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洪波:《西游记》为何被清代道教徒攘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5 次 更新时间:2016-03-03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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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洪波  

毫无疑问,《西游记》是佛教文本。其本事为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西天取法的历史事件,并以佛教“原罪——消业——解脱”的教义体系为基本情节模式,宗教倾向上虽然佛道并举但“重佛轻道”更为明显,因而在书写风格上清淡脱俗,字里行间洋溢佛光禅意。但是,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西游记》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脱离了佛教轨道,最终被道教徒攘夺。以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为发轫,道教徒大举进驻《西游记》,道家评本成为《西游记》文本发展主流。对此,佛教一方处置坦然,并无反击,并且主动疏远、拒绝《西游记》,由此成为佛门传统和“潜规则”。

考察佛道两教发展实际,结合《西游记》的相关描写,可以看出道教徒攘夺《西游记》并非偶然,道教化“误读”中显示出《西游记》文本演化的必然性,其中隐伏着某些宗教文化的历史线索。

§佛教徒主动放弃《西游记》阵地

众所周知,《西游记》有“亵渎圣僧”之嫌,久为佛家诟病,直接导致佛教徒主动疏远、拒绝,放弃《西游记》这块本属佛教的阵地。

因为《西游记》采纳神魔小说(一称神话小说) 的载体形式,唐僧形象被矮化和丑化。在神魔和精魅世界,唐僧作为凡人最为愚昧、软弱,与孙悟空“上天入地、莫能禁止”的无量神通相比,作为师父的唐僧黯然失色,从形象到性格几乎乏善可陈。对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文化伟人作如此颠覆性“异化”,引起佛教徒的强烈反感。这与史书记载和历代各种西游故事完全不一样,“神魔”这一体裁,对于“唐僧取经”的定型、传播是耶非耶? 功欤过欤? 值得研究。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对此学界尚存异议,这里聊备一说) 是讽刺大师,好幽默,善谐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实出于作者之游戏”,“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难免指摘时弊,揶揄佛教。如在第九十九回叙述唐僧被通天河老鼋“淬下水去”,再受“抛江”之害,影射唐僧“失信无诚”,忘却佛门慈悲和度人使命。如此“抹黑”圣僧,连“五四”新文学大师胡适都出来打抱不平,亲手改写唐僧历难九九八十一难之最后一难,增插了一则唐僧入梦割肉饲妖的好戏,旨在宣扬佛性,重塑唐僧高僧形象。(参见胡适《的第八十一难》)胡适一个局外人尚且耿耿于怀,遑论佛家弟子。

更有甚者,清初汪澹漪根据民间资料杜撰了所谓“唐僧出世”故事。唐贞观年间,海州陈光蕊高中状元,太宗皇帝金銮赐婚。在赴任江州的途中遭遇水贼,光蕊被杀沉江,其妻殷温娇被盗魁刘洪霸占。温娇被迫随刘贼冒替之官,不久生下唐僧,血书漂江。唐僧长大成人为父报仇,一家团聚,温娇为守贞节终于投江自尽。后唐僧成为高僧,主持太宗水陆大会,奉旨西行取经。这个故事中,唐僧父亲遭杀,母亲被污,“亵渎圣僧”之意明甚,父亲遭杀,尚可作威武不屈、杀身成仁一讲,至于“圣母”被污,佛教徒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人之冤仇,莫过杀父夺妻,汪澹漪用最恶毒的方式作贱圣僧,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一故事的严重性不仅在于玷污了唐僧圣僧身份,而且在根本上为佛教教义所不容。佛教悲观厌世,提倡“无生”、“来世”,以涅槃为解脱,视性欲和性行为为大罪,将其列为一切戒条之列。而作为生育主体和生命力象征的妇女,自然就被当成“性欲”的化身、淫荡的根源和邪恶的标志,而遭到“夺命妇”一类贬斥。“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住处”(《大涅槃经》),“一切女人毕谄伪”(《大般泥洹经》),认为女性是万恶之源,自身就不圣洁。《佛说阿速达经》说妇女有三恶四善,其中三恶为:

一恶者,如与惰人共居不欲作事,骂詈至暮,嗜美好斗。二恶者,如与怨家共居,不持一心向夫,不愿夫善,不愿夫成就,当愿夫死。三恶者,如与偷盗共居,不惜夫物,但念欺夫,常欲自好,不顺子孙,但念淫泆。如是死者,辗转恶道中无有出时,是为三恶。

