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自汉魏迄隋唐的经学发展史上，“三礼”在儒家经学体系中的学术地位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演变。其一，“三礼学”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渐趋显要。在《春秋》学占据经学核心地位的汉代，郑玄以“礼”为宗的经学阐释体系提升了“三礼学”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著述的数量迅速增长，在各类经学著述中居于首位，“三礼学”研习与教育也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其原因当是“三礼”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并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能够为历代统治者在社会治理、社会教化、心性修养和典章制度建设方面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其二，《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学经典在礼学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也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升降变迁。《仪礼》在西汉礼学文献体系中占据独尊地位。《周礼》在新莽与曹魏时立于学官，并在东汉郑玄礼学阐释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礼记》在曹魏时立于学官，并在唐初编撰《五经正义》时正式进入“五经”序列，超越了《仪礼》与《周礼》的学术地位。其原因当是《仪礼》与《周礼》主要记述各种礼仪与官职，而《礼记》一书则较为全面、深入地阐释、揭示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以及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等，具有更重要的思想学术价值。
作 者：丁鼎，贵阳孔学堂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5年第5期，第37-44页
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典便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逐步建立起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骨架的儒家经典文献体系和相应的“经学体系”。此后，这一体系不断扩展，逐步发展出“九经”“十二经”和“十三经”的儒家经学文献体系。
汉代“五经”中的《仪礼》与其他两部礼学典籍《周礼》和《礼记》合称“三礼”。“三礼”在儒家文献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虽然《周礼》和《礼记》本来不在汉代的“五经”体系之中，但自从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遍注《周礼》和《仪礼》《礼记》之后，遂有了“三礼”之名和“三礼”之学。于是《周礼》和《礼记》这两部典籍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甚至在曹魏时期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取得了与《仪礼》分庭抗礼的学术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子监祭酒孔颖达奉诏编撰“五经正义”时竟然把《礼记》纳入“五经”之中，而把《仪礼》排除于“五经”之外。
从汉代到唐代，“三礼”在儒家经学体系中的学术地位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发展演变。这个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以“三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学”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三礼”所包括的《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学经典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升降变迁。本文拟对本时期“三礼”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学术地位的升降变迁加以考察、梳理和论述。
一、“三礼学”在汉唐经学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
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五经”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职掌儒家经典的研究、阐释和传承工作，从而建立起以“五经”为基本骨架的经学体系。
西汉时期的经学体系基本上是以《春秋》学为核心和纲领。《春秋》学是汉代的显学，在汉代经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春秋》公羊学的地位特别突出。汉武帝所实行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思想方针就是出于当时著名的公羊学家董仲舒。汉武帝所任命的布衣丞相公孙弘等也是以治《春秋》公羊学名家。正是在董仲舒和公孙弘等公羊学家的影响下，汉武帝才“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董仲舒与公孙弘所倡导的《春秋》公羊学之所以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喜好，成为当时的显学，“是因为公羊学派具有崇尚尊尊、贵元、大一统等观念，提倡礼法相济，儒法合流，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汉代朝野才会出现以《春秋》说灾异、论礼制、决狱讼的现象”。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的命题。这实际上是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代经学之所以以《春秋》学为纲，就是因为《春秋》中所蕴含的许多礼义观念就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价值标准。
