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玖:论中国史学的垂范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2-11-02 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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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玖  

  

   摘 要:垂范精神体现了中国史学的高洁气质和崇高追求,是中国历代史家独立人格在学术上的反映,表现为史家以史明志的著述目的、以史立言的治学旨趣、以史立德的职业操守。孔子修《春秋》,司马迁撰《史记》,刘知幾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龚自珍写作《尊史》,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等,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垂范精神将史家外化的社会志向和内在的品德修养融为一体,决定了中国史学具有经邦济世、激扬正气、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功用和旨趣高远、气象宏大的特色。

   关键词:垂范精神 明志 立言 立德

  

   中国史学垂范精神是中国历代史家独立人格在史学中的反映,表现为史家以史明志的著述目的,以史立言的治学旨趣,以史立德的职业操守。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之三不朽。史家纂修史著,不仅记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之杰出人物,而且把自己对此三个方面的认识融入历史的记述之中,以垂范后世。

   一、以史明志

   (一)救乱世,明王道,复礼义

   孔子修《春秋》,开史家以史明志之先河。关于孔子的史学家地位,梁启超说:“历史学者假如要开会馆找祖师,或者可用孔子。”孔子生活在社会大动荡的春秋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礼坏乐崩,邪说暴行并起,社会秩序混乱。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述史来彰显王者之道,辨明人事之纪,明是非,辨善恶,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春秋》寄托了孔子的治世理念和政治志向。

   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尊礼义。他认为,治国理政、立身做人,都应遵从礼义伦常。齐景公向他请教治国问题,他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春秋》以礼义作为评判史事的标准,并有其特定书法。例如,吴国和楚国的国君自称“王”,《春秋》则称之为“子”。按照周礼规定,唯有周天子可称王,孔子称他们为“子”,是贬斥他们的违礼行为。《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说:“天王狩于河阳。”意思是周襄王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三十五里)打猎。然而实际情况则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成为一代霸主。他在河阳会盟诸侯,并召周天子前往。孔子认为晋文公“以臣召君”,不符合君臣名分,有违礼制,不可以作为榜样,所以隐史事真相而说“天王狩于河阳”。对于违背礼制,不合礼义的行为,《春秋》皆加以贬斥。《春秋》“隐公四年”载有“卫州吁弑其君完”事,“桓公二年”载有“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事。州吁、华督分别是卫国、宋国的大臣,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按《春秋》书法,臣杀君、子杀父,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故用“弑”字以示贬斥。《春秋》书法蕴含了孔子深刻的政治理念。

   孔子修《春秋》,寓褒善贬恶于历史叙述之中,以表明尊王道复礼义治乱世的远大政治志向。孔子的以史明志之举,颇受后世学者的赞誉。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壶遂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二)辨天人,通古今,立史家之言

   司马迁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辨天人、通古今,立史家之言,是司马迁的著史志向。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学真正成为“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可谓自司马迁始。

   司马迁在辨天人、通古今方面,均表述了自己的认识。在“究天人之际”方面,他谈人事而不避天,然而认识天人关系的立足点则在人事上,天的神性意义已经淡化。司马迁分析夏殷周三代历史演变的原因,常谓之天命使然,但他所说的天命蕴含了对德治与民心关系的认识,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只有施行德治,得民心,才能得到天命,否则就会失去天命。秦汉之际,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项羽临死前悲叹地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对项羽败亡的看法则不同。他说,项羽亡秦之后,权倾天下,然而他背弃约定,放弃关中要地,思念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他以自己武力强大、战功显赫而妄自尊大,任凭自己的才智性情行事而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临死前还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于天意,这就很荒谬了。在通古今之变方面,司马迁或从王朝更替或从历史阶段变化方面,阐述了古今之间的联系,表述了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点。司马迁重视从古今之变中寻求天下成败兴坏之理,提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等深刻的见解。他还意识到人类求富之情与人类礼义之理互为联系,并且对统治者德治与百姓求富欲望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的论述。在历史编纂方面,司马迁也有重大的创获。他融会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于一书,撰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