唐僧母亲与刘洪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做了十八年夫妻。刘洪是一个好吃懒做、谋财害命的水寇,他见色忘义,杀死陈光蕊,抢夺了其官职,这样唐僧母亲便犯了“与懒人共居”、“与怨家共居”和“与偷盗共居”之“三恶”。另一方面,佛教肯定母性,认为“于自居家中,慈母最为亲”,母性中有佛性。《增一阿含经》云:“如来有大慈悲,憨念众生,遍观一切,未度者使令得度。不舍一切众生,如母爱子。”(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二) 上述妇女之恶皆在违背母性,譬如温娇因色生祸,祸及光蕊,又与杀夫仇人共居,抛弃嫡子,正是佛教所谓“夺命妇”的作为,理应“辗转恶道中无有出时”。

所以,当夹带这则唐僧出世故事的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风行,佛教徒便开始自觉疏远、拒绝《西游记》,将《西游》视为旁门邪说。近代虚云法师将个中因由说得非常明白:“世上流传《西游记》《目连传》,都是清浊不分,是非颠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玄奘法师有《大唐西域记》,内容所说,都是真实话。惟世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说的全是鬼话。这部书的由来是这样的:北京白云寺白云和尚讲《道德经》,很多道士听了都做了和尚,长春观的道士就不愿意了。以后打官司,结果长春观改为长春寺,白云寺改为白云观。道士做了一部《西游记》小说骂佛教。看《西游记》的人要从这观点出发,就处处看出它的真相。”(这段文字引自互联网,其真实性无可质言,这里仅备参考)对此,眼前还有一则旁征:20世纪80年代,央视拍摄电视剧《西游记》,所到之处倍受欢迎,却遭到一些僧寺冷遇,佛教大师赵朴初先生甚至断然拒绝题写片名,并恳切希望电视剧“为唐僧平平反,起码不要丑化唐僧”(杨洁:《敢问路在何方——我的30年西游路》)。赵朴初先生奉行的就是佛教疏远、敌视《西游记》的传统和“潜规则”。汪氏伪作影响之大、之久,由此可见一斑。

《西游记》的道教化“误读”

相对于佛教徒的主动退让,道教徒却对《西游记》充满热情,他们从一些故事情节和文字中看到了客观存在的道教内容,于是大肆阐发,所谓“钩《参同》之机,抉《悟真》之奥”,甚至不惜恶意增删、篡改,作道教化“误读”,最终将《西游记》拉入道教的彀中。

《西游记》的道教化始于清初康熙(1662—1723)年间。时有“奉道弟子”汪澹漪,倾尽全力,将《西游记》评点、篡改为《西游证道书》。关于汪澹漪的道教化意图,金陵野云主人《增评证道奇书序》中直言不讳,他说:

忽得西陵澹漪子评本,题之曰《证道奇书》,多列《参同》《悟真》等书,以为之证,及叹古人亦有先得我心者。今长春子独以修真之秘,衍为《齐谐》稗乘之文,俾黄童白叟,皆可求讨其度人度世之心,直与乾坤同其不朽。

为了实现《西游记》道教化目的,汪澹漪不择手段。除了在文本中充塞大量道教内容,他托名元初大文豪虞集杜撰了一篇《西游证道书原序》,借古人之口宣称“此国初邱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将《西游记》作者定为宋元之交全真教道祖邱处机;又附录一篇《长春真君传》,歌颂邱处机历时四载远赴雪山教化成吉思汗“一言止杀”的仁德功业,并以此暗喻唐玄奘大师西行壮举;再编撰一篇《玄奘大师行状》,揭橥《西游记》之原型。这样,将“《原序》——《长春真君传》——《玄奘大师行状》”置于 《西游记》卷首,三者连环互证,致使读者对“邱作”说和“证道”说深信不疑。应该承认,汪澹漪不愧为一个高明的图书包装策划师,从此,《西游证道书》大行其道,俨然成为首屈一指的道教典籍。后来流行的《西游记》文本,如《西游真诠》《西游原旨》《西游正旨》都是脱胎自《西游证道书》的道教评本,如刘一明《西游原旨》就明确宣称:“至于学道之法,修行应世之法,无不说尽,乃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于此三百年间,人们唯知“证道”之书,不复有知《西游记》者。