当然，汉代《春秋》学并不仅是公羊学一枝独秀，穀梁学与左氏学也很发达。虽然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时只有公羊学被立于学官，但西汉中期以后，传习《穀梁春秋》者不断增多，甚至在宣帝甘露三年（前51）石渠阁会议之后，《穀梁春秋》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西汉前期，古文经《左氏春秋》一直不得立于学官，而只在民间流传。后来刘歆传习《左氏春秋》，并建议将《左氏春秋》等立于学官，但遭到当政朝臣和今文经学博士的群起反对。直到汉平帝时王莽当政，《春秋左传》才与其他古文经一起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东汉光武中兴后，《春秋左传》的学官地位虽然被废罢，但东汉时期《春秋左传》学一直非常兴盛，郑兴、贾逵、服虔就是东汉时期享有盛名的研治《春秋左传》学的经学家。
总之，整个西汉时期和东汉前期，《春秋》学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占有核心统治地位，而《仪礼》学与《易》学、《书》学和《诗》学在汉代经学体系中的地位都低于《春秋》学。这种情况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很好的反映。《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而与此同时著录了“《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其中《礼》学著述的家数和篇数虽然位列第二，但与《春秋》学著述的家数和篇数相差甚远。由此可见《春秋》学在两汉时期的强势地位。
到了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对西汉以来建立起来的经学体系进行了创新性的转化。“两汉经学以《春秋》为基本纲领，而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解群经，经学成为礼学。经学的内涵，从孔子为后王所制的价值体系，转向圣王制作、孔子整理的礼制规范”。
西汉与东汉前期，《仪礼》《礼记》与《周礼》三部礼书各自成书，分别流传于世。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遍注“三礼”，将这三部礼书融会贯通，“通为三礼”，建构起“三礼学”的学术体系。郑玄还以“三礼学”为基础，对西汉时期形成的以《春秋》学为核心的经学体系，进行了创新性的转化，建构起以礼学为中心的经学阐释系统。该系统的核心特质是以“礼”为宗，也就是以“礼”注经、以“礼”统经。具体而言，就是将汉代流传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学典籍融会贯通为一个全新的礼学系统，然后以此为本，统贯群经，从而使其经学阐释系统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也成为一个以“礼”为宗旨的价值体系。
郑玄以“礼”为宗的经学阐释体系对当时和后世的经学史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周礼》和《礼记》的地位，以至于作为《仪礼》附庸的《礼记》和不在汉代今文经典之列的《周礼》都在曹魏时期列于学官，设置了博士。这进一步体现了“三礼学”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致使整个经学研究呈现不太景气的景象，但在这样的学术文化背景下，“三礼学”却发展得异常兴盛，成为当时经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一时期，“三礼学”著述在数量上于各类经学著述中占据了首位。稽考《隋书·经籍志》，可知本时期有关“三礼学”的著述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种类经学著述的数量：《易》类著述“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卷）”，《书》类著述“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诗》类著述“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礼》类著述“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春秋》类著述“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
由上引《隋书·经籍志》所载各类经学著述的数据，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研究之盛况。《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春秋》类著述“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位居第一；《礼》类著述只有“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位居第二。相较而言，《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五经”相关著述的数量可谓发生了重大变化：《礼》类著述达到“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高居各经之首；而两汉时期盛极一时的《春秋》学著述却只有“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退居第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这个有关经学著述的统计数字虽然包括了汉人的著述，但其中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经学家的著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研究名家辈出，成果丰硕，可见此时期的礼学研究已俨然成为经学研究的大宗。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礼学”在经学体系中地位的提升，不仅表现在著述数量的增长上，还表现在历代最高统治者对礼学的研习和重视上。如曹魏皇帝齐王芳于正始七年（246）“冬十二月，讲《礼记》通”；曹魏皇帝曹髦于甘露元年（256）四月幸太学，与诸儒讲论《易》《尚书》《礼记》三经，并与《礼记》博士马照围绕《礼记》有关经文进行讨论、辩难，这些都显示出曹魏君主对《礼记》的关注和重视。两晋时期，历代统治者多研习《礼记》，并把《礼记》作为教育后嗣的教材。如晋武帝太康三年（282），皇太子“讲《礼记》通”；又如梁武帝萧衍非常重视礼学，他曾经亲自撰写了多部礼学著作，仅《隋书·经籍志》就著录了他撰作的《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和《制旨革牲大义》三卷等三部礼学著作，萧衍还曾召当时“尤明三礼”的著名经学家皇侃“入寿光殿讲《礼记》义”，由此可见梁武帝对礼学的热心和重视。
此外，南北朝各个朝代都很重视对皇室、宗亲进行“三礼学”教育，也反映了“三礼学”地位的提升。如刘宋著名礼学家雷次宗归隐庐山以后，刘宋朝廷出于对雷次宗的尊敬，专门为其建招隐馆，请他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又，陈后主在东宫时，就曾把著名经学家王元规“引为学士，亲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北朝也非常注重对皇子、诸侯王的礼学教育。北魏时元澄奏请宣武帝建四门学云：“先帝（指孝文帝）未尝不以《书》《典》在怀，《礼经》为事，周旋之则，不辍于时。自凤举中京，方隆礼教，宗室之范，每蒙委及，四门之选，负荷铨量。”这说明孝文帝很重视用礼学教育宗室弟子。又，北周武帝聘任南朝著名经学家沈重为博士，并安排其专门“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沈重为北朝著名“三礼学”大家，北周武帝对沈重的礼遇体现了其对“三礼学”教育的关注和重视。
