子通等前辈。黄子通是他的研究生导师,指导他研究两宋哲学。他与顾颉刚交往密切,得到顾颉刚的重用和提携。顾氏让他代写有关回族问题的约稿文章,聘请他主持文通书局。民国时期,他是顾颉刚学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初入学术研究之门,白寿彝即展现出开阔的学术眼界和非凡的学术抱负。他的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组成各种专史,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他计划用两三年工夫写一本《中国哲学史》。虽然这个计划看起来不切实际,但其研究学术的勇猛精进之气魄着实可嘉。

   民国时期,白寿彝从事过多种职业,如创办学术期刊,做自由撰稿人,进入高校担任教授,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较多,但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回族史研究,他亦以回教史专家而最知名。他创办的《伊斯兰》半月刊,为《禹贡》半月刊主编的回教专号,所发表和出版的《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中国回教小史》《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等,都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不仅在民族宗教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赢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46年12月,顾颉刚接受蒋星煜采访,对中国当代史学与史家进行评论,在回答“你觉得中国现在有哪些优秀的青年史学家”时,顾颉刚提到诸多史学才俊,谈到了白寿彝的专门史研究:“治宗教史之云南大学教授白寿彝,为回教史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他既强调要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又强调要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1962年,他出版自己的论文集,选录了“解放以来所写的12篇文章”,名之曰《学步集》。之所以称“学步”,是因为这是自己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的初步成果。他在该书《题记》中写道:“在全国解放的时候,我已在大学里教了十几年历史……根本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解放后,我在党的教育、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初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处理历史问题,每前进一步都感到很大的困难,都必须付出不少的劳动和斗争。12年了,衷心有掩盖不了的喜悦,好像在历史科学领域里毕竟由一个完全不能举步的人而逐渐能学着试步了。”白寿彝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他在理论上高度自觉,明确表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1989年,在“史学史研究四十年”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现在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还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国四十年来,我们都在学。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肤浅,不那么深入。从过去接触到的情况看,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还是相当严重的。这个毛病很大。”“现在我们要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应该从头学起。经过40年间的这几个段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要比过去高了,学习的成果会比过去要好。”他非常欣赏侯外庐的治学路数,评论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领域的传播和发展中,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20年代的阶段性的标志,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30年代的标志,那么,在40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应有它独特的地位。”无论是社会史研究,还是学术史研究,白寿彝与侯外庐都有共同的学术旨趣,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追求“自得”之学。

   改革开放以后,年届七旬的白寿彝继续活跃于中国史坛,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研究所、古籍研究所,领导学术团队从事大型的学术工程建设。他自称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认为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表示自己仍将走新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无论是学术影响还是学术贡献,白寿彝都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

   宽广的治史领域

   白寿彝先生治学范围很广,他的教学和论著涉及中国民俗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交通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中国通史等。

   他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有兴趣。1929年出版《开封歌谣集》,写有《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论文。

   他对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的研究与其出身于回族有密切关系。回族人的信仰、习俗、生活习惯,他都熟知。在这个领域,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方面的成绩使得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之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的奠基者。他也因此在民国学界获得回族史专家的声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回族史研究进入一个新境界。晚年,他更是组织人力,主编了多卷本的《回族人物志》和卷帙庞大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是回族史研究的扩展。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开展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争鸣中,白寿彝就积极参加了讨论,强调中华民族的团结一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这方面的成果更多,尤以《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影响最大。他的中国交通史成就主要体现在他1937年出版的《中国交通史》。“中外交通史”是他在云南大学开设的课程,与他研究过中国交通史有关系。他说:“我对于中外交通史的兴趣,也是从写本书开始的。后来,由中外交通史而中国阿拉伯交通史,而中国伊斯兰教史,而回族史,而中国民族史,兴趣在不断地延伸。”

   白寿彝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作了研究。他读研究生之前,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研究生期间,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对朱熹的研究还使他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从而打下深厚的文献目录学功底。20世纪70年代,中央正式批准标点二十四史,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由于顾先生年老多病,实际工作是白寿彝主持的。这一规模宏大、成就卓著、彪炳千秋的学术事业,使他积累了古籍整理的丰富经验。晚年,他提出历史文献学理论,主张“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括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对历史文献学建设多有贡献。

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他在楚图南的支持下在云南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1946年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1947年发表《评(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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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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