还有,《西游证道书》增插“唐僧出世”故事,对佛教徒打击最大,但却完全符合道教的教义,成为《西游记》道教化的重要一环。

作为“奉道弟子”,汪澹漪的创作思想具有道家根源。尊阳崇阴、以柔克刚是原始道家的重要思想,老子《道德经》“主阴”。《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这段话不仅是古人的宇宙观,讲天地万物的化生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朴素的女性观,“负阴抱阳”是对于女性的肯定。老子把阴放在前,阳至于后,这反映了阴重于阳和以柔克刚的思想。在《道德经》中,老子常把至高至尊的“道”同母性意识相联,以母喻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关于母性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谷神”:“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第六章)玄牝被作为生化万物的本源,这是老子对原始母性意义的极端化发展。事实上,“谷神”即是“道”的隐语式之称谓,其精髓在于强调阴柔的重要性,其中“玄牝”指的是一个“玄之又玄”的女阴。这里也体现了道家的“主阴”即女性崇拜的思想。据此,道教崇拜女性和阴柔之美,道教徒比较尊重女性,亲近女色,认为女性也可有所作为,也可以成仙成佛,乃至民间形成“采阴补阳”之类的金丹学说。

在道教典籍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利于女性的条例。比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三十九戒“不得自杀”,第十三戒“不得以药落去子”。前一条反对轻身当然包括女性,后一条反对堕胎首先指向女性。以万物化生为比照,道教对女性怀孕胎胞直到生产的神奇历程予以神圣庄严的赞颂:“三元养育,九气结形,故九月神布,气满能声……夫人得还生于人道,濯形太阳,惊天骇地,贵亦难胜,天真地神,三界齐临,亦不轻也。当生之时,亦不为陋也。”(《吕氏春秋•贵生》)

道教极言男精母血犹如日精月华,受胎不易:“五帝监生,圣母卫房,男则司命敬诺,女则司命敬顺,于是而生。”(《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解义》卷一)

所以,汪澹漪所撰“唐僧出世”故事得到了道教的肯定,道教徒并不以温娇失节水寇为耻辱。首先,殷温娇没有忠于夫君而自杀,反而委身侍贼,其行为为儒道两家规范所不容,但却符合道教“不得自杀”的教义,恋生、贪生是人之本性,值得尊重。其次,温娇在困难境遇中没有把胎儿打掉,反而恪守太白金星的重托,为了保护未来之圣僧忍辱负重十八年,这就不仅符合道教“不得堕胎”的戒律,而且是对伟大母性的彰显和弘扬,成为一曲生命诞生“濯形太阳,惊天骇地”的颂歌。最后殷温娇在冤难昭雪的时候“毕竟从容自尽”,也使自己的名节得到了最后的升华,从而得到社会文化的全方位认同。总之,正是这则“唐僧出世”故事的掺入和流传,使佛教受损,道教增光,在《西游记》这块特殊阵地,佛道两教此消彼长,为《西游记》最后花落道家奠定了基础。

道教徒攘夺《西游记》蓄谋已久

自《道德经》五千言以下,历代道经层出不穷,至明正统《道藏》卷帙浩繁,道教徒怎么会如此看重和觊觎一部佛家稗说呢?

在中国宗教史上,佛道两教多有缠夹,其关系可概括为共存、互渗、竞赛、论争。考察两教论衡实际,由于佛教教义精深,学理丰赡,逻辑严谨,论辩有力,而道教教义芜杂,修炼方法繁杂不得要领,成仙无可证实,尤其“老子化胡”一说荒诞不经,自欺欺人,不能使人信服,所以历史上佛道论衡的总体趋势是佛胜道负,佛强道弱。

一方面,道教对佛教的攻击,佛教总是能够轻易化解。如东汉时道教徒攻讦佛陀真身三十二宝相之虚幻,佛教辩解振振有词:“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马喙,文王四乳,……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牟子理惑论》)而且依旧我行我素,继续创造出观音的三十三宝相,一个比佛祖还多出一重宝相的佛教偶像。

另一方面,对于佛教的责难,道教却时常无力辩解。如佛教徒嘲讽道教成仙“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斥责辟谷“数千百术,行之无效,为之无征”(《牟子理惑论》),都不见道教之有力反击。尤其是以佛道论衡的高潮事件——离《西游记》最近的元戊午(元宪宗蒙哥汗八年即1258年,南宋宝祐六年)之辨和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十七年即1280年)之辨——来说,道教遭遇“一时落发,焚经灭板”的惨败。据元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记载:

帝(忽必烈) 曰:“僧家无据,留法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尔每常说,道士中多有通达禁咒方法,或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如此方法,今日尽显出来。”

结果“张道人(道教辩手)并无酬答。”

帝曰:“道士出言掠虚,即依前约,脱袍去冠,一时落发,焚经灭板,遣散为僧。”