综上所述，南北朝各代帝王对礼学教育的重视，既体现了当时礼学地位的提高，同时也是当时“三礼学”兴盛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唐代是中国古代礼制和礼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太宗贞观、高宗武后时期，以及玄宗开元、德宗贞元和宪宗元和时期，都有大规模的礼制活动。唐初修纂《贞观礼》是继《隋礼》之后对南北朝礼制实践的又一次总结。其后经历《显庆礼》的增补，到开元时期加以调整和完善，编纂成《大唐开元礼》。《大唐开元礼》以“五礼”为基本构架，体系庞大，体例严谨，是对两汉到隋唐封建礼制的总结和完善，并且促使礼制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发挥影响。
礼制建设之外，唐代礼学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太宗、高宗时期由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撰作的《礼记正义》与太常博士贾公彦撰作的《周礼疏》《仪礼疏》。这三部礼经注疏之作可谓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三礼”诠释的集大成之作，达到了当时“三礼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对后世“三礼”学术发展史产生了长远、深刻的影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礼记正义》《周礼疏》《仪礼疏》的颁行，似乎对唐五代时期的“三礼学”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此以后，唐代“三礼”诠释著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以往相比，似乎有了明显的减少和下滑，这或许也是某种学说定于一尊必然产生的不良影响。
尽管如此，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来看，唐代“三礼学”从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兴盛的。《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易》类著述“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三卷”，《尚书》类著述“二十九部，凡二百七十二卷”，《诗》类著述“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礼》类著述“一百四部……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春秋》类著述“一百二部，一千一百八十四卷”，其中《礼》学著述的部数和卷数仍然高居第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易》类著作“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书》类著述“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诗》类著述“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二十二卷”，《礼》类著述“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春秋》类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其中《礼》类著述的家数、卷数都高居第一，而只是部数比《春秋》类著述少了四部。
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礼学著作的数量，可知唐代的礼学研究依然比较兴盛，在儒家经学体系中依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汉唐礼学文献体系中“三礼”相对地位的升降变迁
从汉魏到隋唐，“三礼学”在儒家经学体系中的地位整体上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与此同时，《周礼》与《仪礼》《礼记》三部礼学经典在礼学文献体系中相对的学术地位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升降变迁。
（一）《仪礼》在西汉礼学文献体系中居于独尊地位
孔子采缀宗周遗礼整理编订而成的《仪礼》，经其弟子和后学者增补整理后代代相传。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仪礼》与其他儒家经典一起经受了一场大劫难。西汉初年废除挟书律，一些儒家学者便逐步恢复传授秦朝一度被禁绝的《礼》学，但当时《礼》书已残缺不全，只剩下由鲁人高堂生所传下来的《仪礼》（《士礼》）十七篇行于世。西汉武帝废罢诸子博士，而设立“五经”博士，其中的礼学博士就是高堂生的三传弟子后仓。
当时立于学官的“五经”都属于今文经。《周礼》属于古文经，不仅不在“五经”之列，甚至不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学派承认为儒家经典。而《礼记》则是后仓的弟子、《仪礼》学博士戴圣编纂的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汇编，本来是附属于《仪礼》的具有参考资料性质的东西，也不在经典之列。因此，在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的西汉时期，《仪礼》为经，在礼学文献体系中占有独尊的地位；《礼记》为传，而《周礼》很不受重视。
（二）《周礼》在新莽时期与曹魏时期两度立于学官及其在郑玄礼学阐释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班固《汉书·艺文志》于礼类图书中著录：“《周官经》六篇。”班固自注曰：“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大师刘歆曾于汉哀帝即位后，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列于学官。结果遭到当时今文经博士和当政的朝臣群起反对，致使刘歆的建议得不到实施。后来王莽当政，他不仅将刘歆封为国师，还按照刘歆的意见将《周礼》（《周官》）与《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立于学官，设博士，并进而以《周礼》为蓝本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官制、币制、土地制度，并实行“六筦”之法。此举大幅提升了《周礼》的学术地位。刘歆不仅推动王莽将《周礼》立于学官，而且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如两汉之际著名的经学家杜子春、郑兴与贾徽（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贾逵之父）都曾师从刘歆学习《周礼》，从而使《周礼》学在东汉时期逐步发扬光大。
