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玖:论中国史学的垂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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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玖  


摘 要:垂范精神体现了中国史学的高洁气质和崇高追求,是中国历代史家独立人格在学术上的反映,表现为史家以史明志的著述目的、以史立言的治学旨趣、以史立德的职业操守。孔子修《春秋》,司马迁撰《史记》,刘知幾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龚自珍写作《尊史》,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等,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垂范精神将史家外化的社会志向和内在的品德修养融为一体,决定了中国史学具有经邦济世、激扬正气、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功用和旨趣高远、气象宏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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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垂范精神是中国历代史家独立人格在史学中的反映,表现为史家以史明志的著述目的,以史立言的治学旨趣,以史立德的职业操守。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之三不朽。史家纂修史著,不仅记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之杰出人物,而且把自己对此三个方面的认识融入历史的记述之中,以垂范后世。

一、以史明志

(一)救乱世,明王道,复礼义

孔子修《春秋》,开史家以史明志之先河。关于孔子的史学家地位,梁启超说:“历史学者假如要开会馆找祖师,或者可用孔子。”孔子生活在社会大动荡的春秋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礼坏乐崩,邪说暴行并起,社会秩序混乱。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述史来彰显王者之道,辨明人事之纪,明是非,辨善恶,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春秋》寄托了孔子的治世理念和政治志向。

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尊礼义。他认为,治国理政、立身做人,都应遵从礼义伦常。齐景公向他请教治国问题,他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春秋》以礼义作为评判史事的标准,并有其特定书法。例如,吴国和楚国的国君自称“王”,《春秋》则称之为“子”。按照周礼规定,唯有周天子可称王,孔子称他们为“子”,是贬斥他们的违礼行为。《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说:“天王狩于河阳。”意思是周襄王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三十五里)打猎。然而实际情况则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成为一代霸主。他在河阳会盟诸侯,并召周天子前往。孔子认为晋文公“以臣召君”,不符合君臣名分,有违礼制,不可以作为榜样,所以隐史事真相而说“天王狩于河阳”。对于违背礼制,不合礼义的行为,《春秋》皆加以贬斥。《春秋》“隐公四年”载有“卫州吁弑其君完”事,“桓公二年”载有“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事。州吁、华督分别是卫国、宋国的大臣,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按《春秋》书法,臣杀君、子杀父,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故用“弑”字以示贬斥。《春秋》书法蕴含了孔子深刻的政治理念。

孔子修《春秋》,寓褒善贬恶于历史叙述之中,以表明尊王道复礼义治乱世的远大政治志向。孔子的以史明志之举,颇受后世学者的赞誉。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壶遂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二)辨天人,通古今,立史家之言

司马迁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辨天人、通古今,立史家之言,是司马迁的著史志向。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学真正成为“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可谓自司马迁始。

司马迁在辨天人、通古今方面,均表述了自己的认识。在“究天人之际”方面,他谈人事而不避天,然而认识天人关系的立足点则在人事上,天的神性意义已经淡化。司马迁分析夏殷周三代历史演变的原因,常谓之天命使然,但他所说的天命蕴含了对德治与民心关系的认识,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只有施行德治,得民心,才能得到天命,否则就会失去天命。秦汉之际,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项羽临死前悲叹地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对项羽败亡的看法则不同。他说,项羽亡秦之后,权倾天下,然而他背弃约定,放弃关中要地,思念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他以自己武力强大、战功显赫而妄自尊大,任凭自己的才智性情行事而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临死前还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于天意,这就很荒谬了。在通古今之变方面,司马迁或从王朝更替或从历史阶段变化方面,阐述了古今之间的联系,表述了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点。司马迁重视从古今之变中寻求天下成败兴坏之理,提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等深刻的见解。他还意识到人类求富之情与人类礼义之理互为联系,并且对统治者德治与百姓求富欲望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的论述。在历史编纂方面,司马迁也有重大的创获。他融会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于一书,撰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

司马迁著史明志,立史家之言,其所撰《史记》无论在历史编纂方面抑或在史学思想方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晚清时期,民族危机加剧,史学家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极为关切,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大力宣扬“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爱国精神,魏源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之一。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曾任江苏兴化县知事、高邮知州,政绩受到时人赞誉。由于晚清时期政治黑暗,魏源在仕途难有大的作为,所以他著书立说以明其远大志向。魏源的著作很多,其中《海国图志》一书最能反映他的志向和爱国精神。

清朝自开国以来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懵然无知。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一再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谕旨:“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何职?”在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后,清朝统治者仍自我麻醉,继续做“天朝上国”的美梦。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们认为,清朝的腐败以及国人对外国的无知是造成鸦片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他们大声疾呼要了解外国的情况。在此背景下,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的。魏源与林则徐是好朋友,林则徐把《四洲志》等资料交给魏源,嘱咐他继续修撰。魏源不负所托,于1842年冬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7年扩充为六十卷,1857年又扩充为一百卷。