对于这一屈辱历史,道教徒始终耿耿于怀,时刻寻机复仇雪恨。《西游记》正是反戈一击的绝佳机会。

首先,美化道祖邱处机。邱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府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市)人,始为“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教主,后自创全真道磻溪派、龙门派。他因西行劝化成吉思汗“敬天爱民”,创下“一言止杀”的仁德功业,被封为“神仙宗伯”,掌管天下道教。后来元世祖忽必烈不喜全真教一教独大,道教徒横行不法,尤其厌恶其所谓“化胡”之功,刻意打击道教,“至元之辨”时特设“《老子化胡经》真伪”为辩题,并以道家“掠虚”、荒诞为由,判定道教败北。《西游记》在明代中期问世,今见最早版本是万历二十年 (1592) 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本),作者佚名,“不知其何人所为”,汪澹漪乘虚而入,竭力倡导《西游记》“邱作”说,把《西游记》这部与《水浒传》“并驰中原”的奇书划入邱处机名下,其本意即在宣扬邱处机的丰功伟绩,并藉此为邱处机翻案。

《西游记》多有佛道论衡的描写。因为唐僧木讷,不善言辞,佛教一方常处下风。如第七十八回“比丘怜子遣阴神金殿识魔谈道德”描写三藏与比丘国妖道金殿论辩,白鹿道长“骨之坚修、神之最达”,出口成章,气势恢宏,攻讦佛儒,独尊道教,公然宣称“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惟道独称尊”,赢得“满朝喝彩”,唐僧“不胜羞愧”怏怏而退。本回故事本意在揭露比丘国王佞道昏庸、戕害小儿,但汪澹漪却看到了其中佛道两教的冲突,他说:

窥邱祖之意,岂真以不肖待吾党哉? 盖祖韶年访道,阅历最多,灼见夫道弱魔强,不得不汲汲为舜跖之辨。至若万寿山之镇元,玉真观之金顶,高矣,善矣,又孰敢置一喙耶? (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七十八回回评)

指出两教辩论之实,并以镇元、金顶两大仙战胜孙悟空的事实来印证道教战胜佛教。在汪澹漪看来,这一则“金殿论道”即是历史上佛道论衡的形象体现,道士力压唐僧也成为一次道教战胜佛教的美好想象。

与《西游记》“邱作”说相适应,道教徒不遗余力地吹捧宋元时代的全真教。道教自东汉后期形成,经过不断改革、发展,至宋元明三代,分宗分派十分繁复,清代,随着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崛起,道教日显衰落,失去主导地位。乾隆年间(1736—1796) 宣布黄教为国教,《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藏传佛教中诸如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的有关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并且成为朝廷固定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供世代遵循。道教作为汉人的宗教,地位随之下降;到了道光(1821—1851)年代,又取消了传统的张天师朝觐礼仪,道教再受打击。再者,明清之际,实学昌盛,西风东渐,中国社会思想活跃,文化多元,呈现前所未有的激荡、生动局面。在这一社会文化大背景下,道教徒感受到自身危机,急于将自家思想回归正统,于是借助对《西游记》的评点,以邱处机为基点,奉全真教为道教正统,不仅继续与佛教为敌,而且对道教内部各种旁门邪说进行清理、批判。如苏宁阿《悟元子注西游原旨序》认为:对于道学,“既有悟者,即有昧者”,昧者即各种旁门邪说,悟者即邱处机《西游记》。他奉《西游记》原作者邱处机和《西游原旨》评点者刘一明为“二悟子”,直谓“长春邱真人,复以事明理,作《西游记》以释厄,欲观者以事明理,俾学人易悟。悟元子刘先生《原旨》,其所未备者备,其所未明者明。使读《西游记》之学人,合而观之,一刹时间,爽然赫然惺悟于二悟子之悟矣。”(苏宁阿:《悟元子注西游原旨序》)两者珠联璧合,全真教得以发扬光大。

凡此可见,从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到乾嘉年间栖云山道士刘一明《西游原旨》,《西游记》道教化逐步深入,道教徒蓄谋已久攘夺《西游记》的意图昭然若揭,由此还显露出《西游记》文本发展的必然性和某些宗教文化的隐伏线索。

《西游记》被清代道教徒攘夺,无疑是令人诧异的文学现象,对此作理性考量,可知其并非偶然。《西游记》无端“亵渎圣僧”,导致佛教徒的疏远、敌视,所以“神魔”载体之是非功过值得研究。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对《西游记》作道教化“误读”,在道教文化上含有创建,卓有成效,是道教攘夺《西游记》的肇始者。后来之道教徒,一以既往,坚持《西游记》的道教化努力,直至《西游记》花落道家。考察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实际,可以看出隐伏其中的某些宗教文化(如佛道论衡)的历史线索,其作为评本的自身价值尚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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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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