东汉朝廷虽然废除了新莽时期所设立的《周礼》博士，但《周礼》学在东汉时期不仅没有荒废，而且还呈现非常兴盛的局面。这主要应归功于刘歆当年的学生杜子春、郑兴与贾徽等经学家及后世历代传人的努力传承。
此外，《周礼》学在东汉的兴盛还应归因于东汉朝廷对《周礼》的扶持。东汉朝廷虽然未将《周礼》立于学官，但把研治《周礼》及其他古文经学的专家培养的弟子“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即为古文经学家们选拔高才弟子，委任为郎官，安排在朝廷相关部门，研习传承古文经学。这实际上可谓接近立于学官、设博士的待遇，为包括《周礼》在内的古文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保证和政策上扶持。
总之，在朝廷的扶持下，在众多古文经学家的努力下，东汉时期的《周礼》学可谓欣欣向荣。据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统计，作为“五经”之一被立为学官的《仪礼》，在东汉时期研究著作只有八种。而与此同时，有关《周礼》的研究著述竟然多达十一种。据清人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统计，整个东汉时期共有三家六部有关《仪礼》学的研究著述，而有关《周礼》学的研究著述却高达九家十部，远远超过了有关《仪礼》学研究著作的数量。虽然曾、姚两家由于认定标准不同，致使统计数据有较大差别，但通过他们的统计数据可以大致了解到《周礼》学在东汉时期的发展盛况。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会通今古，遍注群经，分别为《周礼》《仪礼》和《礼记》作注，将“三礼”融会贯通，创新性地建立起一个“三礼学”学术体系。郑玄“三礼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提升了《周礼》在其礼学阐释系统中的地位。本来，在汉代经学中，“五经”中的《礼经》是指《仪礼》，《周礼》不在“五经”之数。由于郑玄非常重视和尊崇《周礼》，因而便将《周礼》提升到其礼学阐释系统的中心地位。郑玄不仅把《周礼》与《仪礼》《礼记》并列为“三礼”，而且在“三礼”之中特别推重《周礼》，独树一帜地把《周礼》排在了“三礼”的首位，确立了《周礼》《仪礼》《礼记》的“三礼”顺序，此举极大地提高了《周礼》的学术地位。
三国时期，随着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周礼》与《礼记》的学术地位日益提升，并最终取得了与《仪礼》分庭抗礼的地位，同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从此以后，《周礼》学和《礼记》学正式确立了官学的学术地位。
（三）《礼记》于曹魏时期立于学官，并于唐初进入“五经”序列
《礼记》在“三礼”中成书最晚，甚至未被《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不过，《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载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这应该是西汉礼学博士戴圣编选《礼记》的文献来源，而并非小戴《礼记》本身。
《礼记》本来不在经典之列，只是作为《仪礼》的附庸而行世，但由于它内容丰富，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因而很快便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经东汉马融、卢植、郑玄等大儒为其作注后，影响日益扩大。尤其是郑玄遍注“三礼”，并撰写《三礼目录》后，《礼记》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与《仪礼》《周礼》并列为“三礼”。
据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统计，作为“五经”之一被立为学官的《仪礼》，在东汉时期研究著作只有八种，而与此同时，本来作为《仪礼》附庸的《礼记》，有关研究著述竟然也达到了八种。据清人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统计，整个东汉时期共有三家六部有关《仪礼》学的研究著述，而有关《礼记》学的研究著述却高达九家十一部，远远超过了《仪礼》学研究著作的数量。虽然曾、姚两家由于认定标准不同，致使统计数据有较大差别，但通过他们的统计数据可以大致了解到《礼记》学在汉代后来者居上的发展趋势。
魏晋时期，《礼记》为统治者所重视，其学术地位稳步上升，甚至一度有超越《仪礼》之势。曹魏时期《礼记》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这是《礼记》首次被国家最高权力认可。从此以后，《礼记》学正式确立了官学的学术地位，日益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到东晋元帝太兴年间置经学博士，最初仅有《周礼》《礼记》博士，而没有《仪礼》博士，后因大臣荀崧力争，才为《仪礼》置博士。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礼记》的学术地位在此时已经具有超越《仪礼》的趋势。
南北朝时期，“三礼学”特别发达。南朝社会重视门阀，故尤其重视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的《仪礼·丧服》和《礼记》中的相关篇章。前已述及，南朝历代君王都非常重视礼学教育，梁武帝萧衍甚至亲自撰著《礼记大义》十卷和《中庸讲疏》一卷。北朝特别重视《礼记》学。北朝学界对《礼记》的重视程度和研习热情超过了其他二《礼》，如《北史·儒林传》载：“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由此可见当时儒生都普遍偏好《礼记》之学，经师在传授上也可能偏重于《礼记》。唐代将《礼记》提升为“五经”之一的举措，也可能与北朝重视《礼记》的学术风气有一定的关系。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五经”为骨架的儒家经学系统中各经传的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礼记》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为唐初正式把《礼记》升格为“五经”奠定了学术基础。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唐太宗为了结束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局面，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义疏》，用以统一全国经学。于是孔颖达等人有鉴于魏晋以来人们普遍重视《礼记》的情况，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义疏。高宗永徽年间又诏令诸儒对《五经义疏》进行考订、修改后，以《五经正义》之名颁布天下，同时还诏令“每年明经依此考试”，《礼记》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被升格为“五经”之一。