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针对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西方科学技术,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视为“淫巧之为,荡人心志”的观点,魏源坚定地予以驳斥。他说:“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使国家强大起来。国家富强了,中国才能与列强并驾齐驱,而不受欺侮。《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提出了对付外国侵略的一整套策略,包括议守、议战、议款。《海国图志》还重点介绍了外国地理和历史,目的在于使国人了解世界。《海国图志》增补到一百卷时,魏源对西方的重视,从洋船洋炮、工商业,又扩大到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他赞扬美国的民主政体,称赞联邦制的瑞士为“西土桃花源”。

如果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魏源则是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世界诸多国家的情况,把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的历史撰述,表明他胸怀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志向。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反映了这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史学家正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二、以史立言

(一)《春秋》开修史立言之先河

在中国史学史上,孔子修《春秋》,开史家以史立言之先河。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空言义理,不如对具体的人和事作出褒贬评论更为深刻鲜明。孔子意识到史家立言,对于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意义。他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在孔子看来,君子死后而名声不被人称述,是引以为恨的事。

孔子修《春秋》所立之言,首先就是“正名”。孔子认为,“名不正”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以他为“正名”而不遗余力。他的学生子路曾问他:“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对之不解,甚至嘲笑他迂腐。孔子郑重地回答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在孔子看来,只有“正名”,才能根治社会的混乱。

孔子“正名”的目的,是强调周代礼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正名”与“复礼义”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指出,君、臣、父、子,各有其名分,各有其职责和义务,名分不同,职责和义务也不同。“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在孔子看来,君臣父子都按自己的名分来做事,才符合礼义,社会才能井然有序。《春秋》就是要通过叙述历史,以具体的史事来讲明这个道理。司马迁深通《春秋》大义。他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春秋》所立之言,对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孔子修《春秋》褒善贬恶,彰显礼义,为社会治理立言,表现出一位伟大思想家和史学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二)刘知幾为史学立言

中国史学至唐代,已有很大的发展。唐置史馆修史,开史学之新局面。不过,史馆修史虽多有成就,但也产生很多问题。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就批评了史馆修史之弊端。刘知幾,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时举进士而入仕,任左史、著作郎等职,曾在史馆修史二十余年。他熟稔历代史著,对当朝官修与私修史著也深有体察。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于是退而私撰《史通》,欲对史学作出总结性的论述。

《史通》凡二十卷,分内外篇。内篇阐述史书体裁、体例、史料采集、文字表述和撰史原则。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对历史的见解。《史通》“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天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内容极其丰富。刘知幾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评价《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刘知幾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的对话,被誉为影响波及千年的名对,凝聚了刘知幾史学理论的精华。郑惟忠问刘知幾:“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幾回答说,史才必须具备三个专长,世间缺少这样的人,所以史才少。三个专长指的是才、学、识。如果有学而无才,就如家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箱,而让一愚蠢之人去经营,终究不能使家产增多。如果有才而无学,就像木匠石工,虽巧如鲁班,而家里没有木材斧斤,终究不能建成宫殿房屋。而且史才还要有“识”,即要有求真的精神,正直的品德,善恶必书的胆量,使骄横的君主、害人的臣子知道惧怕,这样,就如为虎添翼,好得无可复加,无人能比。倘若不是这样的人才,不可忝居撰史之位。不过,自远古以来,三个专长都具备的人是很少的。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反映出他把史家修养问题提到了自觉的理论认识的高度。

刘知幾对史学惩恶劝善的功能,也做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史学的劝诫功能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他褒扬直书,反对曲笔,认为直笔产生实录,曲笔制造“诬书”,倡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刘知幾所谓直书与曲笔,是历史撰述中的两种对立原则。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决定了史学的价值和命运。刘知幾深知在现实社会中史家直书之难,“欲求实录,不亦难乎”,而“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刘知幾还注意到“直书”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刘知幾认为,“激扬名教”,彰显儒家的纲常伦理,是历史撰述之要务。不过,“激扬名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歪曲史事。刘知幾把古代史家对求真与致用关系的认识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直笔”与“名教”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

刘知幾对史馆修史的弊端作了尖锐的批评:一是集体编修效率低下,编修人员过多,人浮于事;二是史官很难接触档案材料,政府对史馆馆臣管制太多;三是史馆馆臣是朝廷人员,他们往往不敢如实直书;四是监修太多,标准不统一,撰述质量参差不齐;五是一些馆臣视其职务为闲职,整日消磨时光,徒延岁月。他把这些意见写给监修国史的宰相萧至忠,请求辞去史馆之职。萧至忠见信后,非常惭愧,难以答复,但惜其才,故不许解史任。