   司马迁著史明志,立史家之言,其所撰《史记》无论在历史编纂方面抑或在史学思想方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晚清时期,民族危机加剧,史学家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极为关切,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大力宣扬“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爱国精神,魏源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之一。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曾任江苏兴化县知事、高邮知州,政绩受到时人赞誉。由于晚清时期政治黑暗,魏源在仕途难有大的作为,所以他著书立说以明其远大志向。魏源的著作很多,其中《海国图志》一书最能反映他的志向和爱国精神。

   清朝自开国以来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懵然无知。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一再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谕旨:“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何职?”在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后,清朝统治者仍自我麻醉,继续做“天朝上国”的美梦。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们认为,清朝的腐败以及国人对外国的无知是造成鸦片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他们大声疾呼要了解外国的情况。在此背景下,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的。魏源与林则徐是好朋友,林则徐把《四洲志》等资料交给魏源,嘱咐他继续修撰。魏源不负所托,于1842年冬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7年扩充为六十卷,1857年又扩充为一百卷。

   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针对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西方科学技术,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视为“淫巧之为,荡人心志”的观点,魏源坚定地予以驳斥。他说:“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使国家强大起来。国家富强了,中国才能与列强并驾齐驱,而不受欺侮。《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提出了对付外国侵略的一整套策略,包括议守、议战、议款。《海国图志》还重点介绍了外国地理和历史,目的在于使国人了解世界。《海国图志》增补到一百卷时,魏源对西方的重视,从洋船洋炮、工商业,又扩大到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他赞扬美国的民主政体,称赞联邦制的瑞士为“西土桃花源”。

   如果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魏源则是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世界诸多国家的情况,把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的历史撰述,表明他胸怀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志向。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反映了这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史学家正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二、以史立言

   (一)《春秋》开修史立言之先河

   在中国史学史上,孔子修《春秋》,开史家以史立言之先河。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空言义理,不如对具体的人和事作出褒贬评论更为深刻鲜明。孔子意识到史家立言,对于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意义。他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在孔子看来,君子死后而名声不被人称述,是引以为恨的事。

   孔子修《春秋》所立之言,首先就是“正名”。孔子认为,“名不正”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以他为“正名”而不遗余力。他的学生子路曾问他:“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对之不解,甚至嘲笑他迂腐。孔子郑重地回答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在孔子看来,只有“正名”,才能根治社会的混乱。

   孔子“正名”的目的,是强调周代礼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正名”与“复礼义”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指出,君、臣、父、子,各有其名分,各有其职责和义务,名分不同,职责和义务也不同。“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在孔子看来,君臣父子都按自己的名分来做事,才符合礼义,社会才能井然有序。《春秋》就是要通过叙述历史,以具体的史事来讲明这个道理。司马迁深通《春秋》大义。他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春秋》所立之言,对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孔子修《春秋》褒善贬恶,彰显礼义,为社会治理立言,表现出一位伟大思想家和史学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二)刘知幾为史学立言

   中国史学至唐代,已有很大的发展。唐置史馆修史,开史学之新局面。不过,史馆修史虽多有成就,但也产生很多问题。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就批评了史馆修史之弊端。刘知幾,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时举进士而入仕,任左史、著作郎等职,曾在史馆修史二十余年。他熟稔历代史著,对当朝官修与私修史著也深有体察。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于是退而私撰《史通》,欲对史学作出总结性的论述。

   《史通》凡二十卷,分内外篇。内篇阐述史书体裁、体例、史料采集、文字表述和撰史原则。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对历史的见解。《史通》“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天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内容极其丰富。刘知幾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评价《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刘知幾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的对话,被誉为影响波及千年的名对,凝聚了刘知幾史学理论的精华。郑惟忠问刘知幾:“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幾回答说,史才必须具备三个专长,世间缺少这样的人,所以史才少。三个专长指的是才、学、识。如果有学而无才,就如家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箱,而让一愚蠢之人去经营,终究不能使家产增多。如果有才而无学,就像木匠石工,虽巧如鲁班,而家里没有木材斧斤,终究不能建成宫殿房屋。而且史才还要有“识”,即要有求真的精神,正直的品德,善恶必书的胆量,使骄横的君主、害人的臣子知道惧怕,这样,就如为虎添翼,好得无可复加,无人能比。倘若不是这样的人才,不可忝居撰史之位。不过,自远古以来,三个专长都具备的人是很少的。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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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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