从此之后，《礼记》便取代《仪礼》，正式进入“五经”之列。唐代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学术局面：人们普遍重视《礼记》一书，“人皆竞读”；而《仪礼》一书，则越来越乏人问津，以致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玚在奏章中奏称：“《仪礼》及《公羊》《穀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由此可见唐代经学史上《礼记》学的兴盛和《仪礼》学的式微。
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从汉代到唐代，“三礼”在儒家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很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三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学”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春秋》学在汉代经学体系中曾居于核心统治地位，而《仪礼》学与《易》学、《书》学和《诗》学的地位都低于《春秋》学。到了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遍注“三礼”，并将“三礼”融会贯通，建构起“三礼学”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对西汉时期以《春秋》学为核心的经学体系进行了创新性转化和改造，建构起以礼学为中心的经学阐释系统。郑玄以“礼”为宗的经学阐释体系对当时和后世的经学史都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周礼》和《礼记》的地位。《礼记》和不在汉代今文经典之列的《周礼》都在曹魏时期列于学官，设置了博士，这进一步体现了“三礼学”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整个经学研究呈现不太景气的景象，但“三礼学”却发展得异常繁盛，成为一门显学，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本时期有关“三礼学”的著述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类著述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在汉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春秋》类著述的数量。
中国古代礼制与礼学演进于唐代再次出现高峰，这不仅表现在太宗贞观、高宗武后、玄宗开元、德宗贞元及宪宗元和年间朝廷所频繁举行的大规模礼制仪式，还表现在官方礼制的修订——首先是唐初继承《隋礼》的《贞观礼》对南北礼学进行了全面整合，其后又有《显庆礼》进行增补，至开元时期对两礼进行修订并最终形成《大唐开元礼》。与此同时，唐代礼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代表性成果包括太宗、高宗时期孔颖达等人撰作的《礼记正义》，以及贾公彦所撰的《周礼疏》和《仪礼疏》，这三部注疏汇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礼学诠释，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对后世“三礼学”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其二，从汉魏到隋唐，《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学经典在礼学体系中的学术地位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升降变迁。
西汉时期，作为“五经”之一的《仪礼》在礼学体系中居于独尊地位。当时《周礼》不仅不在“五经”之列，甚至不被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今文学派承认为儒家经典，而《礼记》则是《仪礼》的附庸，是附属于《仪礼》的具有参考资料性质的文献汇编，也不在官方承认的儒家经典之列。
新莽时期，刘歆不仅推动王莽将《周礼》立于学官，而且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如两汉之际著名的经学家杜子春、郑兴与贾徽（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贾逵之父）都曾师从刘歆学习《周礼》，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建立的“三礼学”学术体系，其重要特点之一是突出提升了《周礼》在其礼学阐释系统中的地位，独树一帜地把《周礼》排在了三礼之首，确立了《周礼》《仪礼》《礼记》的三礼顺序，极大地提高了《周礼》的学术地位。
三国时期的政治文化格局变动推动了《周礼》《礼记》学术地位的显著提升，二者最终获得与《仪礼》同等的地位，即都被朝廷立于学官，从而正式确立了官学的学术地位。
唐王朝统一全国后，国子监祭酒孔颖达奉诏编撰《五经正义》时，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使《礼记》取代了《仪礼》的地位，正式进入“五经”之列。
纵观汉唐时期的礼学发展史，我们认为“三礼”的学术地位之所以在经学系统中和礼学系统中发生上述两方面的发展演变，主要取决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礼学”之所以在汉唐时期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主要是由于“三礼”较之于其他经典，承载了更多的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和人伦道德观念。“三礼”能够为历代统治者在社会治理、社会教化、心性修养和典章制度建设方面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
第二，至于《礼记》学术地位的逐步提升和《仪礼》学术地位的逐步下降，也与“三礼”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或“尊其义”。“数”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在“三礼”中，《仪礼》所讲述的各类礼节和《周礼》所记述的职官制度，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而《礼记》一书则不仅陈述各种礼的形而下的“数”，而且阐释、揭示了各种礼的形而上的“义”，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等都在该书中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和揭示。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可以说《礼记》在“三礼”与“十三经”中都最为重要。这可能就是汉唐时期《礼记》的学术地位日益提升的主要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