刘知幾《史通》总揽此前历代之史,对修史机制、史著编纂方法以及史学思想,做了具有批判性的总结。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立史家之言,刘知幾的《史通》则是立史学之言。《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龚自珍为社会变革立言

嘉道年间,清朝由盛转衰,社会痼疾频发,危机四起,民生不宁。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龚自珍,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精神,为社会变革立言。龚自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兼史学家。他青年时期就关心国事,撰成著名文章《明良论》,揭露封建帝王昏庸愚昧,不知天下形势;士大夫“未尝道政事”,“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君臣上下皆昏昏然。他强调 “尊史”,倡导治史必为致用,治史必通古今究利病,成为清朝复兴经世之学的先驱。他有一首诗云:“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最后一句可谓他的人生写照。

龚自珍对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史”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史”与国家兴亡、民族盛衰、文化荣枯、人格善恶,都有重大关系。史家之责,不仅在于记事和褒贬,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心志和识见。对历史,既要做到“善入”,即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如数家珍,又要做到“善出”,即把所掌握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尽善尽美地表述出来。

龚自珍强调治史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他指出,史家要“入乎道”,从史中究明世变之道,“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积极倡导社会变革。他说,自古以来,法没有不改的,社会弊病没有不是累积起来的,社会无时不在变化,社会风气无时不在变迁。“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社会的发展,都是在不断改革中演进的。他关注社会现实,在海防和建设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对于英国殖民者的鸦片走私和侵略野心,他极为忧虑。他的朋友林则徐奉命到广东禁烟,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主张以严厉措施禁烟,整修武备,守卫海口,希望林则徐坚定意志,毫不动摇,完成禁烟重任。他著有《西域置行省议》,谈西北边疆问题,建议于西域设置行省,实行移民、屯田,注意开发边疆。这个建议在四十年后终于为清政府采纳。

龚自珍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情怀,预感到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危机。他期待风雷将起,快降人才而创造新的历史。他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与他的史学评论交相辉映,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句。龚自珍为社会变革立言,开启一代学术新风。

三、以史立德

(一)“书法不隐”

先秦时期,“书法不隐”是史家高尚史德的表现。《左传》记载了春秋中期晋国太史董狐,以及齐国太史和南史氏的事迹。他们秉持“书法不隐”而记事的高尚史德,为历代史家所颂扬。

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当时晋国的统治者是著名的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大夫赵盾辅佐他。晋灵公治国无德,赵盾屡次进谏,晋灵公不仅不听,还试图杀害赵盾。赵盾被迫逃亡,还未越过国境,晋灵公就被赵盾族弟赵穿在桃园杀死了。听到这个消息,赵盾返回了国都。晋国太史董狐记载此事,说“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上宣布。赵盾对此颇感委屈。董狐说,你是正卿(执政大臣),逃亡而没有出国境,回来不惩罚凶手,杀死君主的人不是你还会是谁呢?董狐认为赵盾的行为有违礼制,所以要承担杀君的罪名。孔子对此事发表了一番评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董狐记事,秉持史家之书法,尊周礼“正名分”之大义,所以孔子称其为“古之良史”。古代史家真正做到“书法不隐”,是需要胆识和牺牲精神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齐国太史、南史氏的故事,就是明证。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庄公,把持朝政的则是权臣崔杼。他派人杀害了齐庄公并取而代之,把所有权力集于己身。齐国太史不畏权势,不惧刀俎,将“崔杼弑其君”写在了简册上。崔杼杀了这个太史,他的弟弟又写,又被杀,下一个弟弟继续写,还是被杀。第四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终于害怕了,不敢再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光了,冒死执简前往,中途听说这件事被记下来了,才返回去。先秦史家所秉持的“书法不隐”原则,既包括对史事的如实记载,也包括对史事是非的评价。董狐维护史家之书法没有受到伤害,齐国太史维护史家的书法则牺牲了生命。他们作为“良史”,都坚持了“书法不隐”的原则。“书法不隐”反映了史家崇高的精神境界。

先秦史官类似的事迹还有很多。《韩诗外传》记载:“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可见,书法不隐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史官们自觉地遵守它,用生命捍卫它。好的政治家尊重它,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它。“书法不隐”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后来史家所褒扬的“直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二)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唐代史家刘知幾继承且发展了先秦史学“书法不隐”的传统,提出了“直书”概念。以“直书”彰显史德,反映了史家对史德认识的深化。

刘知幾《史通》有《直书》篇。在《直书》篇中,刘知幾盛赞魏晋以来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良史。他所举良史有韦昭、崔浩等等。韦昭为三国时期吴国的太史令,著有《吴书》三十卷。他坚持直书,不向权贵低头。当时吴国的掌权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此人专横,干预修史。孙皓的父亲孙和,是孙权的长子,原立为太子,后因事被废为长沙王。孙皓登上帝位后,追尊其父为文皇帝,要求将之写入本纪。韦昭认为孙和未登帝位,宜写入传,并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为此得罪孙皓,被孙皓所杀。崔浩是北魏时期的著作郎。他奉皇帝之命撰《国书》三十卷。著作令史闵湛、郗标为了讨好崔浩,请求将《国书》刻石立于路旁,以显示其直笔。崔浩赞成。这为崔浩带来杀身之祸。因《国书》对北魏祖先国破家亡之事的记载毫无隐晦,遭到北魏贵族大臣的嫉恨,他们群起对崔浩进行攻击和陷害,最后崔浩被杀。崔氏以及崔氏姻戚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尽被灭族,死者一百二十八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崔浩国史案。

刘知幾《史通》另有《曲笔》篇。他写此篇与《直书》相比较,为的是更加彰显史家直笔之高尚。刘知幾痛斥曲笔的史家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三国时期魏国的王沈,与阮籍等一起撰写了《魏书》,多为时讳而善叙事。此书现已亡佚,但在刘知幾的时代尚存。刘知幾批评此书“滥述贬甄之诏”。更主要的是,王沈作为魏国秘书监,受到曹髦的信任。曹髦谋攻司马昭,将秘密告诉他,他却立即向司马昭告密。曹髦被杀后,王沈得到赏赐,被封为安平侯。还有十六国时期后燕的董统,他撰写《燕史》三十卷,包括本纪和王公功臣列传,对后燕史事的记载极尽谄媚之能事。他上言慕容垂说:“臣闻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力劝慕容垂即皇帝位,其为学为人之卑劣,深为刘知幾所鄙视,斥责他“持谄媚以偷荣”。

刘知幾认为,直书是史家高尚品德的表现,是史家人生价值的体现,史家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精神。韦昭、崔浩无所顾忌,奋笔直书,为信史而舍身,其高尚史德一直为人们所称颂,比起王沈撰《魏书》靠歪曲历史而窃获高官显位,董统撰《燕史》以巴结权贵而盗取荣华富贵,拿九霄之上与九泉之下来比喻他们,都不足以判别高下。

从先秦时期的“书法不隐”到刘知幾的“直书”,反映了史家对史德认识的不断深化。刘知幾所谓“直书”,并不仅仅对个别史家的评价,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他提出的“直书”,是对千余年来传统史学实录思想的理论总结,是对史家人生价值的自觉反思。“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秉笔直书,方显史家的贞松之操;于国家丧乱之时,方能验证史家的忠臣气节。

(三)以史立德的理论深化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达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顶峰。对史德的论述,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生活在乾隆嘉庆时代。这一时期,学风崇尚朴学,考据学极为发达。章学诚在性情上落落寡合,中进士时已经三十八岁。他一生未做官,以为幕府修史、为地方政府修志、在书院教书为业,生活清苦。但他善于独立思考,不随风沉浮。他对中国史学的利病得失进行了总结,著有名世之作《文史通义》。

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德”概念,把以史立德的传统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他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三者兼具则更难,千古以来文士众多而良史少见,就是这个缘故。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论,是很有道理的。史书中最可贵的是史义,它呈现出来的是事实,它的载体是文辞。没有史识无法断定历史的是非曲直,表达正确的历史见解;没有史才便无法写出优美的文辞;没有史学便无法熟悉和提炼丰富的史事。不过,章学诚认为,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还没有把史学的道理说得完满。史识不是一般文士的见识,具备史识必须知道史德。何为史德?史德就是著书者的心术。

在章学诚看来,不辨心术无以论史德,不知史德就谈不上史识。章学诚的“史德即心术”论,内涵丰富,归纳起来有三个要点:第一,著史者要有宽广的视野、崇高的志向。章学诚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十分称道,认为是“千古之至文”。第二,他要求史家应意识到主观与客观的区别,谨慎地处理历史客观事实与史家主观情感的复杂关系,尽量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意图、个人情感带进历史撰述之中。第三,君子之心,贵平日有所养。撰史者要有“君子之心”。君子之心在于气平、情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平日加强自我修养。与“史德”相映,章学诚又论述了“文德”。“文德”既是“史德”的表现,又是“史德”的延伸。“文德”的要求是临文主敬、论古必恕。章学诚认为,道德修养是成为一个良史的必备条件。章学诚的“史德即心术”之论,把史家的品德修养与对历史之真的认识统一起来,达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峰。

以史明志、以史立言、以史立德是史学垂范精神在实践中的体现。垂范精神决定了中国史学具有经邦济世、激扬正气、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功用,决定了中国史学旨趣高远、气象宏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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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上卷,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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